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体圆雕造型简洁、物象精练、形体单纯、影像清晰，以独立的个体类型出现，一般不展示宏大场景和表现复杂情节。复体圆雕又称群雕，通常将同类或相异的物象，如人物、动物、植物或道具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彼此互为补充，共同表现一个主题。
群雕结构复杂，形体变化丰富，可充分展示情节内容，表现宏大场面。复体圆雕在组合方式上有连贯式和分离式两种。前者物象之间相互交连，形成一体；后者物象之间没有直接相连，彼此有着合适的距离，通过底座或地面组合在一起，形成特定的空间。
商代时，我国已经产生了技艺相当成熟的圆雕作品。出土于河南安阳
妇好墓的石雕人物属于商代后期圆雕。该石人粗眉大眼，阔鼻厚嘴，裸体跪坐，双手扶膝，腹部垂“蔽膝”，为男性形象。这件石人就是用圆雕工艺利用石材体积的凹凸起伏来表现形体的。
汉代圆雕作品最负盛名的是位于陕西省兴平县茂陵的
霍去病墓石雕。墓圆雕跃马、卧马、卧牛、卧虎、马踏匈奴、猩猩抱熊、怪兽吞羊、鱼等形象共16件，大的高约190厘米，小的高约60厘米，均以花岗岩为材料，依据石料的自然形态雕刻而成。
江苏连云港市郊的孔望山
摩崖石刻群中，也有石刻圆雕作品，其中的一座圆雕石象，高2.6米。石象形体肥硕，四肢托有莲座，在象的左侧还有用浮雕法刻成的执钩象奴。还有一只圆雕石蟾蜍，长、宽各2.5米，高1.3米。这两座属于东汉时期的圆雕作品，也是利用石头的自然形状来进行创作的。
汉代大型圆雕遵循“因材施雕”“因势象形”原则，利用石料的自然形状，轻施几刀完成整体，但关键处，如五官、鬣毛、羽翼等则不失细致。又如
《马踏匈奴》上半部分较多雕凿，但是马身下部空间不作透雕，采用浮雕与线刻结合的手法雕刻仰卧于马腹下的匈奴武土，妙在以实代虚。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大规模雕造佛像，先后开凿了云冈、炳灵寺、麦积山、敦煌、龙门等大型石窟寺，使得雕刻工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是引进印度佛教的造像方法与本民族传统结合的表现。
北朝早期的佛像在面部、头饰、服饰等方面还带有明显的印度
犍陀罗风格，后来逐渐起了变化。如故宫博物院藏的
《邸广寿造石思惟像》石雕，思维菩萨以半结跏趺式坐于墩上身姿修长，上身前倾，右手支撑面庞，并持一朵莲蕾，表情微笑，似有所悟而心喜。这座雕像在衣纹、服饰上融合了线刻技法，又在莲蕾、冠带等处用浮雕法表现，而且结合得自然得体，雕刻也十分精细。
南朝的圆雕以石辟邪等为代表，主要用于镇守陵墓。石雕形体巨大，高度在2米至3米之间，重约15吨，均用整石雕成。在雕刻上采用体块与浮雕、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大气简洁，又不失丰富细腻的视觉艺术效果。
隋代圆雕更注重写实风格，佛像造型出现世俗化的趋向。至唐佛像艺术发展到成熟期，形成雍容华贵、庄重典雅的艺术风格。现藏于美国
西雅图美术馆的《菩萨立像残躯》为唐代圆雕。该菩萨像体形丰满修长，仪态健美端庄，比例结构准确，富有波三折的曲线美，与希腊时期的雕刻名作《米洛斯的阿佛洛狄忒》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代的圆雕更加强调写实风格，更趋世俗化。宋陵的石象与唐代相比神性减弱了，真实性加强了。明清的雕刻则更接近现实中的真实。北京昌平明
十三陵神道两旁的石雕，文官武图将的装束都与当时的官服规制相符，对服饰所做的严谨而繁缛的刻画也导致作品拘谨和小气。清代的陵墓雕刻更是如此，如皇太极昭陵前的“大白”“小白”，腿短、体壮，是蒙古马的真实写照。
清东陵文官着满式官服，胸佩朝珠，双手捻珠，纤毫毕具，影响了对人物整体感的把握与神态的刻画。刻意造作，已成为清代雕刻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