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这个古典园林建筑较之魏晋南北朝更兴盛，艺术水平也大为提高。其一，隋代统一中国，修筑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盛唐之世，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呈现为历史上空前的太平盛世。

人们普遍追求园林享受。其二，兴起科举制度，广大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有了晋升的机会，他们一旦取得官僚的身份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却没有世袭的保证。宦海浮沉，升迁贬谪无常，共同的经历形成了共同的处世哲学。在朝为官努力做一番事业，同时也自己预留致仕罢官后的路。经营园林，便是为将来退隐林下独善其身。其三，科举取士，文人做官的比较多，园林成为他们的社会交往的场所，受到文人趣味、爱好的影响也较上代更为广泛、深刻。中唐以后，文人直接参与造园规划，凭借他们对大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园林所具有的那种清新雅致的格调得以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更添上一层文化的色彩，便出现了“文人园林”。文人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情操、表现隐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就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唐代园林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风格的发展趋向也是十分明显的，皇亲贵族、世家官僚的园林偏于豪华；而一般文人官僚的则重在清新雅致。后者似乎较多地受到社会上的称道而居于主导地位，其间的消长变化足以说明文人园林早在唐代即已呈现萌芽状态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庐山草堂、浣花溪草堂、辋川别业等，比较有代表性的造园文人有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等。文人官僚开发园林、参与造园，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这对于宋代文人园林的兴起及其风格特点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别业一词是与“旧业”或“第宅”相对而言，业主往往原有一处住宅，而后另营别墅，称为别业。称别墅时，则是突出其园林气氛以区别于一般住宅。

别业和庄园有时含义相同，有时不同。别业建于业主所属领地或田产范围内的，与庄园相同；有的别业是一所包括有住宅的独立的园林，业主也不一定是地主或领主，这种别业就不是庄园。

别业和宅园的区别在于：前者位于郊区，是以家宅为主体的园林；后者位于城市，是在家宅用地中划出一部分用地专门布置成园林，供游憩之用，同家宅隔开。宅园研究者，通常不考虑家宅部分，仅以园林部分为研究对象。别业同庄园和宅园虽有区别，有时并不严格划分。

中国园林史上最著名的别业当推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辋川别业。

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701-761）在辋川山谷（蓝田县西南10余公里处）在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园林，今已湮没。根据传世的《辋川集》中王维和同代诗人裴迪所赋绝句，对照后人所摹的《辋川图》，可以把辋川别业大致描述如下：

从山口进，迎面是“孟城坳”，山谷低地残存古城，坳背山冈叫“华子岗”，山势高峻，林木森森，多青松和秋色树，因而有“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和“落日松风起”句。背冈面谷，隐处可居，建有辋口庄，于是有“新家孟城口”和“结庐古城下”句。

越过山冈，到了“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的背岭面湖的胜处，有文杏馆，“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大概是山野茅庐。馆后崇岭高起，岭上多大竹，题名“斤竹岭”。这里“一径通山路”，沿溪而筑，有“明流纡且直，绿筱密复深”句，状其景色。

缘溪通往另一区，题名“木兰柴”（木兰花），这里景致幽深，有诗说“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溪流之源的山冈，跟斤竹岭对峙，叫“茱萸片”，大概因山冈多“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的山茱萸而题名。翻过茱萸片，为一谷地，有“仄径荫宫槐”句，题名“宫槐陌”，“是向欹湖道”。

登冈岭，至人迹稀少的山中深处，题名“鹿柴”，那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山冈下为“北宅”，一面临欹湖，盖有屋宇，所谓“南山北宅下，结宇临欹湖”。北宅的山冈尽处，峭壁陡立，壁下就是湖。从这里到南宅、竹里馆等处，因有水隔，必须舟渡，所以“轻舟南宅去，北宅渺难即”。

欹湖的景色是，“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如泛舟湖上时，“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为了充分欣赏湖光山色，建有“临湖亭”，有诗这样描述：“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沿湖堤岸上种植了柳树，“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绮”，“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丝”，因此题名“柳浪”。“柳浪”往下，有水流湍急的“栾家濑”，这里是“浅浅石溜泻”，“波跳自相溅”，“汛汛凫鸥渡，时时欲近人”，不仅描写了急流，也写出了水禽之景。

离水南行复入山，有泉名“金屑泉”，据称“潆汀澹不流，金碧如可拾”。山下谷地就是南宅，从南宅缘溪下行到入湖口处，有“白石潍”，这里“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跋石复临水，弄波情未极”。沿山溪上行到“竹里馆”，得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此外，还有“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胜处，因多辛夷（即紫玉兰）、漆树、花椒而命名。

辋川别业营建在具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因植物和山川泉石所形成的景物题名，使山貌水态林姿的美更加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出来，仅在可歇处、可观处、可借景处，相地面筑宇屋亭馆，创作成既富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

