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伙犯罪是一种犯罪形态，是指两人（含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一种或数种罪。近些年来，它是一种以青少年犯罪人为主体，以纠合性的松散结构为特征的违法犯罪群体的总称。符合刑事犯罪集团基本特征的、属犯罪集团性质的犯罪。团伙犯罪的性质属于恶劣情节型，法律上一般会从重处罚的。但是根据罪犯的实际情况会在量刑上从轻处罚（比如未成年犯罪团伙）。

如果是恐怖组织性质的团伙，那么一旦参与，就构成参与恐怖组织罪；如果是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则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根据犯罪类型进行不同的划分。

团伙犯罪的定性

如果是一般的共同犯罪，事先明知犯罪活动而仅仅没有参加实施，则按照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处理。如果事先不知道且发生时也没有实施，则要分如下情况讨论：

1、 如果他是该团伙的首要分子，即使没有实施犯罪，同样要对该事件负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 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2、如果他是普通成员，如果事先不知道且发生时也没有实施，则不构成犯罪；

3、如果是被胁迫参加的，如果事先不知道且发生时也没有实施，则不负刑事责任。

1、团伙成员以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为主。团伙犯罪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2006年前9个月，团伙犯罪总人数107人，其中农村人员就有98人，2004年和2005年团伙犯罪案件均为农村人员所为，并且本地人参与少，外来人员参与较多。2004年、2005年、2006年前9个月，我院批捕的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的团伙犯罪案件分别占团伙犯罪案件总数的56、6%、67、3%和78、3%。外来人口出来打工,大多是亲戚,朋友结伴而来,同吃同住,加上与外界不熟,使他们成为一种较为封闭的小团体，往往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结伙实施犯罪。某地法院3月份提起公诉的4名福建人盗窃汽车牌照，然后敲诈车主的案件，这4人就是亲叔、侄关系。另外，由于外来人口“流动”的特性使他们作案后便于逃逸。外来人口没有财物负累，尤其是没有不动产，思想上顾忌少、负担轻，在流入地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作案时间，作案后随时可以一走了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公安机关很难抓获。因此农村流动人口团伙犯罪往往作案频率高、危害严重。

2、人员以男性和青壮年为主，文化素质低，有低龄化趋势。从以上我院统计的案件看，18至40岁的团伙成员占多数，2004年占79.4%，2005年占70.3%，2006年前9个月占到72.2%，平均94%为男性。其次，文化素质低，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占85%。团伙成员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参与团伙犯罪的越来越多，2004年有15人，占团伙犯罪人数的20.2%,2005年占24.2%,2006年前9个月占到27.3%.其中未成年人犯罪中，有70%是团伙犯罪。

他们参与的团伙犯罪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未成年人被各种犯罪团伙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吸纳。这些犯罪组织之所以积极拉拢吸收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往往更加无所顾忌，敢打敢拼，而且他们出面从事某些犯罪活动，即使被抓住也不负刑事责任或能减轻处罚。另外，未成年人自身有合群性，崇尚江湖义气，在犯罪中往往组成团伙以聚力壮胆。

3、作案的犯罪对象多指向财产，犯罪工具科技化，犯罪手段暴力化趋势明显。为了维持温饱和团伙的生计，攫取财产是犯罪团伙的首要犯罪目标，涉嫌盗窃、抢夺、抢劫等涉及财产犯罪占团伙犯罪的82、3%以上。有一定财产后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他们配备现代化的通信、交通工具和较有威慑力的凶器，聚散迅速，行动快捷，侵害能力强，进而会把犯罪目标定向数额更大的公私财产，得逞后继续改进犯罪工具，犯罪团伙的队伍不断壮大，案件也不断作大，滚雪球似的形成恶性循环，危害社会。

4、团伙成员被他人“拖下水”的犯罪较多，犯罪团伙被雇用进行犯罪的趋势日益显露。团伙成员大都重视“江湖义气”，往往案件的起因只与一人相关，其他同伙事后获知原委后，出于“哥们义气”又卷入其中，主要体现在替人讨债、殴斗等案件中。如曾某等13人寻衅滋事一案，团伙成员很多不知事由，互相叫来，聚齐就开打。可见，此种犯罪活动实施快，没有周密的预谋和准备，具有冒险性、疯狂性、不计后果的特点。而有些“名气”的黑、恶性质犯罪团伙因其暴力性较强，常常成为某些人争夺利益、报复他人的犯罪工具，团伙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也往往受雇于他人，进行犯罪活动。如王某7人故意伤害案件，就是受雇于人要欠帐，债主承诺事成抽取20%的好处费给他们。

