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耳岗属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管辖。现为木兰乡乡政府驻地。

塔耳岗位于黄陂县木兰山东北麓，离县城35公里，东北面与红安县山水相连，东南面与蔡榨镇、长堰镇接壤，西南与长轩岭镇毗邻，西北与姚家集镇交界。全乡版图面积105平方公里，东南面与蔡榨镇、长堰镇接壤，西南与长轩岭镇毗邻，西北与姚家集镇交界。全乡版图面积105平方公里，是个位处偏僻、交通闭塞的丘陵山区。

相传在很久之前，木兰湖曾是一块平地。这里土地肥沃，人杰地灵，老百姓们安居乐业。有一天，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条火红的彩带夹着一个火球从天而降，接着便是暴雨倾盆，雷电交加，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老百姓们不敢出门，只是闭门向天祈祷。一夜之间，这块平地上突兀起一峦山岗，一座山峰。从此，这里良田被毁，每年旱灾水灾不断，庄稼无收，老百姓整天拜佛祈祷，求神灵保佑，也无济于事。后来，有一位道长托梦对农夫说，那山岗是天上火龙下凡，那山头是青龙下凡，它们都是玉皇大帝的守护神，因得罪玉帝被贬下人间，这里便成了一块火龙地，是长不出庄稼和树木的。至今，这里还有一种枫树栽不活的说法呢！

后来，这里有人离家出走，有的不愿离开祖辈世代居住的老地方，就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祁求看脉镇邪。风水先生沿此地绕了几圈，说这里是龙狮相斗之地，百姓不遭殃才怪呢。要想镇邪，必须建造一座塔。老百姓就按风水先生的说法，选了一个吉日，在这条山岗上建了一座高塔，可是塔做起又倒了，接连做了几次都倒了，百姓们没有办法，又去请风水先生来，风水先生看了半天，才说这塔做的位置不对，应该建在狮子的耳朵上，才不会倒，才能镇住龙狮相斗。老百姓果真按风水先生说的去做，那塔才没有倒。从此，这里又是风调雨顺，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塔耳岗”，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木兰湖所在地塔耳岗街。

简介

历史上，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黑暗，代表帝、官、封利益的土地豪绅，长期压迫剥削着农民，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人民群众长期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逐渐广泛开展起来，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在武汉中学，湖北第一师范学堂，中华大学中学部为阵地，一面任教，一面从事革命活动，成立各种进步团体，创办各种刊物，举办各类学校。通过多种形势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反对列强，打倒军阀，提倡男女平等，传播马列主义，很多学生觉醒起来成为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和革命的鼓动者，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乡当时在武汉中学女师、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的学生方惠川、邬华章、刘慧若（女）、胡德纯（女）、戴惠兰（女）等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武汉的我乡青年工人雷绍英当时已成为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参加了我党举办的工运讲习所的学习，直接听过刘少奇、李立三等当时党的领导人的讲课，担任过武汉钢帮会的委员长、特派员。

我区贫苦劳动人民和农村知识分子，不断从回乡学生、工人和商畈口里听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极大鼓舞，这些人开始有了新的觉醒，如农村知识分子陈金台、陈宾侯以及青年农民焦恒田（又名复兴）、方庆陶等都成为后来开展革命的火种。

传播革命火种

大革命时期即1924年—1925年间，从武汉回乡的学生方惠川、邬华章、刘慧若（女）、胡德纯（女）等青年利用假期向广大劳苦大众宣传革命道理。向陈金台介绍了“二·七”惨案，中国有了共产党，工人罢工以及在武汉师生中流传着马列主义书籍的进少报刊等情况。方惠川、邬华章还以老同学的关系给陈金台等人送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新潮》等书籍和杂志，陈金台、陈宾侯等青年学生如饥假渴地学习了革命理论，茫茫默认望见了指路明灯，看到新世纪的曙光，很快在甲山经馆读书的学生中传开了，并发动组织了对陈佐泉心怀不满的陈宾侯、陈建平、陈明岐等六名学生利用霜降祭祖之机，公开向陈佐泉清算祖帐；共产党人乐景钟（三合附近人）陈华堂先后来我区沈家畈等地介绍广东陆海丰农运情况，向农民宣传反对豪绅地主的革命道路，在静山庙广佑寺、旋峰寺仙姑寺利用庙会活动机会，向农民宣传“反对列强铲除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成立农民协会”等；在黄安县搞农运工作的共产党人王鉴、江竹溪（又名竹青，均为黄陂县人）来我乡活动时（为邻界地区，同正在占家湾教私塾的陈金台取得了联系。从此，江竹青、徐书宏、陈少宏均为黄陂县人，其住址与陈金台相近）等常到塔耳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24年—1925年江竹青、王鉴先后介绍（吸收）陈金台、焦恒田、陈宾侯、方庆陶、方连伢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组织，并在塔耳地区开展农运工作，同年秋、陈金台、焦恒田、江竹青把塔耳岗河东首先先发动起来的二、三十人，召集到旋峰寺开会，成立了塔耳第一个农民协会，当时还喝过雄鸡酒表示决心团结奋斗，革命到底。继而在广佑寺、西峰寺后庙、柿子树店、柳家畈祠堂等地也成立了农协会，是时，男女入会人数已达数百人，经常捉拿土豪劣绅高帽子游行或批判斗争。

