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垣，汉语词汇。拼音：chéng yuán 释义：是指中国古代围绕城市的
城墙。其广义还包括城门、城楼、
角楼、
马面还有瓮城。
宋 曾巩 《繁昌县兴造记》：“﹝ 繁昌 ﹞无城垣，而滨 大江 ，常
编竹为障以自固。”
《
福惠全书·卷二二·保甲部·城厢防守》：更有州县近城垣之处，内有
高阜小山，外有旷僻无人之地，恐宵小从此出入。
最早的城墙遗址发现于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属
龙山文化，当时可能已进入了奴隶社会。以后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各地城市绝大多数都建有城墙。城门和城墙转角处的墙体常加厚，称为城台和角台，其上的建筑称城楼和角楼。马面是城外附城而筑的一座座墩台，战时便于夹击攻城敌人，有时在城门外三面包筑小城，以加强城门处的防卫，称为瓮城。
古代城墙多为土筑,仅在城台、城角表面包砖,宋元时由于火炮的应用,才逐渐在全部城垣外表包砖,明代各大小城市均普遍包砖。湖南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所画箭道城，已表现了城楼、角楼和马面。
敦煌莫高窟壁画由北朝至唐宋，都画出了大量城垣形象。现存比较完整的城垣为西安和南京，均建于明初。1986年《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自癸卯霖潦之后，城垣颓圮，城楼雉堞崩剥殆尽。”
城台、城楼和角台、角楼建在城垣的关键部位，具有军事防卫的意义,但它们的平面突出在城墙以外,体型高耸在城墙以上，打破了大段平直城墙的单调，所以也具有审美意义。它们是城垣重点艺术处理部位，木结构的城楼、角楼与砖或土筑的城墙形成了形象、色彩、材料和处理手法的丰富对比。它们的高大体量更引人注意，是城内外周围环境的构图中心和大街的对景。
城门洞的形制在南北朝以前主要是方首，用单层木过梁；唐宋至元时洞顶呈中平边斜的三折形，木过梁为上下两层,可见于敦煌壁画和宋代卷轴画,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明清以后门洞普遍用砖砌筑,成半圆拱形。古代主要城门常有3个门洞,唐长安城南墙正门明德门有5个门洞。由于门洞数的加多,城台和城楼也随之加大加高，从而更为雄伟，增强了磅礴气势。
明弘治十二年至十六年(1499～1503年)，知县李南为防兵患，始筑土墙于县城要害之地，开设11个寨门。弘治十七年，知县徐珪将各段土墙连成土堡，周长200丈，墙厚8尺，高1.5丈，除留迎恩门(北门)外，堵塞10门，另辟港边、水南、朝宗、孝巷、水西5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改以卵石修筑城墙，周长延至800余丈，内设3个水关、5个城门，门上有楼。万历二年(1574年)，城上增砌垛堞，并移迎恩门面向岐阳孔道。万历七年，改用大石重砌城墙。数年后，添高墙体，重砌水关，加造敌台与串楼。至此，城墙高2丈，底宽1.3丈，面宽1.1丈，周长831丈。内设水关、城门各5个、敌台6座及4间木造串楼，东西南北4城门上有城楼(高2丈、深1.5丈、宽3丈)。城建后，因水串风灾，墙身、串楼时有崩塌。明代，历任县官多有修葺，较大修复工程有7次。清代，城墙也有几经修复，变动较大。顺治六年(1649年)，守备于和拆串楼，塞小西门，创东门瓮城。顺治十三年(1656年)，于城外构造木栅千余丈，栅上开设6门。翌年，建窝铺28处，设炮台3座。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周城丈量：西至南115丈，南至东155丈，东至北120丈，北至西441丈；城高1.4～1.5丈不等，厚1丈；雉堞(带有齿状的矮墙)510垛；东门瓮城与城墙高度相等，宽4丈余。康熙四十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01～1758年)，又修复7次。民国时期，年久失修，民国27年(1938年)，因抗日战争的需要，拆除城墙内的城门门扇、城楼及雉堞等。新中国成立后，因城镇建设需要，城墙各向先后拆除，1990年仅北向山颠尚有数处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