唐朝国力强盛，长安城宫苑壮丽。大明宫北有太液池，池中蓬莱山独踞，池周建回廊四百多间。兴庆宫以龙池为中心，围有多组院落。大内三苑以西苑为最优美。苑中有假山，有湖池，渠流连环。长安城东南隅有芙蓉园、曲江池，一定时间内向公众开放，实为古代一种公共游乐地。

唐代的离宫别苑，比较著名的有麟游县天台山的九成宫，是避暑的夏宫；临潼骊山之麓的华清宫，是避寒的冬宫。

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龙首原上。唐代贞观八年（634），太宗李世民为供其父李渊避暑，于长安宫城东北角禁苑内修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662）高宗李治加以扩建，一度改名蓬莱宫，后成为唐代帝王在长安居住和听政的主要场所。唐末毁于战乱。1961年其遗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明宫高踞龙首原上，遥对终南山，俯瞰长安城，规模宏大，气势壮阔。宫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宽北窄。北墙长1135米，南墙（即长安城北垣的一段）长1674米，西墙与南北墙垂直，长2256米，东墙倾斜有曲折。宫城内有三道平行的东西向宫墙。所有宫墙均为夯土墙，仅在同城门相接处和城墙转角处内外表面砌砖。城基宽13米余，深1米余，城墙底宽10米余。宫城北部的东、北、西三面城墙之外平行筑有夹城。西、东两面的夹城距宫城均为55米,北夹城距宫城160米。宫城南墙正中的丹凤门为正门，东有延政、望仙二门，西有建福、兴安二门；西墙中部有右银台门，其北有九仙门；东墙有左银台门；北墙正中为玄武门，其东有银汉门，西有青霄门，玄武门正北夹墙有重玄门。北门一带是当时北衙禁军的驻地，关系到宫廷的安危，所以在不到200米距离内设了三道门（包括玄武门内的重门）,门的基址尚存。

据记载：大明宫分为外朝、内廷两部分。外朝沿袭唐太极宫的三朝制度，沿着南北向轴线纵列了大朝含元殿、日朝宣政殿、常朝紫宸殿。三殿东西两侧建有若干殿阁楼台。外朝部分还附有若干官署，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内廷部分以太液池为中心。池中建蓬莱山，池周布置曲廊。周围殿宇厅堂、楼台亭阁罗布，寝殿在池南。这是帝王后妃起居游憩的场所。各殿具体位置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确定。

含元殿，大明宫中轴线上的第一座宫殿。是举行重要典礼仪式的场所。含元殿利用龙首原高地为殿基。现残存遗址高出南面地坪10余米。殿东、北、西三面为夯筑土墙，白灰抹面。殿宽11间，每间面阔5米余，进深4间，北墙距北内槽柱中心5米，内槽柱南北跨距9.8米，殿四周为副阶围廊。殿址上现存方形柱础一座，下面方形部分长宽各1.4米，高0.52米，上凸覆盆高10厘米，上径84厘米。仅从这一构件的尺寸，可见含元殿的尺度规模。殿前龙尾道长75米，道面平段铺素面方砖，坡面铺莲花方砖，两边为有石柱和螭首的青石勾阑。含元殿东西两侧前方有翔鸾、栖凤两阁，以曲尺形廊庑与含元殿相连。这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体现了唐代建筑的雄浑风格，成为后世宫殿的范例。

麟德殿，是皇帝举行宴会、观看杂技舞乐和作佛事的场所，位于太液池正西高地上，距宫城西墙90米。宫殿遗迹 的台基夯土筑成，周围砌有砖壁，呈长方形，南北长130余米，东西宽约77米，上下二层，殿堂、廊庑建在上层台基之上，麟德殿由前殿、中殿、后殿组成，中殿为主殿，东西宽9间（两山墙各占一间除外），南北进深5间，殿内有两道隔墙，将殿分成东、中、西三部分，中部5间，两侧各2间，地面铺0.2米厚石板。前殿东西宽亦为9间，两山与中殿齐，前后无墙，两端两间进深4间，当中7间进深3间，地面也铺石板。后殿与中殿仅一墙之隔，两山与中殿两山对齐，进深3间，地面铺方砖，殿周环以回廊。殿后侧东面为郁仪楼，西面为结邻楼，两楼前为东亭、西亭。楼、亭均建于夯土高台上，楼亭廊庑衬托着三殿，构成一组具有唐代特色的大型建筑组合。

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为唐长安三座皇宫之一，其他两座为大明宫、太极宫。开元二年（714）就唐玄宗旧居五王子宅所在的兴庆坊建成。宫殿为非对称布局，南部有较大的园林区，具有离宫性质。唐天佑元年（904）毁。