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26年底至1927年春，我地农协会的发展进入了高潮，董必武同志先后到我地大卢家、大朱湾，广佑寺等亲临指导，1927年3月在大朱湾秘密成立了塔耳区党支部，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为推翻三座大山团结奋斗，并在裁缝、窑匠，贫苦农民秘密发展党员。这时（1927年5月）曹学楷代表鄂东特委在我地（黄陂北部）组建中共黄陂县委，陈金台任县委书记，塔耳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7月间）在祠堂湾成立了塔区革命委员会，焦恒田任主席，李瑞三任副主席，雷绍松任秘书，全塔耳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打土豪的经济革命——下条子派款，也叫“肉票子”。继而陈金台在祠堂湾组建了中共塔耳区委员会，陈宾侯、吴才藻、朱焕书任正副书记，朱先保、杜子亭、张广才、方庆陶、方连伢为区委委员，郑发浩为秘书，后换为陈家和。县委书记陈金台亲自领导在我乡叫花子河召开全塔耳地区农协会大会，当时镇压了大土豪朱成祖、陈伯伦、侯训成，释放了一批积极交付款子愿意自新的豪绅。

“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以后，在董必武指导下，陈金台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同年夏，方德兴为首的三十八人在桥边湾成立了农民自卫队，以刀、矛、叉为武器，与敌人开展斗争。随着斗争的发展，在陈家大屋陈宾侯家建设立了炝炮局，制造土枪土炮，在陈家大屋成立了修械所，并将从汉口租界购买的弹药枪支拆散运回后进行安装装理，还制造“撇把子枪”，用以武装农民自卫队。农民自卫队的游击活动对实现“农工神圣”、“一切权利归农会”的斗争，镇压敢于对抗的土豪劣绅；反击前来侵犯的敌人，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七.一五”蒋、汪合流，下令解散农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革命斗争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已转入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梁立标于1927年9月10月来塔耳岗跟陈金台等一起在塔耳地区开展斗争，陈金台根据鄂东特委指示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从塔耳、磨盘、姚集、河口、夏店等地发动组织农民武装时，从北阀军下来的徐海东在河口找到县委书记陈金台，经田道生介绍，徐海东是共产党，是回乡参加革命的，陈金台当即表示正缺少军事人才。于是指派徐海东担任河口农民自卫军队长。同年11月县委又指派徐海东率领河口农民自卫军和塔耳农民自卫队部分队员去参加黄安麻城起义战斗，我参加方德兴、方德安、潘子仲、李开佑等曾一同前去参加“黄麻起义”，尚健在的有潘子仲同志，李开保同志于86年春病故。

