《士不遇赋》是西汉董仲舒之作。这篇赋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大概是作者晚年所创作，借以述其志趣。有人怀疑此赋不是全文。

士不遇赋

呜呼嗟乎1，遐哉邈矣2。

时来曷迟3，去之速矣。

屈意从人4，非吾徒矣5。

正身俟时6，将就木矣7。

悠悠偕时，岂能觉矣？

心之忧欤8，不期禄矣9。

遑遑匪宁10，只增辱矣11。

努力触藩12，徒摧角矣13。

不出户庭，庶无过矣14。

重曰15：“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16，而丁三季之末俗17。

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18，贞士耿介而自束19。

虽日三省于吾身20，繇怀进退之惟谷21。

彼实繁之有徒兮22，指其白以为黑。

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23。

鬼神之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24，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25。

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26，藏器又蚩其不容27。

退洗心而内讼兮28，固未知其所从也。

观上古之清浊兮29，廉士亦茕茕而靡归30。

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

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31，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32。

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33，矧举世而同迷34。

若伍员与屈原兮35，固亦无所复顾36。

亦不能同彼数子兮37，将远游而终古38。

于吾侪之云远兮39，疑荒涂而难践40。

惮君子之于行兮41，诫三日而不饭42。

嗟天下之偕违43兮，怅无与之偕返。

孰若返身于素业兮44，莫随世而轮转45。

虽矫情而获百利兮46，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

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禀性之惟褊47。

昭“同人”而“大有”兮48，明谦光而务展。

遵幽昧于默足兮49，岂舒采而蕲显50？

苟肝胆之可同兮51，奚须发之足辨也52？”

唉，多么长久，有多么遥远。时运降临得这么迟，消失得又那么快。违背初衷而追随他人，不是我们这类人所做的。唯有端正自己的行为，等待岁月的流逝，渐渐走近生命的尽头。忧思伴随着时光流逝，何时才会醒悟？心中充满忧伤，不再奢望禄位。一生中匆匆忙碌，只是给自己带来羞辱，尽力想有所作为，反而徒劳无益，适遭其咎，只好不出家门，希望不再有过失。

结束语：“一生不能遇上夏商周三朝的鼎盛时期，却赶上夏商周末期乱世败坏的习俗。人人都希望通过狡诈去获得亨通，只有意志坚贞、行为光明正大的人才自觉约束自己。即使每日多次省察自己的言行，日常依然是小心翼翼，不敢贸然行事。社会上有不少这样的人，颠倒黑白。眼神很柔美，却不幸失明了；有能言善辩的口才，说话却吞吞吐吐。可惜鬼神不能改变人间事物的变异和乖戾，圣贤也不能使愚人改变其邪恶和迷乱。所以在外就仕不可与他们结伴同行，然自己怀藏才学，等待时机，又遭他们的讥笑排斥。只好退下，通过自省自责，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尽管这样，仍不知究竟朝哪条路走。回想上古时代政治安定或混乱时，廉正的人也孤单无依而无所归属，商汤时代有卞随和务光，周武王时代有伯夷和叔齐。卞随和务光想避世。结果投水自溺；伯夷和叔齐因避周而一起登上首阳山，采薇度生。倘若那些圣贤尚周章惶惧，何况整个社会，都陷入而迷糊，分辨不清。好像伍子胥和屈原，虽然已到了对故国不值得眷恋的程度，但仍不舍得与上述四人一样，游历到很远的地方，却依然终古思慕故国。当我们这批人谈到远游时。就会思考到路途荒僻、难于行走，因此君子竭尽辛苦，为了迅速实现自己的目的，应经常提醒自己要忍受饥渴。感叹普天下的人都违背了这个原则，让人感到竟无人可以与自己共进退。不如回到那儒学的事业上，不要再随着社会形势的起伏而轮转。虽然改变了本性就能获得百利，仍不如端正心意集中到某一有益的事业上来。很多人是受到某种压力才行动的，怎能说那是人的天性就是狭隘的？占卜得“同人”和“大有”两吉卦。“谦”卦上也说，尊者有谦而更光明正大，预示着应照此而办，应默默无闻地起步干，为何要显示才华而祈求显达？只要人在大的主要方面取得一致，哪里需要注意那些琐细的、外部的事情呢？”

此赋具体时间不详，大概是作者晚年所创作，借以表达其人格与志趣，以及其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学术界有人怀疑此赋不是全文，但是证据不足。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全赋写西汉时代特定条件下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在如今看来仍具有一定的时空穿透力，仍可见当时环境下文人那种时不待我的苦闷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一段行文豁达得令人折服，其中所充满的阴郁和不可抗拒的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汉文学史纲要》）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即位，举贤良对策，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除江都相，迁胶西相，去官，以寿终于家。在哲学上宣扬“天人感应说”，在伦理上提出“三纲五常”，开创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局面，对维护封建统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著有《春秋繁露》，后人辑有《董子文集》。赋风靡两汉，故董仲舒亦偶尔创作，今仅存《士不遇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