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中文版》是由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一本国际版权商业杂志，由美国彭博集团、中国商务出版社、现代传播集团三方联合出版和运营。

《商业周刊/中文版》是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中文语言版本，由全球获奖新闻团队、国内强大财经采编团队及商务部权威机构提供的专业资讯共同打造而成。

《商业周刊/中文版》定位于“国际视野，全球商机”，以洞见和趣味服务于以新商业领袖为主的全球化新经济时代读者。《商业周刊/中文版》主张对普世价值、自由经济和公平正义的追求，期待中国社会重申商业启蒙精神，和国际社会能日益互相了解融合。

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2001年-2005年任《经济观察报》主笔。2005年至2011年任《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与《东方企业家》主笔。同时，许知远先生也是《亚洲周刊》的专栏作家和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书籍。他是2008年亚洲出版人协会评选出的“最佳言论奖”得主，也是美中关系委员会与亚欧青年论坛评选出的“未来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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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从不犹豫提供观点，通常是强烈的观点。我们期望你发现，有可能清醒、机智地描写商业世界，既不虚张声势也不乏味。”马尔康姆·穆尔这样宣称。他时任麦格劳-希尔公司的总裁、《商业周刊》的出版人。

它的第一期杂志出现在1929年9月的纽约街头，它要报道商业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做出大胆的预测。一个繁荣、喧闹、得意忘形的年代正接近尾声。1920年代的美国，是汽车、电影、广播、股票的年代。欧洲人苦苦挣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美国则在拥抱新的财富与权力。连他们一直被嘲笑的粗鄙品位都得到改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成为了国际闻名的小说家，好莱坞电影开始风靡各地。媒体的响应也创造了这种变化，周刊是那个时代的创造物之一，它比报纸更深入，比月刊与书籍更加快捷，它捕捉到日益庞杂与碎片化的时代。1923年

亨利·卢斯的《时代》，1925年哈罗德·罗斯的《纽约客》，后改为《商业周刊》。

不过，它的时机不那么走运。在《商业周刊》上市几周后，繁荣了将近10年的股票市场开始暴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的前兆。《商业周刊》的编辑们也没自己宣称的那么清晰与机智，他们在1929年11月2日这一期上评论道：“华尔街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普遍或严重的商业萧条，商业会很快回归正常，毫发无损，在财务上会比过去更健康。”

历史最终证明，这个观点多么短视和愚蠢。华尔街的崩溃不仅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它或许要多少对二战的爆发负责，传染性的危机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不过，《商业周刊》不仅挺过了这一切，还成为了世界最成功的杂志之一。读者们没记得它的幼稚判断，却习惯每周一次阅读它对商业世界的报道。人们也热爱鲜明的观点，至于它的对错，倒经常被忘记。

在接下来的80年里，《商业周刊》报道了底特律的繁荣与困境、硅谷的兴起、日本的经济奇迹、里根与撒切尔的自由市场改革、苏联的解体、拉美的债务危，二十一世纪以来，它则不断涉及到中国的崛起。它也在媒体形态上不断创新，它的首席执行官的薪资调查、美国经济晴雨表的封面报道、还有商学院排名，都对商界影响深远。

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印刷媒体正在衰落。一个世纪前的杂志还代表着媒体的革新，网络的崛起让他成为了过时之物。

2009年年底，彭博集团购买了《商业周刊》。2010年4月，重新改版的《彭博商业周刊》上市。创建于1981年的彭博社是新一轮媒体革命的象征，为客户提供可能影响商业世界的各种新闻信息与洞见，而且一刻不停。它们的结合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彭博覆盖全球的152个机构中拥有2300多位记者编辑，为这本杂志提供了稳固而强大的信息源，重新设计的杂志则符合网络阅读的特征。新版杂志证明了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区分是多么浅薄。它们不仅并非泾渭分明，而且彼此影响与交织。因为人们的需求从未真正改变，他们仍希望知道商业世界发生的变化，了解深入的分析，听到强有力的判断，尽管这判断仍可能是错的。

当《商业周刊》在1929年创办时，中国看起来正处于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易帜，这标志着南京政权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而对于中国新兴的商人阶层，他们仍经历着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之前的10多年中，一次世界大战让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它们让出了大量商业机会，而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他们摆脱了常年来自官僚的困扰，反而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当然，这种生命力随着南京政权的越来越专制，与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而结束。

1986年，当商务部与麦格劳-希尔公司合作出版《商业周刊/中文版》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黄金年代。农村活力已然释放，私营经济开始尝试，经济特区方兴未艾，这一切都缘于政府放松了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中国积郁已久的创造力正喷涌而出。同时，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充满渴望，想了解一切更先进的东西，管理、技术、文化，这其中也带有普遍性的崇拜之情。人们或许也不无悲哀与焦虑地感受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学习追赶后，中国仍可悲地落后，距离西方的距离甚至更远了。

封闭了多年的中国正重新融入世界。这本杂志也是这股潮流的创造者与映衬者。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艾柯卡拯救克莱斯勒汽车的故事、汤姆·彼得斯追求卓越的激情，多少像是中国青年在1920年代听到罗素、杜威的演讲一样激动。他们都希望借助这些外来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对外界来说，中国仍难以理解，为何昨日还以马克思主义为信条，今天就拥抱了亚当·斯密？

距离第一期的《商业周刊/中文版》已25年。《商业周刊》发生了变化，中国更是经历了戏剧性的变迁。它不是那个被视做衰败文明的1929年的中国，也不是拼命学习西方的1986年的中国，全球媒体正着迷于谈论“当中国统治世界”。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故事。这么庞大的人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这么多财富。它的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如果一切乐观的话，不用二十年，它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长远来看，物质的财富也将转变成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它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这个新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新的历史动力。

生活在此刻的中国，多少会有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探究的过程，意味着你要深入东莞的工厂，温州的钱庄，鄂尔多斯因能源的兴起，中石油在非洲的开采，中国移民为何涌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对希腊的援助，腾讯与淘宝如何深刻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乔布斯为何大获成功，新的技术革命来自何方，社交网络怎样重组商业世界。

改版的《商业周刊/中文版》，会沿袭借鉴美国版的诸多优势，他们的全球新闻网络、对全球经济的分析与判断，还有杰出、炫目的设计风格。我们相信，它必然对形态沉闷的中国商业媒体市场，带来冲击。

但我们也从未忘记我们理应坚持的使命与视角。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此刻的中国与20世纪初的美国更相似。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是时代的主旋律，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人们，随着它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国际事务，它们对自身的身份寻求也强烈起来，对自身的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

在这样的时代，媒体也理应扮演更关键性的角色。我们也深知，从没有纯粹的商业故事，商业只是了解人类环境的某个角度，它与政治、文化和习俗相互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更是如此。

我们秉承对自由市场、社会正义和技术创新的信念，相信商业行为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社会进步。我们也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更为深入的了解与融合。只有长久地持有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创造多元的价值观，一个国家才能持续地发展与进步。新的商业理念与技术变革，从来是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当下中国仍迫切等待一场商业文明的启蒙，它必将作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这个看似古典的词汇仍然具有崭新的意义。

在关注全球新闻时，我们致力于提供中国视角，而在描述中国故事时，我们又试图挖掘它的普遍意义。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故事，不仅与中国有关，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不正是此刻中国的诱人之处吗？它的剧动转变，为各种尝试提供了实验场。

而此刻，我们也相信《商业周刊》在1929年的判断，我们提供强烈的观点，哪怕它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