据记载，兴庆宫以一道东西横墙隔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正门兴庆门在西墙；南部为园林区。东面通过夹城与大明宫连通。正殿为兴庆殿，主要建筑还有大同殿、南薰殿、新射殿等。龙首渠横贯宫殿区，在瀛洲门东侧穿越东西横墙注入园林区的龙池。园林区以龙池为中心，东北角有沉香亭。宫的西南方有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是唐玄宗宣布大赦、改元、受降、受贺、接见、宴饮的地方。整座宫殿没有一条全局的中轴线，这在古代宫殿建筑中是罕见的。遗址南北1250米，东西1080米。1958年在遗址范围内进行过发掘，其中有一座门址，面阔五间，长26.5米，进深三间，宽19米，进深的中间一间除明间处开门道外，西侧为夯土台，土台外侧接南面宫墙。这遗址曾被认为是勤政务本楼遗址。但也有人认为，与文献所载的位置、规模都不相合。

中国唐代著名的风景区，在唐长安城东南隅，因水流曲折得名。这里在秦代称恺洲，并修建有离宫称“宜春苑”，汉代在这里开渠，修“宜春后苑”和“乐游苑”。隋营京城（大兴城）时，宇文恺凿其地为池。隋文帝称池为“芙蓉池”，称苑为“芙蓉园”。唐玄宗时恢复“曲江池”的名称，而苑仍名“芙蓉园”。据记载，唐玄宗时引产水，经黄渠自城外南来注入曲江，且为芙蓉园增建楼阁。芙蓉园占据城东南角一坊的地段，并突出城外，周围有围墙，园内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曲江池位于园的西部，水面约0.7平方公里。全园以水景为主体,一片自然风光，岸线曲折，可以荡舟。池中种植荷花、菖蒲等水生植物。亭楼殿阁隐现于花木之间。唐代曲江池作为长安名胜，定期开放，都人均可游玩，以中和（农历二月初一）、上巳（三月初三）最盛；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和每月晦日（月末一天）也很热闹。现今池址仍在，园林设施均已湮没。

杏园在曲江油的西边，与大慈恩寺南北相望，位置在长安东南角上的通善坊。这里种植杏树很多，春天杏花开放时，算是曲江风景的最佳处。宋大张礼 《游城南记》说：“出(慈思)寺，涉黄渠，上杏园，望芙蓉园，西行，过杜祁公家庙。”指出了杏园的位置。杏园首先以杏花吸引游人，如姚合 《杏园》诗说：“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诗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唐代科举进上们在得中之后，要在杏园举行“探花宴”。选出“两街探花使”，是进士中选出的西个年轻者，任务是在曲江池沿岸来摘名花。杏园宴会上有不少歌佳参加助兴，才人佳人聚会，自然盛况空前。正因为杏园宴会有这样精采的场面，才使得诗人们个个怀念。

长安城中的公共园林里最著名的是乐游苑与曲江池。乐游苑是长安城东升士坊与新昌坊一带隆起的高地，地而平坦，早在西汉时期便是长安城郊的游览胜地。汉室帝存乐游苑士修建“乐游苑”，作为皇家园林。隋代长安大兴城将乐游原因人城廓之中，因为地势高，成为城区内游览的去处。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乐游原士建造亭阁，使乐游原的游赏内容大大增加。唐玄宗时这里先后赐给宁王、申王、吱王、薛王做住所，经过经营后，风景大为改观，逐渐成为长安居民登高游赏的集中地。白居易《登乐游园望》诗说：

独士乐游园，四望天日曙。东北何霭霭，宫阉人烟云。爱此高处立，忽如遗垢氛。耳目暂请旷，怀抱郁不传。下视正二街，绿树间红下。车马徒满眼，不见心所亲。孔生死洛阳，元九滴荆门。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 (《全唐诗》卷424)。

这说明乐游原的四下眺望形势，很能满足游人的开拓心理。人们绝不愿总是在高大的城墙里循规路矩，理想追求与各种见解总要有一下表达的形式。登高下乐游原上，便是唐代长安居民经常做的一种事情。杜甫的《乐游园歌》表现出乐游原的形势与登乐游原者的心态：

乐游古原翠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不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于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迭荡荡，曲江翠草排银榜。拂木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木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怀亦不辞。圣朝亦知贱下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九，独立苍茫自咏诗。(《全唐诗》卷216)

乐游原上有著名的密宗寺院青龙寺，唐德宗时，兴善寺在持下空法师的弟下惠果到青龙寺任在持，讲授真言大法，公乃804年，日本高僧空海到寺学习，惠果为他授阿阁梨金刚佛法灌顶，赠号：“遍照金刚”。公元805年，惠果园寂，空海携惠果所赠经典、法器、佛像归国，在日本高野出金刚寺创日本真言宗，种“乐密”。这样一来，乐游原便其有国际文化交流的地位了。

中国的园林艺术是自然景观与文人想象的结合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人们在流动的过程中循环往复地观察自然，品味人生的意境。城市建筑不曾忘记人们的要求，于是在唐都长安内，会有乐游苑与曲江池这样专供游览的公共场所。

唐代园林在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痛苦与愤懑。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