在此期间，李先念同志曾在我地中李家读书，后到叶家田学木工，他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活动，发动青年参加共青团，成立了塔耳岗地区第一个少共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黄麻起义受挫折以后的1927年12月29日，吴光浩率领从激战中突围出来的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汪奠川、王树声、占才芳、占学道、陈再道、江竹青等七十二人，转战到木兰山、遵照省委决定，即时在雷祖殿举行会谈，将原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第七军，组织了以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为领导的党委会，全军分为三个分队，在木兰山下的车子洵以及我乡的塔耳岗、仰天寺、朝阳寺、陈秀冲、山彭湾、观音沟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我地农民自卫队（叫赤卫队或叉队）配合吴光浩领导的革命军于1928年元月23日（大年三十夜）一举打下罗家岗当铺，消灭了横行乡下的罗胜元的反对武装，并实行了开创济贫，进当不可钱，给农民分发粮食、财物。分果实的农民群众持续三、四天，络绎不绝。1928年3月返回木兰山后，为了适应当前的斗争形势，寻求歼敌良策，第七军吴光浩等领导人召开了红岗山会议，决定部队分为四个短枪队，声东击西，昼伏夜出开展济南战争，吴光浩、曹学楷、江竹青、占才芳、陈再道等人率领的手枪队，常到我乡各地开展游击活动，曾配合我乡赤卫队打击袁水知、徐水戴、方发兴等土豪劣绅。1928年4月初，曹学楷代表鄂东特委，在木兰山下的尹家冲指派曾在武汉搞过工运工作回乡的共产党员雷绍瑛为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已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召集黄陂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柳建元、陈作模、王正道（多数为敌占区人）等十多人，在木兰山祁祠顶开会，健全了机构，研究了新的斗争部署。同年四月中旬，第七军以吴光浩为道的领导人，在木兰山下的陈秀冲又举行会议，决定：“返回黄麻，组织再暴动”，“用游击战争形势号召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促进了我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1928年春，塔耳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改为革农民主政府，当时我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土豪劣绅心惊胆战，切齿痛恨，大豪绅陈佐泉为首的土豪劣绅，企图把革命烈火扑灭，伙同国民党反对派的反对势力在我地建立民团，红枪会，绿枪会等反对武装组织，向我根据地进行围剿，炼杀抢掠，无恶不作。桥边湾郭家田、高家田的房子烧得最多，一次就达80多间，陈延林、方庆海、方庆奠、方玉保等许多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农会组织受到破坏，为了打击敌人反对气焰，同年9月，陈金台根据省委关于要求各地武装暴动的指示，对塔区已建立的农民自卫队、赤卫队、叉队（以前名称未统一）等武装组织进行整编，1928年冬又在郑位三、占才芳、占学道领导下，将赤卫队等武装集中到张家湾、张仕冲等地进行了训练和整编，县、区重建了游击队、特务队、塔区武装组织整编后，编为赤卫军三十六团、团长李正清，各乡还建立了赤卫军连或营，地方赤卫军一般是用刀、矛、鸟枪、土炮、撇把子手枪同敌人战斗。陈金台向我地传达省委指示后，决定在塔区成立暴动指挥部，陈金台兼任指挥长，陈宾侯、朱焕书任副指挥长，方庆陶、方德兴、朱先保参加领导。1929年2月组织领导一万余人在静山庙举行武装暴动，陈金台向大家动员说：“劳苦工农要翻身，要就革命，要拿起刀枪向敌人冲杀，不杀尽土豪劣绅，革命永无出头之日……”。参加暴动的人群，，对县委书记陈金台的动员讲话，不时挥舞着数百面红旗，挥舞着叉、矛、刀、枪。紧张动员结束后，有领导有组织的暴动大军，冲向陈家大屋，陈佐泉及其反动爪牙闻讯后已经逃跑，暴动队伍捣毁了陈佐泉的老巢；继而袭击了驻在柿子树店的民团团部，夺取新购回的步枪28支；打开了铁石墩红学和民团等反对营垒；没收了田庆昌的当铺；农民分得了粮食衣物；沿途摧毁瓦解了大大小小的红枪会、绿枪会等反动武装组织，战斗中击毙的俘获武装敌人数十人。1929年春，在静山庙的张家湾将从赤卫军中挑选的人员，组织了近千人的教导队，由徐海东同志领导和训练，这些人经过训练后编入第七军，红二十五军，大多成为红军的骨干。通过静山武装暴动和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使我乡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大片，为在塔耳岗地区实现武装割据，实行苏维埃政权政权，创造了条件，为扩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抓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形势

