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长春》是李发锁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首次出版于2017年12月。

《围困长春》围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主要战役与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围困长春战役的发生、发展、胜利的全过程展开叙述。作者李发锁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把东北解放战争与围困长春战役放在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大格局中进行考量，既讲述了领袖的战略、策略对战争走向的重要性，又剖析了围困长春战役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两部分内容回答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战胜国民党，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确认了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不忘初心、保持光荣传统在21世纪的重要意义。

李发锁在写第6部长篇小说《细菌》时，了解到围绕长春围困战，几十年来有若干似是而非，甚至颠倒黑白的说法。作为一个有从军经历的老兵，他对人民军队充满感情，不能允许自己的战友牺牲了生命还背着黑锅；作为一名有近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对党充满自信。民心向党，所以他认为必须为共产党、为人民军队弄明白这件事，还历史以清白。

对长春围困战，一些档案资料似乎有一些“定式”的说法，要纠正几十年来人们的看法，必须拿出切实准确的证据。在查阅档案方面，李发锁吃了若干苦头，那些文献纸上喷洒过的药粉末被吸入呼吸道，他因此两次住院，并留下了较重的呼吸道疾病。他找证据史料依据的原则是，既要有全局的，也要有局部的；既要有上层的，也要有底层的；既要有共产党的，也要有国民党的。总之，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最重要的证据是郑洞国下令（城内有粮时）驱民出城的命令，国民党征兵会议记录（市内实有人口的证据）。

写这本纪实文学，缺少一个人物或情节时，不能遐想虚构，要下苦功去寻找，半点差错也不许有。李发锁这本书写了5年，其实写作时间就8个月，而找证据达500天以上。有时十天半月找不见一条管用的资料。这5年间，他一直处在焦虑忧郁的折磨中。

写作中最困扰他的是两件事。一是死了那么多人，责任在国共哪一方。明知道国民党杀民养军，却找不到有利的证据。于是他下决心找到最能说明事实的证据。二是证据终于找到，写了一年半，竟然写废了，写不下去了。根本原因是自己理论功底薄弱，写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仅有证据事实还远不够，必须有厚实的战争理论基础作支撑。于是他放下笔，恶补战争与军事理论经典著作。研读列宁、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论著，研读古人的《战略考》、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有美国学者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等。这些著作教给了他两方面理论知识，一是如何用大历史观剖析战争，二是如何厘清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但只有理论功底还不够，还要有相当数量的战例做补充。比如，他曾陷入围困战围困敌军为何不让百姓出城的泥淖。于是他研究了古今中外22个围困战例，终于弄明白了围困战的实质，弄明白了中共军队为了不让老百姓饿死，宁愿自己损失军事利益，打破战场惯例，施放并救济百姓的事实。

《围困长春》以对历史真实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勇于揭去种种遮蔽历史真实存在的蒙尘，在宏阔的世局和国情的关联中，对书写对象的细部烛幽探微，以厚重的叙事和言说，还原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现场，本真地抵达历史大观的深部，使读者有可能更丰富、更深入、更真实地获取那段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峥嵘岁月的历史认知。

长春作家李发锁的长篇报告文学《围困长春》是一部致敬历史的作品，是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的大写，“围困长春”只是这段大历史中一个极具表现力的“意象”。这也是一部深得报告文学文体要义的可观之作，作者以对历史真实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勇于揭去种种遮蔽历史真实存在的蒙尘，在宏阔的世局和国情的关联中，对书写对象的细部烛幽探微，以厚重的叙事和言说，还原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现场，本真地抵达历史大观的深部，使读者有可能更丰富、更深入、更真实地获取那段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峥嵘岁月的历史认知，使余生也晚的人们，借此补上关于人民解放、共和国由来这一不能免修的历史课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是在这一点上，《围困长春》这样中国革命史非虚构叙事作品具有了它的基本价值。“你可以不去了解新中国是怎样走来的全部，你也可以不用去成为一个军事爱好者，但你得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袖们是如何缔造一个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基本历史及那种历史到底是怎样的精彩与辉煌的部分。”这是何建明对这部作品的价值所给出的评价，也给出了这一类写作所共有的基本价值。在标准的主流的历史叙事之外，纪实作家以个人的认知和表达方式，对井冈山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所作的历史非虚构，已经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热点，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在众多的主题类作品中，《围困长春》吸引人们的显然不只是作品所呈现的那种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作者面对历史叙事所具有的独特思维机制以及在怎样呈现历史时所表现出的种种别异，使《围困长春》在具有类的基本价值的同时，更具有了它的独特和优长。

