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圬者王承福传》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为泥瓦匠王承福所作的一篇传记。文章先介绍王承福的身世和人品，接着叙述他的职业态度，最后谈他不成家的缘故，对他独善其身、不与世俗同流的态度表示认同。文章名为传记，实则通过他人之口讥讽了社会上那些无才无能，却又贪图官爵禄位的人，表明自己坚持儒家道统，兼济天下的志愿。全文婉转波折，起伏有致，构局巧妙。

圬者1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2者也。有业之3，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4。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5长安农夫。天宝之乱6，发人为兵7。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8，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9，馀叁十年。舍10于市11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12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13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14而生者也；若15布与帛。必蚕绩16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17，宜乎各致其能18以相生19也。故君者，理20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21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22，若器皿焉。食焉23而怠其事24，必有天殃25，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26。夫镘易能27，可力焉，又诚有功28；取其直29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30也；心难强而有智31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32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33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34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35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36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37，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厚飨38之者邪？抑丰悴有时39，一去一来40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41。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42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43焉，虽圣者不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44焉；谓其自为45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46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47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48者，以济其生之欲49，贪邪而亡道50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51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52焉。

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是卑贱而且辛苦的。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听他讲的话，言词简明。意思却很透彻。问他，他说姓王，承福是他的名。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抽调百姓当兵，他也被征入伍，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由于丧失了田地，就靠拿着镘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并付给相当的房租、伙食费。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高低，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归还给主人。有钱剩，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贫病、饥饿的人。

他又说：“粮食，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至于布匹丝绸，一定要靠养蚕、纺织才能制成。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我都离不开它们。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所以，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镘子去游戏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又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并且取得成效，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用脑力的人役使人，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

“唉！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再从那里经过，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的我曾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成为废墟了。向他们邻居打听，有的说：‘唉！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有的说：‘原主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也有的说：‘人死了，财产都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来看，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明知不行，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经常保有吧？我的心怜悯这些人，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

他还说：“贡献大的人，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我能力小，贡献少，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那么也够操心的了。一个人既要劳力，又要劳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很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思考，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为别人打算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之学，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但尽管如此，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又好上太多了。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所以我替他立传，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圬者王承福传》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左右，时作者到京城长安调选。王承福立身行事的特异之处引起了作者的关注，于是为他写下了这篇传记。

《圬者王承福传》设计巧妙，没有直接交代传主的基本信息，而是由他的地位低贱却能自得其乐诱发了作者的好奇心，从而展开了叙述。传主的回答使事情原委如滔滔江水，一览无余。第一段，王承福介绍自己及家庭的基本情况。他有军功可以为官，却选择从事泥瓦匠一职干了三十余年。接下来两段，王承福阐述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紧接着，王承福叙述亲眼所见的许多官宦人家不得善终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强迫自己从事劳心的事情而又智力达不到，选择与自己才能不相适应的事情。功劳太小而享用太多。最后一段，写作者对王承福所说话的思考，作结。作者赞扬王承福是独善其身的贤人，却并不完全赞成他只顾个人，毫无济世之心的做法，但是他比起那些患得患失的人，那些为了满足个人生活的欲望，而贪婪邪恶，没有王法的人，显然要明智许多。

文章主题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演化而来。这本是当时人所习知的看法，但作者利用奇异的构想、生动的叙事把内容表达得趣味盎然。文章表扬“贱且劳”的传主那种漠视利欲、安贫乐道的精神，揭示“富贵”之人或尸位素餐、薄功厚飨，或贪邪无道、多行可愧而自取败亡的下场，造成鲜明的对比，表现鲜明的爱憎、褒贬态度，有激愤又有讽刺。其中一大段对于“富贵之家”的近乎诅咒的议论，实际是作者在长安十几年所见所闻的总结，也是他经过多年人生历练取得的教训。当然，正因为王承福不过是作者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议论口吻不像是个“劳力者”，至于文章观念上的消极面也是很明显的。

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传记文，而其立意本在议论。这篇作品主要是以人传言，以言传人，即通过王承福来发表议论，又通过这些议论来表扬一种理想的人格。而王承福及其言论更和后面作者的评论相照应，所以作品表达的乃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这种写法也体现了韩愈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从整体看，首段为叙，中间两段叙中带议，末段为议。从局部看，用“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的议论句开篇，接着便是语气平静的诉说。第二段的重点是围绕“食焉而怠其事”而发的一番议论，又穿插了操镘入富贵之家的生动描写：其间，或叙或议，自然而然。末段，叙议结合更为密切。文章前面略叙人物因缘，结尾著议点题，中间是他人替自己说话。这种方法让议论出自别人，作者成为旁观者，也是客观的评论者，从而增强了说服力，结构也显得抑扬错落，行文更有情致。

明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以议论行叙事，然非韩文之佳者。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逐段发出人生世间无数至理，却又无叫骂嬉笑之态，细细玩其句法。

清代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有人以言传者，王承福是也。详尽流利，熟之最利举业。议论本《孟子》，借圬者口中发出便奇。

何焯《义门读书记》：借题讽刺。杨朱之道一段，正行文变灭不测处，腐生则以为非昌黎不能衷之大道矣。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前略叙一段，后略断数语，中间都是借他自家说话。点成无限烟波，机局绝高，而规世之意，已极切至。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晋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年间进士。任刑部侍郎时，曾因上疏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卒谥文，又有“韩文公”之称。韩愈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文，倡导散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变化，其诗常“以文为诗”，追求奇险。于山水旅游诗，则另创一派，扩大了创作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有《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