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1905年10月—1981年10月26日），湖南省酃县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十人联络组成员之一。1932年后曾任“力行社”特务处书记长、驻德使馆助理武官、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后，奉蒋命主持军统局工作。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又出任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1949年逃往台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革命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仍助蒋统一掌管各特务机构。继而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曾长期为蒋擘画、综览情报特务工作。1981年10月26日病逝于台北。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论党的建设》等。

唐纵，字乃健，号国帧。酃县鹿原镇河光村人。1905年10月生。父母常卖豆腐以维持家庭。少年时代，曾先后就读于本村族学、县立第一高小、湖南典狱学校。民国15年秋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编入步兵科。

唐嗜书如命，军校理论课程门门名列前茅，但步兵实际操练却无一过关，同学戏言道：“唐博士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下的事情无所不知。不过就是打不中靶子，系不好绑腿。”当时，校长蒋介石图谋发起“清党”运动，排挤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唐与同是六期的戴笠等人经常向蒋的心腹密告教官和学员言行，引起蒋对他的注意。民国18年5月唐于黄埔毕业，不久即派在蒋身边做情报工作。

民国21年，蒋介石为巩固自身地位，决计仿效法西斯统治，成立秘密组织复兴社。复兴社下设特务处(处长戴笠)，以南京鸡鹅巷53号为据点，用来收集中共情报、翦除内部异己。特务处之下又设侦察科、执行科和书记室，唐纵任书记室书记，负责审批经费、抄送情报等文牍工作，深得蒋介石、戴笠赏识，特务处的人亦称他为“智多星”。

民国22年下半年，戴笠外出河南，唐纵主持特务处工作。一次，在特务处派至南京警察厅任调查科长的赵世瑞的怂恿下，错把汪精卫的人当作反蒋人士逮捕。汪以辞职要挟蒋介石，蒋恼羞成怒，查询电话打到鸡鹅巷，唐纵吓得汗珠直淌，急令部下将自己和赵世瑞关押起来。后经戴笠求情，以撤销2人职务向汪交待。赵世瑞为此大发牢骚，唐纵则开导说：“委员长有委员长的难言之隐，我们应当体谅委员长的苦心。我们受点委屈算什么?”蒋、戴闻知，更爱其忠心。民国24年4月，暗中派他随复兴社头子酆悌去德国，担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回国后，本不想再从事特务工作，但无法推辞蒋、戴要求，遂重回特务处，任书记长。

民国26年8月，为适应战时军事情报工作需要。戴笠将唐纵推荐到“随节办事处”，紧随蒋介石行动，特务处各地军事情报直接发往“随节处”，由唐纵审校后再送蒋介石。民国28年调蒋介石侍从室，先后任上校参谋、第六组少将组长，仍主管情报。民国32年任军统局帮办，次年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民国34年，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民国35年任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当年，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蒋任命唐纵为军统局代理局长。唐和军统局另2名副手郑介民、毛人凤之间立即展开一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按戴笠生前意愿，委任信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其时国共和谈破裂，蒋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唐一面命令各地警察局监视中共人员撤离，一面又密令对来不及撤离的人秘密逮捕，强迫自首。

民国36年冬，唐纵到东北视察警务，发现美国特务准备将一批东北工业、矿产资料空运到美国去，当即指示机场警务人员截留。民国37年冬，国民党内战失利。唐向蒋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以遏制中共地方武装。次年初，国防部下设保安事务局，唐兼任局长，操纵全国警察、保安大权。民国38年，逃往台湾前夕，他将一批亲信骨干派回安仁、酃县一带，建立“反共救国军”，以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去台后，唐继续得到蒋氏父子宠信，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秘书长、驻韩国“大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戴笠、唐纵之间的矛盾

戴笠性情粗暴，在特务处以家长自居。对部属实行高压手段，稍不如其意或有错误发生，轻则谩骂，重则禁闭。唐纵之到特务处，不是和郑介民、徐人骥一样是由蒋介石直接派去的，而是由复兴社派去的，因此，戴当时对待唐不若对待郑介民那样的客气，而是和对待其他的僚属一样。戴对特务处(直到军统局)的内勤工作人员限制很严，规定一律住在处内，白天办8小时公，晚上办2小时公，礼拜天也办公，每周轮流休假一天，有家眷的每周外宿一天，没有家眷不许外宿，并规定内勤人员不准向外活动。唐因当时新婚，有时每周多外宿一二次，尤其每次休假常去看酆悌，戴得知其情极为不满，总想借一个机会给唐以颜色。但唐为人机警，处事小心，戴不易找到他的岔子。恰好有一次(时间记不清楚了)特务处报到蒋介石那里的情报(内容不详)报得太迟，蒋责备戴笠，戴回来查究，查出在唐处延宕了几小时，戴一方面为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要的方面借此整唐一下，于是把唐禁闭了3天。

