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1885-1962），民国藏书家。原名之彦，字越然。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14年8月21日加入南社。早年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室，所编《英语模范读本》，为各校所采用，销数广大，所得版税极多。藏书极富，有宋元明版，中外秘籍，所藏《金瓶梅》，竟多至数十种。1932年“一·二八”之役，曾被焚古书近两百箱，西书十几大橱。之后数年，又复坐拥书城。以藏书家见称于时。著有《生命与书籍》《书与观念》《文学片面观》等。

周越然，6岁丧父，7岁由母亲开蒙，学《大学》，10岁时已读毕四书。清光绪三十年（1904）中秀才。自幼喜爱英语，在从母学习中华传统典籍之余，自学英语。1898年底，周越然入由美国南监理事会出资办的华英学堂学习，英语大有长进。1908年的春夏之交，由李登辉介绍，周越然到苏州英文专修馆教习英语。1910年，应聘到苏州江苏高等学堂任教。1913年，又应安徽高等学校之请，任英文教员兼教务主任，并在这时结识了陈独秀。1914年，到上海任中国公学、上海商船学校教员。由于精通英语，于1915年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工作，和沈雁冰同事。1919年，又到南京国立高等师范任教。一年多以后又回到上海，继续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

1924年，上海大学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的邓中夏委托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的沈雁冰出面，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越然接任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系主任这副担子。当时，周越然在英语造诣方面名声很大，他于1918年编撰出版的教材《英语模范读本》风行一时，一版再版，在读者中影响极大。老革命家曾志曾经在回忆文章中说，1929年，毛泽东得疟疾，到上杭养病。在休养期间自学英语，教材用的就是周越然编的这本《英语模范读本》。由周越然来任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系主任，自然是众望所归。对于周越然到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担任系主任，社会舆论也给予了关注。远在北京的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于30日致电周越然表示欢迎和感谢。周越然就任系主任后，对教学和管理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并积极参加学校活动。1925年4月，他当选为上海大学新一届行政委员会委员，进入上海大学决策层，并于1926年3月再次当选。1925年的五卅惨案爆发以后，周越然和沈雁冰、韩觉民、侯绍裘、杨贤江、董亦湘、刘熏宇等30余人，于6月4日下午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发表宣言，决定联络全国教职员一致行动。1926年8月，他因身体原因辞去英国文学系系主任的职务，但仍是上海大学的一名英语教授。1927年，他和上海大学教师冯三昧、蔡慕晖以及复旦大学教授等一起，作为发起人，成立了“上海市教育协会大学教职会”。

沦陷时期，周越然曾出席日伪拼凑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抗日胜利后，他退出学界，深自忏悔，自匿于古纸丛中，聊以“喘息”余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越然经他在上海大学的同事陈望道介绍，到上海水产学院（今上海海洋大学）以周复盫之名任英语教授。他还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将他后期藏书中极有价值的精品元明刻本133册捐献给了国家。1962年8月22日病逝，终年77岁。

藏书事业

周越然少年时于诵读《左传》之暇，常常偷看家藏的木刻本《英语注解》，使他对英文产生了兴趣，也成为他日后从事英文编译和收藏英文图书的直接诱因。周越然藏书始于青年时代，自从编辑《英语模范读本》取得成功后，成为“版税大户”，丰厚的收入为他购藏图书提供了财力保障。周越然藏书重视古籍珍本，但不唯宋元古本为贵，还喜藏小说及词话类图书，而“说”和“词”均属“言”部，故叠用其意称他位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的藏书之所为“言言斋”。自云:“当时所储之汉文本，大部分为词曲小说，而词曲小说皆以“言’字为边旁，故取名“言言’，不作‘高大堂皇’解，亦不作‘意气和悦’解，如《诗》所谓’崇塘言言’或《礼》所谓‘二爵而言言斯理矣’也。”言言斋藏书中，绝版书和稀见珍贵版本就有 100多种。

他的藏书与一般藏书家具有不同的特色，在其收藏的词曲小说类图书中，不乏孤本，如稿本《续镜花缘》乃世间孤本。越然收藏的戏曲书籍有200多种，其中仅《西厢记》即有15种版本。他还着力搜罗性学著作，仅《金瓶梅》版本就多达十数种。至于周越然所藏的外文图书，重点也在戏曲、小说和诗歌方面，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贺拉斯、卡图卢斯，波斯大诗人萨迪以至当代英国的威尔斯，以及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费尔南·卡瓦列罗的作品，无不都是名家名作。在外文图书中，周越然同样注重性学著作的收藏，钱海一称他“收藏外国《金瓶梅》一类书籍甚多，集性书之大成，洵藏书家之别开生面者”。

周越然的藏书经历颇受挫折，在年轻时积聚的图书曾两次被“雅贼”所偷。最惨痛的损失是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闸北天通庵路的言言斋藏书被日军炮火击中，十多年的藏书均化为灰烬，计有中文书籍160余箱，约3000种，外文书16橱，约5000种。其中有许多元明孤本、名家稿本，外文书中有50余种是绝版书或稀珍书。言言斋被毁后，周越然对藏书依然痴心不改，移居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继续广泛搜购，所得亦不在少数，但终究已难复旧观。抗日胜利后，他因沦陷时期曾参与日本人的文化宣传事业而退出学界，深自忏悔，自匿于古纸丛中，聊以“喘息”余生。1957年，年逾古稀的周越然将他所珍藏的中文古籍珍本数百种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另有一部分外文书捐献给复旦大学。其余藏书一直保存在陕西北路寓中，直到周越然去世。周越然著有《书与回忆》、《言言斋书话》、《周越然书话》、《英语歧字辨异》、《版本与书籍》、《言言斋性学札记》、《言言斋古籍丛谈》《言言斋西书丛谈》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陆续出版。

周越然曾做过胡适的老师，尽管只教了两天。周越然说：“胡适原名胡洪骍，曾在中国公学读书，我教的是近代史。当时在中国公学教书很不容易，教师要讲两种话，一种是北方话，一种是广东话，因为一半是北方学生，一半是广东学生。我因为讲得太快，一口气教了几页，学生们吃不消，便请我不要教下去了。所以，胡适只做我二天学生，呵呵。”

诗僧苏曼殊与周越然做过同事，周越然大揭诗僧老底：“民国二年光景，我在安徽高等学堂教书，与苏曼殊同过事，他性懒，专拣轻松的功课教，有时听得上课钟声，反拥被而卧，不高兴起来去上课。他喜欢吃蜜枣，雪茄烟，还喜欢嫖堂子吃花酒，到了妓院里，一个人自顾自酣睡，性情非常怪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