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村,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北郊一个叫做“
上地”的地方。由于聚集了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乐手,其中包括了近20支成型的乐队,像舌头、木马这些已经发行了专辑的乐队就是从树村这里走出来的。树村的东北方向是著名的迷笛音乐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将其视为在北京发展的第一站。树村的西北方向是
东北旺,那里也是一个已经成型的音乐村;再加上西三旗、黄土甸,从现象上看,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树村为中心的特殊的地下音乐群落。于是,树村对于中国“地下音乐”运动也标志着一个起点。在当代艺术史中,很多时候是可以用地名来断代的。比如巴黎的
塞纳河左岸,纽约的
苏荷区,北京的圆明园等等。
树村就像昔日圆明园的
画家村、亮马河的
东村一样,由于诸如房价便宜、特定人群集中一类的原因,形成了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摇滚青年没钱,音乐人们相依为命,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基本上是准共产主义的境界。所以至今在树村居然从没有发生乐手饿晕事件。租下房子以后就成天鼓捣些叮叮当当的音乐,而当地的村民也习惯了这些人的喧嚣和他们特异的形象。
在树村,大量的乐队搞的是
新金属、
硬核说唱一类的乐队。他们极度贫困,但多数乐队仍然认为如果他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会影响他们的创作,也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希望能靠音乐养活自己。树村乐队演出通常是在一个叫开心乐园的地方,每周六晚上他们都会在那里狂欢,演出挣的钱刚刚够他们打车回村外加喝一顿酒的。如果你问他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们会说:“不知道,反正到现在还没死。”
一个树村乐手的生活经历通常是这样的:狂热喜欢音乐,然后抛弃家乡的一切,只身来到北京,投奔
迷笛学校,结交在北京的音乐人,根据兴趣大家组合,离开学校搬到学校附近的树村过起“摇滚”生活。
在熙熙攘攘的大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也许并不为众人所知的地下摇滚乐队。而北京无疑当为
中国摇滚的圣地。
在北京,著名的“
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大小酒吧鳞次栉比,竞争激烈,但生意仍旧火爆,这里是地下摇滚乐队生存的主要空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共有酒吧上千家,分布在北京各区,主要集中在朝阳和
海淀。酒吧的高额消费使得乐队的演出更加富有利润。一般的乐手在一晚的演出后大约能拿到100元至300元的报酬,当然,如果是著名乐手,则出场费最少该以千计。这里有单飞的民谣歌手,还有成型的摇滚乐队,后者多以小组合和小团队的形式出现,共同营造酒吧所需要的热烈气氛。客人点一首歌的费用在50元左右。乐手每晚演出可以走几个场子,这样一晚上下来收入也不菲。当然乐手也有找不到歌厅或酒吧的空档时期。
商家开业或企业搞促销活动常常在繁华的闹市区安排演出,目的就是要吸引来往的人流,然后进行产品的展示或销售。能参加这种演出对于生活并不安稳的摇滚乐队来说是个美差。一场演出每个乐手大约可以得到千元左右的报酬,但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容易得到。
是地下摇滚乐队成员们的又一个栖身之地。由于北京高校林立,年轻人多,从外地来这里寻梦的人多,另外中国的摇滚也诞生在北京,这就形成了一种摇滚文化,无论是醉心于民谣的校园歌手还是内心酝酿着呐喊的摇滚乐手,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需求,这就捧红了两个产业:唱片业和乐器制造业。而乐器成本和价格间的巨大差价,给了许多从业者赚钱的机会。就摇滚乐来说,通常需要的乐器有吉他、贝司、鼓,上档次的乐器没有低于5000元的,上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的乐器也是司空见惯。由于乐器消费群的局限,其销量并不像其他一般商品一样数量很大,但利润极高。一些摇滚乐手找到这些琴行甘愿为他们打工,在乐器方面,他们是内行,又有技术,因此这项工作很适合他们。他们可以为新上的货进行精心护理、定音。而且在有顾客来买时也可以充当现场的演示,使得客人对乐器的
购买欲望增强,卖出的概率也就增加了。另一些实力稍强的乐手们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自己也运营一些乐器店,用以谋生和支撑自己的音乐追求。
录音棚是摇滚乐手们生存的第三个重点场所。技术较好且小有名气的乐手们可以找机会为一些流行歌手录制专辑,他们靠着为歌曲编配,现场调制和后期混合制作来获得收入。这种收入较为可观,一般每录制一首歌,每个乐手的收入应不少于一万元。如果能担当制作人就有更多的制作费用和版税分成,效益则更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