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达明(1906～1995)，中国电影摄影师。生于广东潮阳。1929年进友联影片公司摄影部当学徒、1930年起独立掌机。1931年入联华影业公司任摄影师。1933～1937年，拍摄了《风》、《酒色财气》、《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和《王老五》等影片。抗日战争爆发后与费穆拍摄《北战场精忠录》。

1940年在民华影业公司拍摄《孔夫子》和戏曲片《古中国之歌》。此后在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接连拍了十多部影片。1945年在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拍摄影片《大地回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先后拍摄了《人民的巨掌》、《宋景诗》、《上甘岭》、《不夜城》、《燎原》等多部影片。1953年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总摄影师。(详细资料)

周达明是广东潮阳人。1927年进友联影片公司摄影部当学徒、助理，1930年起独立掌机，拍摄了几集《荒江女侠》及《海上英雄》，并饰演过角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受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影响，放弃拍摄脱离现实的武侠片，于1932年进入联华影业公司。1933-1937年间，拍摄了《风》（1933）、《酒色财气》（1934）、《新女性》(1934)、《迷途的羔羊》(1936)、《狼山喋血记》（1936）和《王老五》(1937)等影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携带摄影机至浙江嘉兴参加军队工作，后与导演费穆到河南郑州拍摄宣传抗日的影片《北战场精忠录》。1939年返回上海，1940年在民华影业公司拍摄费穆导演的故事片《孔夫子》和戏曲片《古中国之歌》(1941)，其中《孔夫子》一片标志着其摄影艺术已逐渐趋于成熟。1942年后，在“中联”、“华影”任摄影师，拍摄了《蝴蝶夫人》、《渔家女》、《为谁辛苦为谁忙》等影片。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拍摄了《大地回春》(1947)等影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达明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3年任厂总摄影师。先后拍摄了《人民的巨掌》(1950)、《宋景诗》（1955）、《上甘岭》(1956)、《春满人间》(1959)、《不夜城》(1957)、《燎原》(1962)等多部影片。其中描写朝鲜战争的《上甘岭》和反映安源矿工生活的《燎原》两部影片的摄影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周达明，因幼年丧父，在家族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十三岁时，他随亲戚离开广东到上海求学，读过二年中学，因生活胁迫，遂到亲戚经营的店铺去当学徒。1927年，经同乡介绍进入当时友联影片公司摄影部当学徒，后给留学日本的摄影师洪伟烈当助理。当时的友联公司主要搞武侠片，全部利用阳光拍摄。1930年，周达明开始独立拍摄了《荒江女侠》第三集，翌年，又拍摄了《海上英雄》，从此正式开始了电影摄影师生涯。紧接着又拍摄了三部影片。1931年后，“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各地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救亡运动在全国展开，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站在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一边。1933年，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由夏衍负责的电影小组。而这时的周达明常和郑君里、胡萍等进步人士接触，思想上得到很大的提高，对友联影片公司所拍摄的荒诞不经、脱离现实的武侠片极为不满，却倾向于联华公司所拍摄的《野玫瑰》、《共赴国难》等反映．

现实生活、带有抗日进步色彩的故事片。同时，对只用阳光拍戏也感到不满足，而倾心于运用灯光这个有力的造型手段来拍电影。这年春天，党的电影小组有计划地向有关影片公司输送左翼力量，经洪伟烈介绍，周达明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他为了学习灯光技术，甘愿为摄影师周克当助理，参加了《天明》、《奋斗》等片的拍摄。在摄制现场，他悉心观察周克如何运用灯光，逐步搞清了灯光的造型作用，同时努力钻研摄影业务，深得摄影师的喜爱和信任。 八个月后， 周克便向联华公司的老板推荐周达明拍戏。 就这样，在1933年他便独立担任了故事片《风》（吴林导演）的摄影工作。1934 到 1937 年间，拍摄了《酒色财气》、《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和《王老五》等片。由于和蔡楚生、费穆等导演合作，他们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和拍摄影片时的进步倾向，给周达明以很大影响。他自己更是细心琢磨，不断总结，尤其在运用光线给人物造型和制造环境气氛等方面摸索到一些规

律，逐步形成了用灯少，光路清楚，气氛浓烈的独特风格。如 1936年在拍摄《迷途的羔羊》时，为了表现流浪儿沦落街头的悲惨情景，他用一幅画面，将一盏昏暗的街灯放在画面的左面，占了一半位置，让可怜的流浪儿的面孔放在画面的右下角，从街灯方向用一只灯射在流浪儿的面颊上，除了这两块亮斑外，其余部分全是黑的，以深沉的影调和气氛烘托了这个孩子的孤苦的境遇。另外，他在构图上也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在《迷途的羔羊》中，流浪儿来到上海黄浦江边，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外国的兵舰和大炮。周达明深深领会编导的意图，在流浪儿的主观镜头的画面里，将外国的大口径长长的炮筒占据着大部分画面，却让外滩只在画面里占很小的地位。这个畸形的画面把旧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蹂躏的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后在《狼山喋血记》、《王老五》等反映中下层劳动人民生活题材的影片中，周达明更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积累了经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专拍草屋的摄影师。”

