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已有电影放映，从1900年起陆续出现了影院，但到1910年前后放映的影片均为进口片。1918年，意大利人用埃及人当演员在埃及拍出短故事片《游牧人的荣誉》、《杀人的花朵》、《走向深渊》。1927年11月16日，由埃及人依斯梯凡·鲁世梯导演、阿齐扎·埃米尔主演的故事片《莱依拉》上映，被认为是埃及电影的诞生。

发展过程

1927～1931年是埃及电影的萌芽时期。5年内共生产13部无声片。获得好评的影片有1930年穆罕默德·克里姆由埃及文学名著改编的有彩色片断的同名影片《泽娜白》；1931年托果·米兹拉希自导自演的反吸毒片《可卡因》、《5001号彩票》等。1929年舒克里·拉迪用唱片给无声片《月光下》进行配音。3年后,导演克里姆与尤素福·乌赫白合作，成功地完成了《贵族子弟》的拍摄和配音，诞生了埃及第一部有声故事片。

30年代，埃及电影有相当发展，录音技术也日趋完善，以音乐歌唱片为主。主要有克里姆导演、著名女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主演的《心的颂歌》（1932）、《白玫瑰》（1933）、《爱之泪》（1935）。艾哈迈德·巴德尔汗导演的《友谊》（1936）深受印度、南美观众欢迎。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P.罗伯逊也专程前来和女演员科卡合拍了《盐》。这个时期，喜剧片和情节剧也有了较大发展，主演《太平无事》（1937）、《欧默尔先生》（1937）的纳吉布·里哈尼以及主演《巴哈巴师父》（1938）、《巴哈巴哈帕夏》（1938）的法齐·吉泽伊里都是阿拉伯世界著名的喜剧演员。

埃及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抬头，反对外来思想的影响，开始出现一些社会批判和反殖民主义的影片。最具代表性的影片当推卡玛尔·萨里姆的《决心》（1940）、《穷人们》（1943）以及《星期五晚上》（1945）。艾哈迈德·凯玛勒·默尔西的《工人》（1943）提出了失业问题，穆斯托法·米亚齐的《愿望》（1938）、《善有善报》（1938），艾哈迈德·巴德尔汗的《新的一代》（1944），汉利·巴勒卡特的《我杀死了父亲》（1945），卡米尔·泰勒姆萨尼的《黑市》（1945）等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这个时期纯歌舞片与喜剧片逐渐合成一个新片种，充分表现了埃及、黎巴嫩等东方歌舞新意。主要有阿卜杜·乌哈勃的《欢乐的一天》（1940）、《被禁止的爱情》（1942）、《心中的子弹》（1944）和法里德·阿特拉希的《青春万岁》（1941）、《青春的梦》（1942）等。

埃及电影年输出平均60部。战后，工业复苏，工人观众激增，制片业迅猛发展。到1952年革命前夕，共生产故事片400部左右，注册的制片公司和制片厂也由战前的24家增加到 148家。

制片商投观众之好，出品的绝大部分情节剧都以大团圆结局，大型歌舞闹剧和小型歌舞时事讽刺片占了主导地位，如1949～1950年，48部影片中歌舞片占35部。少量演员同时参加多部影片的拍摄，导致演员素质降低，影片题材杂乱。

1952年7月23日法鲁克王朝被推翻。革命后，电影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改革，电影属文化和国民指导部领导。1955年成立电影革命委员会，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它们放映影片，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改造。1956年通过法令保护民族电影，规定一个月内至少放一部国产片。1957年成立电影发展组织。1959年电影学院成立。

50年代曾拍出了第一部彩色片《我父亲是个新郎》（1954）和第一部宽银幕片《女向导》（1956）。革命成功促使了文化艺术的新发展，5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新的导演，他们的创作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一批有时代气息、反映革命和斗争的新影片出现在银幕上，如反对殖民统治的《打倒帝国主义》（1952）、《我们屋里的男人》（1961）、《穆斯塔法·卡米尔99》（1956）；反映巴勒斯坦战争的《和平的土地》（1957）、《黑姑娘西奈》（1959）；反映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囚犯艾布·扎白尔》（1957）、《塞德港，炽烈的爱》（1958）；反映当代革命的《真主和我们在一起》（1954）、《回来吧，我的心》（1957）；反映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嘉米拉》（1958）；反映农民反对剥削的《山谷里的战斗》（1954）、《绿色的土地》（1957）；反映和地主、高利贷者斗争的《沉默的》（1961）、《年轻人》（1957）等。

