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支派荷泽宗门下的传法制度。即以禀受《坛经》为传承该宗之必经仪式的制度。敦煌本《坛经》中有下列二段文字，可以略见此一制度之端倪∶

‘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诤。’

‘大师言∶十弟子！已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受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我亲授。’

在此一制度下，凡是欲嗣法为南宗禅门弟子者，必须经过此一仪式──自师父处禀受一卷《坛经》。

此一制度只流传于禅宗支派荷泽宗门下。由于敦煌本《坛经》为荷泽宗所传，因此亦有此种‘坛经传宗’之记载。然而其他禅宗支派对此一制度并不全能认同，唐代文学家韦处厚之〈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七一五）即云∶

‘洛者曰（神）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

大义禅师为马祖道一门下，韦处厚之上述文字，颇可以显示马祖门人对于‘坛经传宗’制度的不同看法。（取材自印顺《妙云集》下编{7}〈神会与坛经〉）

敦煌本《坛经》，有关七佛到惠能──四十代的相承（明藏本《坛经》，依《宝林传》改正），是荷泽门下所传，与‘坛经传宗’有关，所以接着说∶‘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不只是‘教授一卷坛经’，而且是∶‘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者，非南宗弟子也。’‘坛经传宗’，实与后代传法的‘法卷’意义相同。禅宗有传法典礼，一直流传到现在。传法的仪式是∶法师──传法者登高座，法子──受法者礼拜、长跪、合掌。传法者宣读‘法卷’，然后将‘法卷’交与受法者。‘法卷’的内容是∶先叙列七佛。次从西天初祖大迦叶，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就是东土初祖，再叙列到六祖大鉴惠能（列祖的付法偈，有全录的，有略录的）。如传授者属于临济宗，那就从南岳怀让到‘临济正宗第一世临济义玄禅师’。这样的二世、三世，一直到当前的传法者──‘临济正宗四十X世XXXX禅师’。付法与某人，并说一付法偈，然后记着“民国XX年，岁次XX，X月X日’。这就是传授所用的‘法卷’内容。敦煌本《坛经》，不但列举了六代的付法偈，七佛到第四十世惠能的传承，还说∶‘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坛经传宗’的实际意义，岂不是与传法所用的‘法卷’一样吗？洪州门下责难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然而从上已来，师资授受的法统次第，还是不能不有的。到后来，还是模仿‘坛经传宗’，改为‘法卷’而一直流传下来。‘坛经传宗’为荷泽门下法门授受的特有制度。《坛经》中有关‘坛经传宗’部份，当然是荷泽门下所补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