1929年2月，静山暴动胜利以后，塔耳岗地区在陈金台亲自领导下，经过工农兵代表会在各乡（原建制）农协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塔区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民主政权，其地址从河东祠堂湾迁到塔耳岗，区苏主席李瑞兰，副主席有陈明岐、杜子亭、刘春尤、秘书雷绍松、郑哲卿，执委有彭崇元、方庆安、彭复兴（女，健在）等。妇协会主席朱桂英、雷国清、方东香。武装有朱全正、张广才、刘传建、刘莽。少共书记陈庚清、陈福初（现少将）、吴国华（女）等，代表会对所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乡在农协会的基础上先后成立的乡苏维埃政府和200多个 村苏政权，大会还对进一步健全区乡政制机构以及对加强建设少共团、农协会、妇协会、少先队童子团等群团组织提出了建议，通过了塔耳区苏政府关于发展生产，服务战争，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和实行措施，设立了民警局、粮食局、经济合作社、被服厂、党训班和学校，苏区形势一派大好。同年3、4月塔区以第一乡为重点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1929年6—7月为粉粹“罗李会剿”（即中国民党独立第四旅旅长罗霖和暂编第二旅旅长李克帮），“徐夏会巢”（即徐源泉、夏斗寅）塔区赤卫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在陂安南县委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扩大红军，支援前线。1930年塔区赤卫军打垮了黄安县吴家大湾吴伯朝的民团，周家楼的大刀会，击退了前来进犯的王项侯所率领黄陂县保安队；配合红军参加攻打姚家集国民党驻军的战斗。1931年攻打了“山东人”甘正启（混名，现研子川里人）的民团武装。此外同入侵之敌也经常发生战斗。通过一系列的战争，不仅保卫了苏区政权，发展了大好形势；而且在战斗中锻炼了赤卫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一批英勇善战的军事人才。当时赤卫军成为扩大红军并为红军输送军事干部的重要来源，大批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有一次“扩红”参军的青年就有200多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全乡参加红军的达四千多人，当时一般地方党政干部都兼赤卫军领导干部职务的，这些干部在扩大红军时，到了红军部队不少人被直接任命为部队干部。如早期红一师政委焦恒田（又名复兴）原红军团长（或特务大队长、县指导长），朱全正、方德兴、刘莽、原湖北省军区副政委张广才以及现健在的老红军首长杜义德、袁学楷、雷震（已逝）、陈福初、李大清、方明胜、易治林、朱炎林、彭世才、李明楹、潘子华、王海东（已逝）、朱承启（已逝）等，在地方工作时有的担任县领导干部、游击队长、特务队长、赤卫军的连、营长，区苏秘书、少共干部、童子团长职务。因而使红军和赤卫军能够粉碎国民党对我鄂豫皖边区第一、二、三次的大围剿。这些在战争中锻炼了指挥才能，所以领导的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激烈的斗争中，一大批优秀青年被提升到领导岗位，陈宾侯、朱先保、朱焕书先后担任了县委书记、县长职务，陈金台同志任鄂豫皖总政宣传部长。

一九三二年七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分五路进攻鄂豫皖边区，在开始的第四次大围剿中，经河口一占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平汉路西，离开苏区。我地党的活动一度处于低潮，有少数地方党政人员留在鄂豫皖边的独立团、独立师部队里，在徐海东同志领导下，离开此地打游击去了，塔耳峥嵘人民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老区人民，奋起抗日

抗日战争暴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一致力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全国各地开始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春，国民党鄂东专员程汝怀指派胡季荪率第七游击支队来我区仙台寺组织了黄陂县政府，胡季荪任县长，当时黄陂党的组织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通过无党派民主人士柳野青（我乡人，任当时陂三区区长）和王崇艳（地下党）的关系，与胡季荪取得联系，胡季荪是个军人，意在利用“团结抗日”，收容爱国有为青年，能够治理军、政事务，有利于发展势力，表示同意团结抗日，从而共产党人魏天一、杜天仇、刘天明、祝季伟、彭何能等爱国知识青年，进入了胡季荪的县政府。魏天一在重新恢复的黄陂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任秘书主持工作，祝季伟负责主办了抗日人员训练班，彭何能等组织一个宣传队，下分三个组，派到胡的部队里，一个大队有一个宣传组，他们在部队里深入到敌后农村，利用多种形势向广大群众和士兵宣传抗战，我地肖国进、刘道贞等青年曾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明士绅、陈用九、应伯仓等也参加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是时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法，表面上是县动员会的负责人，背后向鄂东密告：“有异党活动，县抗日动员会为三天所把持”。程汝怀曾派人前来查处，好在罗厚福怀念打游击来到我地，对刘法做作业了不少争取工作，刘对罗司令只知道一个国民党，始终坚持反对立场，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当即将刘法押到静山庙的红马寨镇压了。胡季荪领导的县政府和军队在塔耳地区由于得到我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时成为兵精粮足维持了敌后治安，保护了黄陂东北部人民的安全。有一次日寇进攻塔耳岗，经军民团结奋战，击退了日寇的进军，鼓舞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抗日工作的开展也更为顺利。