唐在戴笠的淫威之下，内心极为不满，久怀去志，但他的涵养工夫较好，从不形之于色，除仅向和他同乡私交极好的徐人骥偶尔流露以外，对其他的同僚绝不谈及。同时因为在特务处工作较忙，有时甚至通宵办公，致患肺病，向戴请假休养，戴不允准，而准其透支医治。1935年春，蒋介石派酆悌为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唐乃请酆向蒋保荐为驻德助理武官兼考察德国警政，借以赴德医病。蒋当予批准并令参谋本部委派。唐于蒋批准之后才告知戴笠。当时蒋政权派赴各国的武官和助理武官，是由参谋本部第二厅领导，除武官人选多是由蒋介石指派的外，助理武官则多是由戴笠保荐和运用。唐事先未经戴的同意，而私自活动赴德，戴对此极为不满，但已经蒋介石批准，又不能不也不敢不让唐去，于是借故留难，想使唐去不成或向他低头。那时候，唐因医治肺病在特务处透支薪金大洋1510多元，戴叫唐把透支数目归还后才许离职。但并没有把唐难住，唐把他老婆的首饰换了，并找徐人骥代他设法筹借1100多元凑足上数，于3天内归清。当戴的亲信、当时任特务处会计室出纳股长张衮甫(又名张冠夫)向戴反映唐已将透支数目还清时，戴闻之大为惊异，没有料到唐这样快就把这个透支数目如数归还了，再无法留难，只好让唐离职去德。

唐因为知道戴笠的手段毒辣，不好和他闹翻，所以戴虽这样逼他，仍是容忍，但自离开特务处后，对戴若即若离，不求于戴。1937年冬，唐由德国回国时，戴笠自己感到过去对唐做得太过，为了表示对唐好感，找唐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那时候蒋介石把戴笠的特务处和陈立夫的特务组织合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陈部特务组织改为该局第一处，由徐恩曾任处长；戴的特务处改为该局第二处，由戴笠和郑介民分任正副处长，到1938年因陈、戴之间发生矛盾，蒋介石又把他们分开了，陈部改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戴部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书记长。唐因戴过去欺他太甚，不愿再作冯妇，婉辞不就。那时候，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请蒋找一个对处理情报工作有经验的人给他作参谋，酆悌保荐唐充任，戴笠也顺手推舟地向蒋推荐，蒋乃派唐充任侍从室第二处中校参谋。以后唐升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指导“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的工作，成了戴的顶头上司。

从这以后，由于唐在蒋介石的身边一天一天地获得蒋的信任，因此，戴拿出一套笼络的手法来笼络唐，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比如，1945年初推荐唐和郑介民去竞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戴固然一方面是“借此可以收买人心，使人认为跟着他干最有前途”(引沈醉语)，而主要是因为他过去逼唐太甚，知道唐对他有成见，恐唐报复，借此以宽唐怀，捐除嫌隙，不然戴是没有那样热心的。

蒋介石“反共”政策的谋主

唐纵毕生追随蒋介石坚决反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国民党则采取“限共”、“溶共”、“防共”的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唐纵作为蒋的重要谋士，直接参与了反共谋略的策划和推行。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发动内战，他又直接、系统地参与了很多反共内幕活动。他在日记中向蒋介石提出的反共“意见具申”，多是在关键时候为蒋出谋画策，阴险深沉，不少获得蒋的首肯，得以推行。例如，1941年5月皖南事变后，他力主解决中共问题“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并拟具了“特种行动委员会实施方案”加以推行。1943年9月，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化前夕，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他三次专注于中共问题的研究，提出通过“政治攻势，经济封锁，军事准备”，迫使共产党“一是统一于政府，一是决于武力之高低”。1945年秋，在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刻，又连续三次具申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7月，他提出在军事上对中共采取“反攻前之清剿，反攻中防其流窜，运用伪军打击共军”的对策，9月，就“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抑制其地下组织”，提出依靠美国军事援助，从速占领各大城市和东北，由点线而面的对策；11月，主张“加强军事控制”，以“军事加紧，政治让步”，作为“政治解决之途径”。1946年5月，针对国共前途，他又提出了“加强军事力量，加强警察力量，开展还乡’运动”的对策，之后，并部署特工对中共开展情报战、间谍战、心理战、群众战。

唐纵日记

唐纵从青年时代起，就坚持写日记。1927年，他便视日记“为立身处世之经验库”，自警要“有恒心”，“不间断”。因此，前10年的日记虽稍有缺漏，但基本上是连续的，1939年进入侍从室后，再未中断。并自1941年起，使用蒋介石设计特印的日记本，每天写一页，并于每周、每月在“反省录”、“预定工作课目”中写出自己的回顾总结，或写出自己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和意见，对有关资料作了记录。

日记前后跨越20年，且内容庞杂，文字冗长，为此，我们在整理时进行了删节摘编。摘编的原则是，在注意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其中有关史实性的记载，特别是1939年唐纵在侍从室任职以后的部分。择编的内容全部原文照录，未加编者的观点。

日记是备忘录式的，它不只记载了唐纵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还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国民党从1936年到1946年那段时间的历史，通过历史事实来叙述国民党对当时国际国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所采取的对策，同时也叙述了蒋介石周围国民党一些高层人物的活动情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苏中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对日德意的态度；英美苏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对策；国民党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暗地与日伪勾结，几次掀起反共高潮，直至抗战胜利后部署内战的情况；蒋、宋、孔、陈之间的错综关系；蒋介石对“一二・一”“下关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案件”等的态度；在对待川康滇地方实力派以及新疆盛世才问题上，蒋介石“匠心独运”，所采取的纵横捭阖的手段；蒋介石指责邱吉尔“西藏独立国”的言论；戴笠的权诈、计谋和其“成功的法则”，军统局的内幕以及军统局调整裁并后的任务和方略；国民党“派系对立，门户森严”，互相倾轧的情况；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调蔽，民怨沸腾，内外交困的窘境等等。

日记的内容还涉及到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及外交、内政、经济、文化、民族等诸方面，其中不乏蒋介石集团高层决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有些记载是鲜为人知的。它对研究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的历史、国共斗争的重大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都是一部难得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