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诃德》（又译作《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等）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分出版的长篇反骑士小说。

《堂吉诃德》一书全名是《拉曼却的机敏堂·吉诃德传》，共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第二部出版于1615年。

拉曼却地方一个乡村的小绅士叫吉桑诺，将近五十岁，身段颀长，面孔瘦削，有一匹瘦马，还有一支长矛、一面旧盾，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管家，一个二十来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帮工，一般生活可以维持，但并不大富裕。他有一个嗜好是喜读骑士小说，读得入迷了，不打猎，不管家事，后来竟然把土地卖了去买这类书，并见人就与人议论书中的义理。从黑夜到白天，从白天到黑夜，他每天这样谈，以致脑汁渐渐枯竭下去，终于失掉了理性。他脑子里满是魔法、战车、决斗、挑战、受伤、漫游、恋爱、风波以及书中种种荒唐无理的事，凡是书中所写的他都信以为真。于是发生奇想，为了增进自己的声名并谋求公众的福利，他要去做游侠骑士，把书中见到的都实行起来，去解救苦难，去亲历危险，去建立功业。他于是给马起了名为驽骍难得，意为从前劳役的马，找出矛和盾，把一个乡间女子臆想为身为骑士的自己的夫人，便出了村子去行侠仗义，游走天下。

在客店里，他把店主认作堡主，硬叫他封了自己，然后第一件遇到的不平事是一个富农拷打一个小牧童，是因为牧童放羊时丢了羊，堂吉诃德见状不平，他不仅叫富农放了牧童，还叫富农把欠下的九个月的工资照致发给放羊的孩子。那个财主叫郝屠多，当时虽然答应下来了，可是当吉诃德一走，又把小牧童安德列斯绑起来打了一顿，他的仗义毫无结果。后来，他回家来了，约见了他的邻居——个老实的农民桑丘·播萨，约请其为侍从，答应将来叫他做海岛总督。于是怀着梦想的桑丘，骑着小毛驴，作为侍从与他一起“建功立业”去了。在两次外出游侠冒险中，闹了无数的笑话，傻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苦役犯当作被迫害的骑士，把皮囊当作巨人的头颅等等。最后由桑丘把他锁在笼子里用牛车拉回来。

但他仍执迷不悟，养好伤后又开始了第三次游侠。这次桑丘真当上了“总督”，唐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桑丘实施改革社会的方案，却受尽了公爵夫妇的戏弄，险些丧命。最后，被同村的加尔拉斯果学士假扮的白月骑士打败后才被迫返乡，从此卧床不起。最后在垂危中理智醒来，发现过去自己的荒唐，死前立下三条遗嘱，一是过去付给桑丘的一笔钱，账不用算了，花剩下的都给他用，因为这个人心地纯良，做事忠实；二是遗产全部归外甥女，但如果嫁人时，那个人要读过骑士文学，就不要嫁给这样的人，遗产全部收回，拨给宗教充做宣传费用；三是向以他为题材的作者致歉，令其写出了这部荒唐的书，自己为此有良心负担。最后，这位骑士便安心地死去了。

《唐·吉诃德》的产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西班牙经过光复战争，颠覆和驱逐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又依靠其庞大的骑士队伍，雄霸欧洲，远征美洲，造就了西班牙的“黄金世纪”。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文学也繁荣发展起来，田园小说、流浪汉小说、骑士文学和戏剧等各大流派争奇斗艳。骑士文学在西班牙曾风靡一时，各种作品层出不穷。别林科夫说“骑士小说表现出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勇敢精神，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的代表。”骑士文学对于冲破中世纪神学禁欲主义的束缚、对人性的解放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不过随着后来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火炮在军事上的使用，骑士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15世纪开始出现一批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强盗骑士，骑士文学开始变得愈发庸俗化。塞万提斯生活的时期，西班牙还流行着五六十部粗制滥造、荒谬愚昧的骑士小说，为此，塞万提斯决定创作《堂吉诃德》，“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完全摧毁”，他沿用骑士作为主角的写作形式，把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漫画化。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唐·吉诃德》提出了一个人生中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原因有二：第一，人类从精神层面上总有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这是第一位的。《唐·吉诃德》利用文学形式将这对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动，可说淋漓尽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予以认同。第二，塞万提斯早在17世纪就写出了《唐·吉诃德》，可说他是现代小说第一人，正因为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唐·吉诃德》对西班牙文学、欧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这样的作品，不仅当时会被译成多种文字。而《唐·吉诃德》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塞万提斯写《唐·吉诃德》时，为的是反对胡编乱造、情节离奇的骑士小说及其在人们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中一方面针砭时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颂了黄金世纪式的社会理想目标。