5、犯罪活动倾向于隐蔽性。在持续不断的严打压力下，一些团伙头子不断变换作案手段，以各种面目出现，往往以企业经理等合法“外衣”掩人耳目。团伙头目指使手下作案时，往往用暗示方法，以便于推脱罪责，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如今年6月份批捕的17人的涉恶团伙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赌博等几条罪名，其头目温某，合法身份是某公司法人。

1、互相为“托儿”，蒙蔽性大。常见于诈骗、集资诈骗等案件中。如李某等3人诈骗案，三人均有正式职业，以发生交通事故急用钱为由，用外币兑换人民币赚取差价诱使熟人自愿上钩，均得逞。

2、胁迫力强。诸如抢劫、斗殴、敲诈勒索等的多发性犯罪，就是要用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团伙架势慑倒对方才易得手，使其不敢作声、不能反抗。

3、有些案件需多人配合。常见于飞车抢夺、盗窃、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案件中。此种犯罪预谋性强，分工负责严密。如张某等14人拐卖儿童一案，该犯罪团伙共贩卖婴儿十几人，分工明确，形成了拐骗、运输、贩卖一条龙，犯罪活动十分猖狂，对被拐卖儿童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社会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

1、歪风邪气的影响。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眼看一部分人迅速窜富，“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思想的侵害，造成一人的心理失衡。致使现今的犯罪团伙已不再是单纯为求生存温饱而走上犯罪道路，更多的是为了寻欢作乐贪图享受而误入歧途。

2、不良文化的影响。带有宣扬犯罪的影碟、网站、书刊等，给犯罪团伙提供了直接仿效的条件，从而诱发犯罪。如张某等10人抢劫、盗窃一案，就是模仿电视情节，滴血结盟成立“青龙帮”，平日里经常纠合在一起，做些偷鸡摸狗、为非作歹的事情，引发多起恶性案件。

这些团伙成员经历或家庭状况相同，如都为父母离异或都有被别人骗的经历，“同命相连”的感觉使他们有归属感，容易一拍即合。常见于未成年人、劳释人员和聋哑人犯罪团伙。这些人多为生活的“弱者”，得不到社会的正视和家庭的温暖，自认被社会抛弃，思想包袱过于沉重，生产生活难以步入正轨，很容易与一些“同命相连”的人拉帮结伙，以难友相聚，以犯罪为业，纠合在一起，演变成为现今的犯罪团伙。这些人一般更讲义气，或有专门纪律，一旦被抓获，只能承认自己的被抓获事实，对于团伙的任何情况都不能泄漏，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一方面加大了侦查取证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及时的发现其他犯罪、加强犯罪预防，容易使其他犯罪人逃脱法网。

这类团伙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往往通过贿赂、引诱、威胁等手段，把一些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拉下水，迫使他们参加其集团，并为犯罪提供非法保护、帮助隐慝、毁灭、伪造相关证据，为该小集团创造更加丰厚的物质财富。有些依此原因进行纠合的成员具有一定的家族因素，多集中于乡镇、农村及城乡结合部，成员稳定，组织形式较松散，没有明确的分工，平时各忙各自的，一旦其有了事情，则迅速集结，且其行为在一定区域内影响较大。如有的团伙在村民民主选举中，为了保护本姓体系的既得利益，或扩大本姓体系的影响范围，大肆行贿，暴力打击竞争对手，左右村政权。一旦有成员进入村领导班子，就会“恶人治村，恶霸当家”，形成农村恶势力，即称霸一方、为害乡里的违法犯罪团伙。实践表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就是由农村恶势力发展演变而来的，农村恶势力已经成为我国所特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之一。

团伙犯罪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控制不健全、全社会道德水准不高、社会教育管理失误等社会因素有直接关系，对此，笔者提出打击和防范团伙犯罪的几点意见。

1、加大处罚力度。要露头就打、寻求主动。公安机关要加强排摸，做到情况明、底子清，准确把握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坚持打早、打小、打苗头，防患于未然，始终保持对团伙犯罪尤其是涉黑、涉恶团伙犯罪主动出击的严打高压态势，绝不能让黑恶犯罪势力坐大成势，杜绝有漏犯现象发生，以最有效的方式遏制团伙恶势力的继续犯罪，同时对其他犯罪势力也起到威慑作用。

2、加强心理教育。尤其要重视青少年的正规教育，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工程。摒弃过分溺爱或放任不管两个极端，随时注意青少年成长过程的思想动态，及时转变扭曲的价值观，使其养成安分守己、依法办事和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即使对失足犯罪的青少年，也不能一概地盖棺定论，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岗的作用，认真贯彻《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教育为主，从根源上做好帮教工作，正确引导他们步入正轨。

