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内容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后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后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外交的重点工作。这些周边与中国的经历相似，发展国内经济、开展国内建设的任务也十分相似，因此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相邻的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增进国家相互之间的信任，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新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同这一类国家交往的基本方针，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话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经过四个月的协商谈判，双方同意取消印度在西藏的各种特权，这是中国第一次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整写入外交文件，从而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该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国际条约上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在第一天会谈中，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6月27日，周恩来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谈话，具体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同一天，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对缅甸进行访问；6月29日，中缅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

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后，中国政府在11月1日的声明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国时提出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

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特别联大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1993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后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后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是国家主权平等，围绕主权平等这一核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各国应相互尊重国家固有的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互相尊重国家的领土主权，不损害他国领土的完整性，这一原则是各国间平等交往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和平共处的基础。

各国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侵略，不得以违反国际法的任何形式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得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一原则反对将武力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工具，是对传统强权政治的否定。

国家间在相互关系中不应为实现本国利益而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干预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引申。这一原则是“五项原则的核心，也是国际新秩序的核心”。

各国应当彼此尊重，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不以损害他国利益的方法谋求特权或攫取本国的片面利益。这一原则既重申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五项原则的核心，又阐明了国家之间交往的目的。“和平共处”则是前面四项原则的宏观概括和理论总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它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南南合作，也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壮大了反帝反殖力量，加速了殖民体系崩溃瓦解。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所谓“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没有处理好国与国关系，反而带来了矛盾、激化了局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

202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大会。来自越南、缅甸、斯里兰卡、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埃及、埃塞俄比亚、南非、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巴西、圭亚那、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前政要，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来自10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友好人士、媒体和工商界代表等参加。会议发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宣言》。

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求是》2024年第14期发表题为《从和平共处到命运与共的历史跨越》的文章，深刻解读了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

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国家间争端方面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家间交往的基础，它所倡导的团结、平等、和平等核心价值观念在今天仍十分值得提倡。这也是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原因。（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馆长汤姆斯 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恰逢其时，尤其是为不结盟国家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有着不同意识形态或者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的共同平台。对马来西亚而言，当时正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才可能与中国找到接触和沟通的机会，并最终为马中建交打下了坚实基础。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仅没有减退，而且内涵不断丰富，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林德顺 评）

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中泰一家亲得益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在此基础上的合作赢得了泰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泰国《亚洲日报》副社长钱丰 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论在任何年代，都是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相信此次纪念活动将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弘扬其核心价值。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方之一，也是其不折不扣的践行者。在非洲，中国提供的所有援助都坚决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非洲国家感受到了中国的真诚，这也是非中近年来政治、经贸、文化等全方位交往不断升级的原因之一。（南非约翰内斯堡市议会多数党领袖办公室研究员卡拉波·拉马胡纳 评）

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60年前发表的，但它仍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如果当今世界各国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军事纷争基本上将消失，国际社会与全人类也将受益。现在的中国日益强大，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虽然现在中国可以依靠本国国力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中国站在全人类利益的立场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从内心深处对中国的做法怀有崇高敬意。（日本外务省前国际情报局局长孙崎享 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典范。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者之一，也是践行其精神的典范。长期以来，中国从不侵犯他国，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利于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推动地区的长久稳定与发展，不仅适用于亚洲，也适用于整个世界。在将来的国际舞台上，还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教授哈尤姆·汗 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开展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一直在为世界和平不遗余力。中国在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维持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和政府是热爱和平与发展的，这种对外的态度和发展的原则从没有改变，其基石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的外交理念。（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金珍镐 评）

当前世界面临着信任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极具现实意义。各国应坚持团结合作，推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倡议与机制，如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埃及前总理沙拉夫 评）

历史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70年后的今天，世界面临巨大分歧，更需要人们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起来应对共同挑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所长埃尔多尔·阿里波夫 评）

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和平共处。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框架，对于其捍卫主权、独立，解决关键问题，提升国际地位至关重要。（柬埔寨亚洲愿景研究所副所长温潘 评）

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中的霸权主义因素给“全球南方”带来诸多挑战，单边制裁、“评级霸权”等软硬兼施的霸权手段使“全球南方”国家难以实现发展。而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将发展置于中心位置，促进经贸往来，切实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卡韦尼 评）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发展繁荣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格外重要，要推进南南合作、南北对话，所有人都应得到和平发展。他认为，当前一些国家“以自我为中心”，企图“脱钩断链”，这种利己主义思维的蔓延极为不健康，“全球南方”要更积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印尼外交政策协会创始人迪诺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