新一代最杰出的导演有S.艾布·赛伊夫、尤素福·夏欣。前者50年来共导演了50多部影片，为埃及新现实主义开辟了道路。后者30年来也拍摄了40多部影片，以选材独特、艺术手法迥异而蜚声埃及和阿拉伯影坛。他的《再见吧，博纳巴特》（1985）、《中央车站》（1958）、《亚历山大，为什么》（1978）都先后参加戛纳和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并获奖。其他导演还有侯赛因·西德基、伊布拉欣·艾兹尔丁、艾哈迈德·巴德尔汗、H.巴拉卡特、陶菲格·沙拉赫等。

50年代埃及电影的现实主义潮流突破了回避现实、单纯追求形式或一味描写内心世界的局限，但它们和同时代的文学一样，不能深刻理解所描绘的事实，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症结所在，更找不到解决办法，最后，依然是商业性的情节剧占上风。

1959年初电影国有化改造继续深入。1963年，埃及电影、广播、电视总组织替代电影发展组织，同时成立四家公司：电影总公司、电影发行总公司、电影合作制片总公司、电影制片总公司，统管全国电影事业。同年，以本国力量在米斯尔洗印厂拍摄并洗印了彩色故事片《尼罗河的新娘》。1964年，动工兴建电影城。1968年成立电影俱乐部。1969年成立艺术科学院，下设电影、戏剧、音乐、芭蕾等分院。

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埃及失利，暴露了政治、经济上的一些弊端。中青年电影工作者很快地以《愤怒的青年人》杂志为基础，组成“新电影协会”，会员最多时达400人。他们发表宣言、确定方向，认为“50年代的新导演们踩出了一条政治电影的新路，但缺点是各自为战。这一代必须分析社会形势，明确立场”。

1968年，他们认为埃及电影没有真正的民族性。要求“真正能剖析埃及问题根源的新电影必须从埃及文化内部出发”，“放弃照抄外国模式，创造新形式”。他们反对 3种错误倾向：无目的美学手法、为艺术而艺术、形式上的平庸和滥用重大题材。同年，协会和国家制片厂合作，生产了被称为“青年电影”的《小路之歌》、《彼岸的阴影》。

在青年电影的影响和崛起的同时，出现了一批取材于文学作品，以当前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过的事件为主题的政治影片，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突出的有凯玛尔·谢赫的《失去影子的人》（1968）、《米拉马尔》（1969），声讨权力中心非法手段的《逃亡者》（1974），涉及大多数青年人问题的《我们向谁开枪？》（1975）；尤素福·夏欣的探讨1967年中东战争失败主因的《麻雀》（1973）；马姆杜·舒凯里的关于纠偏运动的《清晨来访》（1972）；阿里·巴德尔汗关于权力中心残酷镇压人民的《卡尔纳克咖啡馆》（1975）；塞义德·马尔祖克的《罪犯们》（1975）；穆罕默德·拉迪的《太阳后面》（1974），等等。这些影片一扫过去歌舞升平、滑稽逗乐的气氛，把人们带进现实。

除政治片外，其他较突出的还有反映知识分子的《英雄们的战争》、《不是谈爱情的时候》、《歧途》；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的《新一天的曙光》（1964）、《选择》（1970）、《萨拉丁》（1963）；反对地主的《土地》（1969）；反封建的《罪恶》等。

1971年电影、广播、电视总组织撤销，电影生产又回到私人手中，4个总公司的电影器材出租给个人使用。有政治内容的影片几近绝迹，影院上座率日趋下降。

1985年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新片上映达68部，创25年来的最高纪录；观众对最叫座的影星拍出的情节剧和喜剧反应冷淡，而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如《律师》、《法蒂玛被捕之夜》、《最不受人尊敬的人》等受到广泛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