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自然之镜》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创作的哲学著作，1979年首次出版。

《哲学和自然之镜》共三编八大章。第一编“我们的镜式本质”主要是讨论心的哲学，对笛卡儿发明的作为分离实体的“心”的概念的批判。第二编“映现”是该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对笛卡儿和洛克以来“认识论”概念的批判。第三编“哲学”主要探讨认识论瓦解之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该书通过对分析哲学传统和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批判及对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人的理论借鉴，倡导新实用主义理论和后哲学文化。哲学不再是高于或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而是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构成新话语，开拓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新的知识和行为领域。

如果说第二次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间，在美国哲学舞台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主的分析哲学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哲学活动的构成却开始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分析哲学运动内部反正统力量已逐渐崛起；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各哲学流派在美国得到了迅速扩展。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哲学思想的分化更趋复杂，随着大量西欧哲学名著的陆续译介和各种哲学会议上的有关讨论，当代西欧哲学在美国校园和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然而在大多数美国重点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哲学系中，分析哲学仍居绝对领先地位，因此谈到今日美国哲学时主要还是指分析哲学，这是从哲学专业角度来说的。然而一旦扩大到整个美国文化思想界来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许多具有明显西欧哲学倾向的哲学研究如今正在大学文学院内哲学系以外的其他人文科系中扩大其影响，就是在上举一些重点大学中也不例外。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另一说法，即今日美国哲学舞台是由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和西欧大陆哲学传统共同组成的。对“哲学”的这种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的不同，就涉及今日西方学者心目中“哲学”一词的适切含义问题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关系到哲学活动的“边界”，必然成为一个文化整体内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就是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哲学的问题所做的深刻反省。

在罗蒂看来塞拉斯对有关“所与”（The Given）神话的严厉批评，似乎使大多数近代哲学背后的假定成为可疑了。再往后，他开始认真考虑奎因对语言——事实的区别所持的怀疑态度，并试图把奎因的观点与塞拉斯的观点结合起来。从此以后他一直企图将近代哲学问题背后更多的假定抽离出来，希望能使塞拉斯和奎因对传统经验论的批评普遍和扩大化。他相信，返回这些假定并阐明它们都是仅供选择的东西，这种做法或许是具有“治疗性”的，其意义正如卡尔纳最初接触那些标准教科书问题的做法具有“治疗性”一样。《哲学和自然之镜》就是这企图的结果。

我们的镜式本质

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导言中称：“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于‘心’的信任，即摧毁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于‘知识’的信任，即摧毁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对其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这段话确实是《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主要内容的精辟概括。

在第一编中罗蒂认为，近代哲学非常关注的“心身问题”，实际上是三组性质和来源各不相同的问题混淆的产物。1、关于意识的意向性状态与神经状态之间的关系的“意识问题”。2、为什么人类不仅能够认识单个事实，还能认识普遍真理、数、本质和永恒，而动物则缺乏这种能力的“理性问题”。3、人除了肉体生命之外，还具有什么独特价值的“人的特性问题”。罗蒂认为，这三组问题之间毫无关系。因为“人的特性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的评价和规定。人是自我创造的产物,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永恒的本质。而“理性问题”涉及的是知识和语言问题，涉及的是共相问题。因此，“意识问题”并不像它在近代哲学中表现得那样重要。意识问题只不过是由于神经生理学不够发达，个人对于自身神经状态的认识与报道具有一种很难怀疑与反驳的优势地位所产生的问题。只是由于假定了心灵作为自然之镜的隐喻，假定了知识是非物质的表象，现象性质的呈现，才会产生意识与神经状态必然存在本质区别的顽固直觉。罗蒂认为，作为“内在空间”的心的概念，是笛卡儿的发明。笛卡儿用意识的心代替了理性的心，使得“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成为两个本体论领域的根本区别。因而，近代的怀疑论与主张保持悬疑的古希腊的怀疑论不同，是对表象与外界事物是否相符的疑虑，它是近代哲学思考的基本组成部分。人们一旦抛弃了自然之镜的隐喻，就摆脱了目前在心的哲学领域中所流行的行为主义，对他人是否有心的怀疑论的心身同一论，就可以坚持一种不含心身同一性的唯物主义。

映现

在第二编中，按照罗蒂的观点，认识论研究是一种通过对于心理过程的因果论述来批评或证明知识主张的尝试。笛卡儿发明的“意识”的心的概念为认识论提供了前提。而洛克在对于人们心智作用的机械论描述与人们知识主张的基础作用之间的混淆，使得认识论得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是因为洛克把作为命题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当作是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观念与判断混淆了，把认识的原因——印象——当作认识本身。罗蒂认为，康德的认识论解决了洛克经验主义的无法解央的概念综合问题，但同样是在笛卡儿框架中活动。康德引入了综合与述谓的混淆，把主谓形式的命题理解为两类根本不同的表象——概念和直观——的彼此关联。罗蒂认为，直观与概念的二元对立是人为规定的，它们与笛卡儿和洛克所主张的内在空间的确定性无关，所以康德的“哥白尼转折”是不能成立的。

罗蒂对塞拉斯和奎因所代表的认识论的行为主义推崇备至。塞拉斯主张一切意识都是语言事件，独立于语言和文化的纯粹“所子”，因此也不存在纯“直观”。奎因认为，在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之间并无本质差别，只有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确定性大小的差别，因此不存在纯“概念”。按照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知识的证明是社会行为,必须参照社会的普遍信念，因此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按照罗蒂的看法，无论是用心理学还是用语言哲学来拯救认识论都必然会失败。用认识主体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无法说明证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认识论所假定的表象，不能用计算机软件来比拟，它是介乎图画与命题之间模糊不定的人为拼凑物。为某一特定认识论立场服务的语言哲学是不纯的语言哲学。“因果指称论”也无法构造出独立于任何理论的永恒、中立的语言框架来满足认识论的要求。

哲学

第三编中罗蒂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象，随着认识论的瓦解，哲学不再能充当各个文化领城的审判者，康德所确立的哲学形象也随之结束。哲学的中心从认识论向解释学的转移，也意味着从体系哲学向教化哲学的演变。前者以客观性和真理为目标，而后者则以自我创造为宗旨；前者是建设性的，力图制定永恒的规范，后者是治疗性的，永远是对症下药。

《哲学与自然之镜》是罗蒂“后哲学和后形而上学观”的奠基性著作，它的出版在以分析哲学为主导的美国哲学界引起震动。罗蒂也因此获得了专业哲学家很少获得的麦克阿瑟图书奖。

《哲学和自然之镜》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部分哲学家企图沿着该书开创的路子动摇乃至取消分析哲学在当代英美哲学界的统治地位，发展出一套从解释学那里取得精神资源的新时代哲学。

由于《哲学和自然之镜》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进行了剖析和批评，并据此来检讨整个西方哲学史，企图否定古往今来一切朝向真理（主、客观实在及其意义）追求的认识论研究方向，导致了一些保守的哲学家们的不满。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罗蒂1931年10月4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从孩提时代起，便被父母逼着阅读控诉社会不公的大部头著作。罗蒂14岁进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17岁在父亲的朋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的鼓励下，立志成为一名哲学家。1949年和1952年罗蒂先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56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最初的学术生涯中，罗蒂先后任教于卫斯理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当时主流的分析哲学。在从事了20多年分析哲学的研究之后，罗蒂开始与分析哲学分道扬镳，这使他在分析哲学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变得十分孤立。1982年，他不得不离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弗吉尼亚大学人文科学讲座教授，90年代末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直至退休。2007年6月8日，罗蒂因胰腺癌及并发症，在加州帕罗奥多家中去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