我地爱国人士潘伯勋在磨盘寨一带组织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次在大城潭攻打汉奸李汉朋部，潘伯勋英勇牺牲了，1939年8月初，我新五师第五大队由黄冈过来，配合胡季荪领导的第七游击队把李汉朋伪军撵走了，同年九月，日本侵略军的大部队从县城来扫荡我仙台寺，日寇曾在王家河集体屠杀无辜人民群众数百人，造成大血案。在这次扫荡中胡季荪的县政府和军队垮台了。

新五师和第一军分区碾转于塔耳地区的各地人民积极支援下，对国了党鄂东游击队袁少其、程朋等部匪军和日寇进行多次战斗，撵跑了盘踞在塔耳岗的日本侵略军。迫使敌、伪顽等反对势力不能在塔耳地区立足。继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诞生以后，黄陂县抗日人民民主政府于1941年春正式成立，县下设区政府，我地当时为陂三区先后区周达五、彭何能任区长，祝季伟、向晓向（女）任区委书记，当时区叫区署。区内设有民政、建教、财政、秘密等股，民政股长周鼎新，建教股长乐继毅，财政股长兰田玉、彭干，秘密股长涂石灵，还有一个约三十余有的区中队。区以下沿用乡、保、甲的行政组织形式，只是把联保主任改为“乡长”，乡保的区划基本未变，乡长人选也有少数未变，保甲根本未动。

陂三区管辖的乡有：双合乡（长堰以北带，乡长彭军斋）；新民乡（三合店附近，乡长谌佰均）；兰复乡（木兰川，乡长方集成）；马段乡（塔耳岗上下一带，乡长周鼎成）；禅竺乡（杨保一、赵畈一带、乡长乐继毅）；极岭乡（姚集一带，乡长方**、兰田玉）；三合乡（乡长方幕浩、舒桃宜）；麓龙乡（麓耳山一带，乡长段祥玉）；青白乡（即柿子集，乡长柳启新）；长岭乡（麻盘一带，乡长杨绪新）；侯家乡（大埠街一带，乡长王汉青）；白马乡（甲山寺一带，乡长柳孝阮）；城潭乡（大城潭一带，乡长王绍群、刘瑞庭）。其范围是：汉（汉口）宜（宜化）公路以东，黄安线和长堰小河西，南抵王家河以下，北至黄安的上店。

1942年9月—10月成立陂安南中心县（有五个区，壹一人中心乡，即陂二区、四区、五区、陂城区、甲山区；青白、占店、长岭岗、双合、金育五个中心乡有四十多万人口）。原陂三区除麓龙乡以外的全部地区划为甲山区，青白中心乡（区同级，乡长熊华兵），双合中心乡（塔耳岗至长堰一带，区、中心乡下辖有小乡，如白马、城潭、禅竺、侯家、马段等乡）。1944年调整行政区划时将甲山区合并于清白中心乡。

是时陂安南县政府，第一军区和新五师师部等领导机关有时到我地驻扎，有领导人在我地开会，如任士舜等领导人在陈虎，开过几次重要会议，新五师和第一军区在这里创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印刷厂、卷烟厂；建立了医院和公办中小学校，陂安南县或边区办的鄂豫工学、洪山公学、实验中学也常到我地流动学习，参加生产运动。1942年至1946年间，塔耳地区的党政群团都有完整的组织机构。税务工作设有关卡，通过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保证税收。尽管敌人实行禁运封锁。我们的经济工作仍然搞得很活跃，为边区提供了给养；商业繁荣保证了军民生活生产的必须用品物资。我地静山庙、同兴集、大埠街等地在当时都成为新开集镇、塔耳岗、柿子树店是农副工（手工）产品的集散地。已属陂安南县巩固的中心地区。敌人视我地为眼中钉，有时有出骚扰，因为我们随时有防备，敌人来后不是被我击退，就是有计划的作了转移。1943年秋（或1944年春）的洪界山战斗，是一次较大的战斗，当时国民党鄂东程汝怀派重兵袭击我陂安南地区，新五师在李先念、陈少敏同志亲自布置和指挥下，组织了有名的洪界山阻击战，塔耳人民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为阻击战的胜利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几乎各村都行动起来，有的群众用水桶和箩筐挑着饭菜和茶水送往阵地，有的抬着担架运送伤员，有的向阵地运送弹药、军用物资。出现人民战争的生动局面。我地黄祝（原咸阳军分司令员、公安部军事研究员，现离休在西安市）。李培林（原省财政厅副厅长，现任顾问）。柳野青（原省教育厅长后离休）。以及当时任过区长的肖幼斌（后离休居住在武湖）。担任过乡长、股长的肖国进（中原突围离队干部）等许多同志，都是新五师时期在党政军里工作，跟敌人浴血奋战，直至抗日胜利、北上突围，转入解放战争的同志，我地区乡政府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一起在行使政权。

