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忠富（1934一 ），河南省临汝县人。1947年任中南公路局通讯员。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诬陷湖南省党政军干部，镇压群众。1982年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5月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唐忠富（1934一 ），河南省临汝县人。1947年任中南公路局通讯员。1952年后，在中南汽车运输公司、长沙汽车配件厂、长沙汽车电器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诬陷湖南省党政军干部，镇压群众。1982年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5月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74年2月，省总工会主任委员唐忠富违反组织原则，未经中共湖南省委同意即抢先传达他从“中央读书班”带回的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讲话稿。在湖南整个批林批孔运动中，以唐忠富为首的造反派们把持着各级工会组织，企图自成体系与党组织分庭抗礼，争取更多的权力。

湖南帮派骨干头目唐忠富等早在1974年就与王洪文、江青等取得了联系。1976年2月底至3月初，唐忠富又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直接窥探到中央内部的斗争分歧，知道邓小平在受到批评，他还看到江青在其召集的12省、市、区负责人会上以湘剧《园丁之歌》一事公开责备张平化，以为张平化可能再次垮台，因而回湘后进一步膨胀了反党夺权的野心。他不顾中央不许传达王洪文、江青讲话的决定，到处传达他们的讲话，对江青责备张平化一事大肆渲染，制造舆论。3月21日，唐忠富又伙同省总工会副主任胡勇、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雷志忠，联名写信给“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鲁瑛，要他帮忙向中央转交“汇报材料”，其中罗列了中共湖南省委“追随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陷得很深”的种种表现，说“从学习万里搞的田心经验到全省工交书记会议，从炮制推广株洲经验到省委城市工作八条，都是按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搞的”。在向上面写信送诬告材料的同时，唐忠富等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势力范围，策划一些人用大字报、大标语、广播、传单等工具，到处批判省委和省革委1975年以来的各项政策和工作。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唐忠富等人的活动更加猖狂。4月6日，唐忠富、胡勇指使一些人以基层工会名义强行进驻省总工会，占领办公室，抢去公章。8日，他们以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名义召开上万人的“省、市工人阶级深入批邓誓师大会”，在会上，除大肆攻击诬蔑邓小平外，主要目标是“联系实际”批判攻击中共湖南省委。5月25日，唐忠富、胡勇等人再次以省市总工会名义直接在省委礼堂召开千人大会，公开攻击省委领导人是“翻案派”、“算账派”、“还乡团”，要求省委领导人“转弯子”，转到他们的“路线”上去，并散发由他们起草的《致省委领导公开信》。6月4日，唐、胡等人在省委礼堂再次召开内容相同、规模更大的集会，还组织上万人分乘200辆汽车在长沙市区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声称要同湖南省委“斗争到底”。16日，唐、胡等人又搜集各种资料，汇编成《右倾翻案在湖南的具体表现》送到北京，托人转交“四人帮”。

1976年5月，“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分子唐忠富等人在密谋搞垮省委，进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时，跑到岳阳煽风点火，诬蔑岳阳地区是“漆黑一团”、“死水一潭”，各级党组织是“民主派”、“走资派”掌权，并派人窜到境内一些工厂收集省、地委和工厂党委的黑材料。唐忠富等人妄图搞乱岳阳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并遭到全区各级党委和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7月初，唐忠富又派4辆宣传车窜到岳阳，散传单、开黑会、搞串联。这伙人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由于广大干部职工的坚决抵制，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他们以省总工会名义寄给地、县的传单，均被地委扣留，一份也没有散发出去。恼羞成怒的唐忠富等人又策动抢走地区总工会的公章，地委连夜通知各县和企业，凡盖有地区总工会印章的信件、公函从即日起一律无效，又一次粉碎了他们妄图搞乱岳阳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