殖民主义

作为一部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本，《堂吉诃德》产生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盛极转衰之际，小说主人公游侠的基本目标则是在海外建立殖民统治。堂吉诃德首次出游失败后，就是用这种神话诱使穷乡僻壤的农人参与作者一手导演的殖民冒险的：“堂吉诃德说得天花乱坠，又是劝诱，又是许愿，这可怜的老乡就决心跟他出门，做他的侍从。堂吉诃德还对他这么说：他尽管放心，跟自己出门，因为可能来个意外奇遇，一眨眼征服了个把海岛，就让他做岛上的总督。

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使《堂吉诃德》充满了浓厚的殖民语境。在小说中，我们发现美洲或印度的镜像几乎无处不在。主仆二人在游侠过程中，不时巧遇夫妇或父女到美洲去赴任，多次听说国人在西洋发了大财。这些描写，表现了塞万提斯作为当时最大殖民帝国公民的一种占有欲望。他们无视自己手中的黄金、白银是疯狂掠夺和血腥杀戮的结果，认为殖民地的财富理所当然地属于帝国资产；而西班牙人，则有权心安理得、随心所欲地支配和使用它们。

手法

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唐·吉诃德》中占主导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以平民为主，人数近700多人，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虚实结合的，否定中有歌颂，荒诞中有寓意，具有强烈的艺术性。

其次，从艺术角度讲，塞万提斯通过《唐·吉诃德》的创作奠定了世界现代小说的基础，就是说，现代小说的一些写作手法，如真实与想象、严肃与幽默、准确与夸张、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进小说对小说指指点点，在《唐·吉诃德》中都出现了。比如在唐·吉诃德身上，愚蠢和聪明博学，荒唐和正直善良，无能和勇敢顽强就这样矛盾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可笑但并不可恶，甚至是相当可爱的幻想家。桑丘，这位侍从的性格特点与他主人之间，既有相同方面的陪衬烘托，也有相反方面的衬托对比，而且又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比之下，如果唐·吉诃德是幻想型，那么这位侍从则属于现实型.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现实利益，即使冒傻气时也不例外。他更不是一味的傻乎乎，在“总督”任上的那一番审案，也颇有那么一点智慧的闪光，如果说：唐·吉诃德是一位聪明的傻瓜，那么桑丘则应该是傻瓜中的聪明人。除了这两个个性突出，对比鲜明的主人公外，书中还塑造了700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时代、反映现实，它所带来的意义，也许对于整天充斥着音乐影像电子多媒体合成的各种多维刺激的现代人感受不深，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唯一娱乐方式就是挑灯读书，因而能早在17世纪——文学刚刚启蒙复兴的时代，塞万提斯就写出了《唐·吉诃德》，它给予近现代小说的发展就是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所以说他是现代小说第一人，正因为他是第一人，他的《唐·吉诃德》对西班牙文学、欧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创作方法上，塞万提斯善于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角的性格，反复运用夸张的手法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既有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也有滑稽夸张的喜剧成分。

人物形象

在塑造唐·吉诃德的形象时，用喜剧性的手法写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首先，它把人物放在一个个不同的情景之中，用讽刺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一再描写人物的荒唐行动，造成喜剧性的效果。其次，小说又着重描写人物主观动机与它的客观后果的矛盾（或适得其反，或迂腐反常，或自讨苦吃），在喜剧性的情节中揭示其悲剧性的内涵。再次，小说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作品中，桑丘与唐·吉诃德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在形象的内涵上，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重理想一个讲实际，一个耽于幻想，一个冷静理智，一个讲究献身，一个看重实利……两两对比，相得益彰。这一构思也是塞万提斯的创造，它不仅有利于塑造人物，而且增添了小说的情趣，突出了作品的哲理意味。