1948年下半年刘振岐县长率县大队工作人员来我地活动，张贴了黄陂县爱国人民政府布告，接收了青廉乡乡长张静培和明德乡乡队陈祝生等人带枪投诫，恢复了嘉山区（嘉山为当时甲山之误）政府组织机构。早期区长应少青和工作队员到塔耳岗东后街召开群众和发展形势，号召群众支持大军南下，解放黄陂县城，解放大武汉、解放全中国。1949年春嘉山区区长郝立卿，政委张亚夫、王贞元，民教助理员陈涤凡；我地原隐蔽下来或掉队的朱伯阶、柳孝院、占进等同志都到区乡参加了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在当时乡政府领导下，主动积极交送公粮，投入支前工作。

革命老区

塔耳岗乡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早期有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发动群众，指导革命实践。陈金台、焦恒田、陈宾侯、方连伢等一大批革命先烈为这里创建红色政权，扩大根据地浴血奋战，献出了生命。这里的人民群众勇于为革命前赴后继作出贡献，承担牺牲。据统计，仅在二战时期参加党政工作和参加游击队、特务队、赤卫军、红军的共达一万多人，其中参加红军的有四千多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一千三百八十多人，他们当中多数是党政干部、赤卫军、游击队、特务队和红军的同志。此外有九至十岁的童子团员，有的正是青春时期的妇女同志，有的是为掩护革命或因子女参加革命受到株连的老人。还有的是在当时“左”的路线干扰下被错杀的好同志，全家为革命牺牲已经绝户的有二百九十三户；先后被敌人烧毁的房屋共达数百间，抓去变卖的家属妇女一百多人，抢去的耕牛百余头，抢去的牲猪头数无法统计。我军政人员转移后留下隐蔽的伤员和革命同志的后代，不少群众在白色恐怖时期冒着危险把他们当作亲人掩护起来。如现在研子镇住的老红军李祥魁北上后留一个儿子在王家湾王姓家里，一直扶养到二十多岁，解放后其红军父亲才叫回去了。1937年王群同志负伤后在陈家冲养伤两个多月，直到伤逾归队。程坦同志北上后将孩子留在陈家大屋由陈一男的母亲抚养，直到解放后才接家去。

通过塔耳岗地区革命史的调查，从大量的史实中证实了塔耳岗乡不愧为苏区。正如我乡现健在的老红军首长杜义德、陈福初、雷震、袁学楷、李大清、方明胜、李明松、朱炎林等同志在回忆时所谈到的：“塔耳人民为革命作过许多贡献，有许多革命同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塔耳人民在每个革命时期都能听从党的召唤，积极参加革命，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要整理好塔耳地区的革命史，用来教育下代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

革命时期文物

1、塔耳岗李先念旧居 位于木兰乡塔耳岗叶家田村，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先念从静山农民暴动纪念碑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塔耳岗静山庙村，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甲山寺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塔耳岗甲山寺村，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安来到此地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居住于此。旧居坐南朝北，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系土砖墙、杂木檩、青瓦的普通农舍。现已大部分坍塌。

3、塔耳岗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位于木兰乡塔耳岗老街中段，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29年，塔耳岗区苏维埃政府在此成立。旧址坐南朝北，系砖木结构平房，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现已大部分坍塌。

张家湾遗址 位于木兰乡塔耳岗甲山村，属西周遗址，面积约1500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左右。采集陶片以夹砂灰褐陶为主，泥质灰、红陶次之，纹饰有绳纹，器形有鬲、甗、豆、簋、罐等。

历史文物

1、陈家老湾遗址 位于木兰乡塔耳岗经堂庙村，属西周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左右。采 集陶片以泥质灰褐陶为主，夹砂黄褐陶次之，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器形有鬲、罐等。

2、将军坟墓葬 位于木兰乡塔耳岗将军庙村，时代不详，平面椭圆形封土堆，长径约30米，短径约20米，残高3．5米左右。传为木兰将军墓。上面采集有汉代板、筒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