3、净化社会环境。积极开展各种社会综合治理，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化导向、法律导向，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尚，构建和谐社会。

（1）以“严打”整治斗争的成果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进行普法、美德教育。

（2）有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净化社会和学校周边文化环境。

（3）加强对劳释人员的就业指导和培训，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安置、帮教工作，引导他们重新走向正轨。

（4）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制定好村规民约，建立农村治安防范组织，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化，建立有凝聚力、有权威性的基层组织，设立举报信箱，充分发挥基层治保和民间调解组织的作用，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不稳定分子的情况，共同搞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

4、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把舆论宣传作为打击团伙犯罪尤其是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工作的开路先锋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法宝，大张旗鼓地营造严打氛围，形成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围剿之势。法院要利用公判大会等形式，鼓舞群众、震慑犯罪。报社、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媒体要开辟打黑除恶专栏，对打黑除恶斗争进行全方面、多角度深入报道。要高度重视对法律政策的宣传，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认识。同时，要建立证人保护机制，实行有奖举报并及时兑现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针对黑恶势力易插手和侵害娱乐业、运输业、集贸市场的特点，要充分调动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齐抓共管。

5、提高素质、公正执法。要提高执法队伍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首先要培养和提高干警的岗位实践能力，积极引导干警把所学理论运用到执法实践中去，特别是刑事证据方面的知识；其次要培养和提高干警的调研能力，要认真分析研究团伙犯罪的活动状况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大调研；再次要注重培养和提高干警的创新能力，要根据打击团伙犯罪实践的要求，破除旧的思想束缚，不断创造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同时，要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打击意识、稳定意识、证据意识、规范意识和公正意识，使有罪的人得到追究，无罪的人得到保护。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必须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2、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3、共同犯罪人在客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4、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客体。

根据共同犯罪人之间是否存在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的分工，可以将共同犯罪划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简单共同犯罪，简称共同正犯，也可称为共同实行犯，指各共同犯罪人都直接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客观方面行为的共同犯罪。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实行犯也并非根本不存在行为的分工，只有在并进的共同实行犯中共同犯罪人都完全实施了犯罪的实行行为，如甲和乙一同对丙实施暴力，进而一起将乙的财产劫走；在分担的共同实行犯中，在实行行为内部还存在着分工，如抢劫罪的共同犯罪中，一部分人实施暴力手段，另一部分人实施取得财物的行为。

复杂共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有所分工，处于不同的地位。

通常所说的“团伙犯罪”是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犯罪集团这种有组织的犯罪，也包括结合比较松散，尚未达到犯罪集团的组织程度的犯罪。现行法律中没有对“团伙犯罪”的特殊处罚规定。未成年人由于在生理、心理上尚未成熟，作案时常表现出突发性、纠合性、结伙性，即通常所说的“少年团伙”，但其组织松散，成员不固定。处理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区别对待，不能以“犯罪团伙”定罪。

“90后”犯罪案件中，团伙作案增多。2009年，168件案件中就有28件61人为团伙犯罪，占案件总数的16.7%。青少年在学校形成“小团体”，只要其中一人有犯罪意识，就容易相互影响，形成共同犯罪。

海淀区“90后”犯罪以财产犯罪为主，排在前五位的犯罪类型依次是：盗窃（65件85人）、抢劫（36件76人）、寻衅滋事（12件23人）、故意伤害（11件16人）、强奸（7件10人）。其中又以“两抢一盗”这两大类侵财案件居多，所占比例为63.3%。以抢劫案件为例，可看出“90后”具备较明显的暴力性。这些嫌疑人一般选取夜间单身或一男一女行走的行人和年龄较小的学生作为猎取目标。

在这些“90后”的犯罪分子中，低龄化也成为一大特点。以前，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这种年龄的孩子犯罪，属于凤毛麟角。但在2009年，14-16岁的犯罪分子26人，已占到“90后”犯罪案件的9.5%。

许多“90后”违法犯罪团伙成员大都在网吧内结识，并以网吧作为平时聚集的主要场所。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常常以网吧、公园、个体小旅馆等作为临时过夜场所，因此团伙成员也并不很清楚对方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暂住地等详细情况，他们彼此之间也仅是以绰号相称，作案时的成员组成比较松散，结伙时的随意性更强，并没有形成固定模式的团伙，这也给侦查破案、一网打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这些“90后”犯罪分子在校时绝大多数成绩较差，破罐子破摔，有的中途辍学，在社会上受到不良影响之后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