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籍仅能算是临时性的户籍，与「入籍」或「占籍」不同，到了清代，「商籍」并非反映一般商人，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根据
何炳棣研究，中国富商很少能世代相传，越来越多的商人子弟获得了士子的身份，「平均商人家庭经过二代或三代之後，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事业上几乎当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术，最终是从政，结果使得商人家庭的商人成分越来越淡」，截止嘉庆六年，盐商「居然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