作品取名为《围困长春》，但全篇50多万字、40章，直接写长春或与长春有较多关联的是第4章，第21到27章以及第32章等，还不足整体的四分之一。但这并不是离题，而正体现了作者的新思维和大思维。进入作品，观览历史情势，可知长春除了它的实体存在外，更多的是意义符号。长春是东北的代称，“20世纪上半叶的长春，在若干年份曾为满洲（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围困长春，包括作品作为重点叙写的重兵攻打锦州，实则是围困东北。围困长春，打下锦州，东北“‘大门’终于关死了”。这意味着揭开人民解放的序幕，表征着国民党政府已走向末路。由此可见，作者是基于对历史大局的总揽来对《围困长春》谋篇布局的。长春或锦州或整个东北，是历史棋局上的一个子或一面，它紧密地关联着全局大势。作品中有一句颇有深意的表述：“对东北争夺战，毛泽东说了一句深刻透骨的话——‘国共反映美苏’。”而作者以为“国共之间的争斗，实际是‘二战’后美苏在远东对抗的反映，桥头堡便是美苏势力范围分界线的满洲”。这是人们理解《围困长春》结构特点和意义的一个“眼”。作者没有把长春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作静态的小叙事，而将它置于开阔宏大的国际背景、国共战略的大观中呈现。这样的设置既符合叙写对象本真的历史存在，又使作品视域辽远，气象开新。

无疑，李发锁的《围困长春》是一个趋于本真的历史叙事文本。史志类报告文学其价值之基是它的非虚构性。如果作品不能最大限度地抵达叙写对象的本真，那么作品就不足以被指称为报告文学。但是实际上，这类写作的求真并不易得，因为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制约着作品真实的达成。这其中包括作者对历史客体的认知，也与时代语境设置中真实言说的可能性有关。作为长春人，李发锁写作《围困长春》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以三年时间，钻进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披阅数千万的史料、资料和书刊，走访当事人和见证者，踏勘历史的现场，特别是现时代又给予了作者真实地言说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历史的可能性。

在《围困长春》中，林彪作为东北战场中共军队总指挥，作品给了充分的篇幅加以记述。这种叙事是客观守正的，既突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智慧，也彰显了他的优柔寡断，作品还对林彪的个性进行了比较多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点是重要的，李发锁注意到了从领袖与将领之间的历史关联中来把握对林彪的叙事。“1948年9月，当东北野战军大举南下时，国民党方面没有任何觉察”，“林彪绝对不可能越过长春与沈阳，冒着供给线被切断的危险攻击锦州。他们的判断的基点是生性谨慎的林彪从来不曾冒险过”。“但是，他们忘记了，林彪的身后站着的是毛泽东”。作为这一记述注释的是，作品中大量写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与林彪就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争论、协商等。在作者看来，“共产党人所以最终获得了统一认识与行动，完全有赖于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和领袖的人格魅力”。与此同时，作品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描写，也没有简单处理，而是充分显示出对象的复杂性。对于国共双方大事与细节的叙写，既反映了具体的历史真实，又体现出总体性的历史真实。

《围困长春》之所以能抵达历史本真，还有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作者对围城所造成的贫民饿亡数字的考证。作品用第32章“‘58063’与‘过去……约在’”专章予以查核落实。围城实际上是一种饿城的策略。“既然是打的‘食口’战，国共双方的主帅拼的是一种心理素质”。而饿城最终饿亡的是贫民，这对以为人民翻身解放而战的东北野战军将士来说是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围困长春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大战略。这样具有内在矛盾性的事件，就像“一块近70年之久的创伤，绵延着无尽的隐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弄清围困长春究竟造成了多少饿亡，似乎成为李发锁写作的原动力。作者引用尼采的名言“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并在写作中加以践行，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和诸多努力去探究接近实际的情况。作者先从众说纷纭的材料中梳理出6种说法，再对6种说法的出处逐一进行考订，分析是否可靠真实，最后从大量相关的原始档案中查实饿死为58063人，原始数字“统计是严肃而认真的”，“故而是可信的”。这就是李发锁的写作作风。这里体现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品格，也是成就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一个要素。

2018年4月8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主办的李发锁纪实文学作品《围困长春》读者分享会在北京涵芬楼书店举行。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从读者的角度和文学的角度看，《围困长春》好看，令人不肯释卷，像看一部经典大片，关键是这部书尊重了史实，校正了以前在围困长春和解放东北这段历史上的许多不同说法。”

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肖甡：“《围困长春》具有大历史观，不是单纯论军事，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精神诸方面综合剖析战争。直言不讳，既写胜利与成功，又写失败与挫折，多视角、全方位还原历史真相。”

军事专家戴旭：“本书集档案、文献、回忆、著述等综合研究成果之大成，是一部兼有史实、思想、理论及文学价值的不可多得之力作。”

李发锁，笔名凡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长春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动迁》《官司》等6部，长篇报告文学2部，中短篇小说多篇。作品数次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获得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