元小说性

读者都知道自己正在阅读的是一部小说，塞万提斯当然也意识到他在写作的正是堂吉诃德的故事。但是他佯称堂吉诃德在期待着一部关于他经历的书。更耐人寻味的场景在小说第二部中出现的对小说第一部的批评与讨论。第二部第三章中堂吉诃德、桑丘与朗、·卡拉斯科三人的对话可能是世界文学中最非同寻常的对话；人物在谈论创造出他们来的作品现在正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十分畅销。堂吉诃德设想的美好未来，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他是白纸黑字的书中的英雄。参孙讲述读者们的不同反应：有人喜欢君堂吉诃德大战巨人，有人说最伟大的是堂吉诃德放走了苦役犯；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堂吉诃德总是挨打；大家都喜欢桑丘的语言幽默风趣，但是觉得他想当总督的理想太不切实际……人物甚至还继续讨论了作者是否会写《堂吉诃德》第二部的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正在阅读的就是《堂吉诃德》的第二部。

在小说第二部中，堂吉诃德与桑丘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存在于一本小说之中，而要作为“真实”的人与“书本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展开比较。但结果同样是两难的：如果“伪书中的堂吉河德与桑丘”被证实为虚构的，那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也不过如此，何谈“真实”，塞万提斯的解除这种尴尬的方法是，权且把《堂吉诃德》第一部中出现的堂吉诃德与桑丘的经历，当作是与“真实”的堂吉诃德与桑丘的经历的一种偶然的一致来加以处理。这样，既维护了堂吉河德与桑丘的存在真实性，也指明了“伪书”的虚假。

在《堂吉诃德》中，可以明显地发现新旧文本间重构和被解构的过程，并形成了互相参照、相互解释和显义的表现效果，真正实现了其因戏拟而产生的文本性目的。在《堂吉诃德》小说的叙述中，采用了多种声音表述，在文本的语言风格上，具有复杂且奇异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因为个人的经历复杂多变，情感丰富多彩，会使语言和声音，语调和语气的表达多种多样。2.在过去的流浪汉小说、骑士小说、悲剧、史诗等各种文本里，突出的是戏拟。在戏拟中采用了单调的、崇高的声调，同时应用了较多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堂吉诃德》为了准确地反应作者的真实意图，而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组织起来，通过作品来体现，其表现方式有：混合语言，引用由他人的语言和主人公的语言，插入其他体裁内容。同时，桑丘语言和堂吉诃德语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桑丘的语言风格幽默、充满狡黠和机智，常常会不自觉地引用一大串民间的歇后语和谚语，更加反衬出骑士话语的荒诞不经。而堂吉诃德在清醒的时刻，却往往有着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思考，并在不经意间向读者传达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情感信息。当然，小说中的视角变化和转换，也体现出了多种语言及声音。

《唐·吉诃德》书中写的人物有七百多，是欧洲最早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之一，是国际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西班牙文学著作。作品出版后，上至宫廷，下至市井，到处传诵。该作已用100多种文字译成数百种译本。

尽管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有些细节前后矛盾，但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欧洲在此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德国文学家歌德：“我感到塞万提斯的小说，真是一个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宝库。”

英国诗人拜伦：“《唐·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法国作家雨果：“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尼日利亚作家奥克斯：“人生在世，如果有什么必读的作品，那就是《唐·吉诃德》。”

中国学者朱光潜：“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唐·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唐·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唐·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中国学者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唐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唐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547—1616），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塞万提斯最初写的是剧本，以悲剧《奴曼西亚》（1584年）最为成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惩恶扬善的故事》（1613年）、长诗《巴尔纳斯游记》（1614年）、《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集》（1615年）以及一些诗歌。他在50多岁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