1937年抗战初期，他曾携带摄影机到嘉兴，在部队工作了一个时期，后随费穆去郑州拍摄了纪录片《北战场精忠录》。1939 年由香港返回上海后，在民华影业公司参加了影片《孔夫子》和《古中国之歌》的拍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孔夫子》一片，在艺术处理和摄影技术处理上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周达明总是谦虚地说：“这都是导演费穆的功劳。”其实，在每一个镜头的场面调度、构图的别出心裁和用光的奇特上，周达明都付出了心血和劳动。

他对画面的处理非常大胆，画面简炼、干净，同时以景托人，反映出当时孔丘的心情。他喜欢即兴创作，也善于抓取光线在瞬间所造成的特殊气氛。比如说，有一次他早晨进棚拍戏，打开棚门，一缕阳光射进棚内，穿过布景的圆门，他马上抓住时机，抢下了这一镜头。还有一次，他利用饭厅的黑瓦屋顶作为背景，在屋顶前面搭制了平台和台阶，两厢站立着手执兵戈的武士，拍下了孔夫子走上台阶的镜头。 这些画面充分表现出他在摄影上 “奇”、 “怪”、“简”、“活”的特点。尔后，周达明转入新华影业公司任摄影师，和导演李萍倩合作，拍了 《蝴蝶夫人》等十一部影片。抗战胜利后，1946年，周达明参加费穆领导的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拍摄了《花莲港》、《大地回春》等六部影片。

1949年解放以后，周达明即参加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拍摄了《人民的巨掌》、《宋景诗》、《上甘岭》、《英雄赶派克》、《春满人间》、《节日歌舞》、《东风劲吹》、《不夜城》、《燎原》、《新歌欢舞》等影片。几十年的实践中，周达明保持并发扬了自己的摄影风格，尤其在黑白片摄影方面更是独树一帜。 1956年拍摄的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影片《上甘岭》和 1962年拍摄的反映安源工人斗争生活的影片《燎原》，在体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群像和表现环境气氛等摄影艺术方面，都获得一定成就。周达明拍戏时肯下苦功钻研剧本，并充分理解导演的意图，所以对每场戏甚至每一个镜头的处理，都是心中有数的。同时，他对摄影镜头和照明灯具的性能了若指掌，在摄制现场，他能调兵遣将，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他一进摄影棚，就全副精力“陷”进戏中，除了导演、演员、照明之外，好象旁若无人。他深深懂得，光是摄影师手中的画笔，用光应有自己的风格。他认为摄影师用光来塑造人物，制造特定的气氛，要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就不能机械地拘泥于测光表上数字的限制。他通过多年的摄影实践，炼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不用任何工具，只用眼睛就可看出画面的亮度分布。他常常在人物或背景加上很强的亮斑，而有时又常常使画面的大部分处于低照度的暗部。这些大胆的处理使他拍出的画面，确有其特点。其次，他主张用灯不在多，而在于精。他对灯具、灯位非常了解，主张每个灯应起一定的作用，可用可不用的灯，坚决不用，因为多一个灯就多一个影子，对画面的简洁会起破坏作用。周达明摄影的第三个特点是凡事自己动手，他喜欢自己挡机器，他认为这样可以全面掌握演员的调度，画面的构图和布光。他工作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对后辈却是关怀备至，极力培养。拍摄《燎原》中“说理斗争”的大场面时，他主动教副导演布置群众场面，在画面一边排上十几个人做前景，然后再按层次去安排后面的群众，即显得声势宏大，又不致混乱；在拍摄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试片时，他谆谆告诫另一位摄影同志如何拉大主体和背景的光比，使这位同志感到受益匪浅。如今，他的许多学生大都是成名的摄影师了。

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周达明不断探索如何运用光线来创造环境气氛，增强人物造型的感染力，在黑白片摄影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在用光上，他根据内容的需要，常常在人物或背景上加上强光斑，有时又使画面大部处于低照度的暗部，以取得艺术效果。他用灯少而精，即使光路清楚，气氛浓烈，又求画面明晰、简洁。

周达明一生为人正派、耿直、朴实、谦逊，爱憎分明，积极靠拢党组织。他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为了掩蔽左翼组织开会，他跟着郑君里，拿起摄影机和反光板，在上海近郊北新泾的会场外面，假装拍电影，直到会议开完。现在他虽然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但为了祖国的电影事业，还孜孜不倦地学习业务知识；同时指导中、青年同志的工作，经常提出中肯而又切合实际的建议和意见，受到厂里和摄影组同志们的极大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