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健，冶金学家与冶金材料学家。中共党员，九三学社成员。

周行健，又名周承乾，1895年出生于江西省广丰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全家靠父亲做裁缝和种菜维持生活。周行健兄弟四人，他居长。13岁时在其姑父的赞助下到县城进学堂。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翌年，留美学者周仁来校执教，主讲机械工程学，并兼工学院院长。周行健对周仁十分敬佩，两年多的师生情谊，为以后两人30多年的密切共事，奠定了牢固基础。

1919年周行健于南京高师毕业后，由周仁举荐，先后到上海大效机器厂任机械绘图员，模范工厂机械设计室主任，三星铁工厂机械设计员。

1923年经中华教育职业社黄炎培介绍，周行健赴菲律宾教书，任马尼拉菲律宾华侨中学第一任校长兼数学教员。次年，他辞去校长职务，入菲律宾大学机械系学习，仍在华侨中学兼课。1926年周行健毕业并获学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讲师，1929年夏，应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之聘，任该所专职副研究员、研究员，从此周行健开始了近60年的科研工作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工程研究所从上海迁往昆明，周行健停薪留职自谋职业，任南昌江西汽车配件厂经理兼工程师。1939年应周仁电召，他辞去汽车配件厂职务赴昆明复职，被指派到中国电力制钢厂主持技术工作，任工务主任、副总工程师。

1946年至1948年他赴美国进修和考察，在匹兹堡克利夫兰开士理工大学工学院冶金系进修物理冶金等课程，并进行研究工作。在美考察期间，他参观考察了俄亥俄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的有关钢铁和冶金企业，与中国留美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受命探询进行有关研究工作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图书杂志。他以求贤若渴的热情联络和遴选人才，向国内有关单位推荐了留美学者钱临照、郭本坚、葛廷燧、邹元燨等人。他在推荐信中感慨地写道：“国内政局不定，楚材晋用，实为可惜。”力举“延聘青年致力于研究工作”并认为此乃国家研究机构“极重要之事。”

1948年底周行健返回祖国。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将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院长朱家骅于1949年5月13日及14日，两次亲自写信给各所长及有关研究人员，敦促“务请当机立断，尽量将重要公物及同仁先行迁台。”周行健作为建院元老及高级研究人员，在众人中有一定声望和影响，在座谈会上明确表示：“科学是国家的。研究科学是为国家，不是为某一党、某一派。国共战争是内战，反对迁台湾。”在院内志士同仁的共同反对下，使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完整地归还了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周行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科技事业。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他就到职，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央研究院的军事接管。1950年3月，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他被任命为研究员兼副馆长。1953年该馆改名为冶金陶瓷研究所，他仍任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起周行健受命协助周仁筹建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长沙分所，后任长沙分所研究员兼所长。随着该所的更名和隶属关系的改变，他继续任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所长和冶金工业部长沙矿冶研究院院长及名誉院长等职。

周行健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曾担任过湖南省科委副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1986年被选为中国金属学会荣誉会员。

1895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西省广丰县。

1919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工科。

1919～1923年任上海大效机器厂机械绘图员、模范工厂机械设计室主任、三星铁工厂机械设计员。

1923～1924年赴菲律宾任马尼拉菲律宾华侨中学校长。

1924～1926年在菲律宾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7～1928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讲师。

1929年任浙江常山常玉长途汽车公司经理兼工程师。

1929～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1938年任南昌江西汽车配件厂经理兼工程师。

1939～1945年任中国电力制钢厂工务主任、副总工程师。

1946～1948年在美国匹兹堡克利夫兰开士理工大学工学院冶金系进修。

1950～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副馆长兼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员。

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长沙分所所长兼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冶金工业部长沙矿冶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兼研究员。

1986年逝世

职业生涯

开发中国球墨铸铁技术

球墨铸铁是一种具有优良机械性能的灰口铸铁。一般在浇注之前，在铁液中加入少量球化剂（通常为镁、稀土镁合金或含铈的稀土合金）和孕育剂（通常为硅铁），使铁水凝固后形成球状石墨。此种铸铁的强度和韧性比其他铸铁高，有时可代替铸钢和可锻铸铁（malleablecastiron），在机械制造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球墨铸铁在国外是1947年用于工业生产的。1950年，国家正着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的钢铁生产，周仁、周行健等受党和政府的委托。到鞍钢、大连等地考察，他们看到工厂所生产的机械强度不高的生铁，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了提高生铁的强度，成立了球墨铸铁课题组。在周仁、周行健的亲自领导下，制订了研究计划和技术方案，一次次地试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球墨化添加剂，掌握了球墨铸铁的生产和热处理工艺，在中国率先研制成功。球墨铸铁的性能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科学通报》1950年12月第1卷第8期以《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球状石墨铸铁试制过程》为题作了报道，引起了国内工业界的注意。许多工厂想用球墨铸铁来代替铸钢和可锻铸铁，纷纷来馆参观学习，使这一技术迅速得到推广。面对新中国工业建设正全面展开。考虑到铸钢和可锻铸铁所需的设备比较繁多，耗资巨大，增加产量颇为不易，而球墨铸铁，有一定技术力量的普通翻砂厂均可制造，所需设备及主要原料均较简单且易于运输，周仁、周行健等于1951年7月在《科学通报》（第2卷第7期）上著文，倡导大面积的进行推广。球墨铸铁的研究成功，为推行以铸代锻及生铁变性研究开辟了道路。

1950年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研究成功的球墨铸铁，经过产业部门的实际应用，到1951年已有不少工厂正式生产球墨铸铁件，1952年中国已能生产单件重7吨的铸件。在以后的几年内，又推广到冶金矿山、汽车拖拉机、动力、机车、造船、纺织通用机械、重型机床、起重运输、农机、电机、工具等机械制造行业，铸件范围可及于轧辊、机架、齿轮、曲轴、汽缸套、连杆、摇臂、活塞环等。

1954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有冶金部、一机部和中国有关高等院交校及院内有关研究所共465人参加的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会上，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系统地介绍了镁屑结加镁法和镁硅屑混合结一次处理法制造球墨铸铁、低合金铸铁和球墨铸铁的热处理，球墨铸铁的浇铸研究等成果，将球墨铸铁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向深入。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1954年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会刊》丛编中，球墨铸铁以专册出版。球墨铸铁研究获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开拓中国电炉炼钢事业

20年代初，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铁厂、大冶铁厂等相继停产，加之中国国力衰弱，又轻视发展工业，钢铁工业日益萧条，濒于绝境。1928年中，周仁筹建工程研究所时决定首先创建陶瓷与钢铁试验工场，并邀周行健共襄壮举。

1929年夏，周行健到工程所任副研究员时，钢铁试验工场已基本建成，装备有电炉、退火炉、加热炉和1吨锻锤等设备，以及金相和化学分析仪器。翌年，全面开始钢铁研究。周行健在周仁领导下，与严恩棫等一起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产品品种从普通铸铁，发展到耐磨铸铁。1932年钢铁产品已扩大到含铬、镍的特种铸铁、高硅铸铁和低碳韧性铸铁。1933年试制成功工具钢、高速钢以及发明不久的不锈钢、耐酸钢和汽门用钢。当时，普通厂家只能浇铸普通生铁，冶炼、铸造及制模等全凭老工人口述，根本谈不上炉前化验，金相检验、机械强度测试，对特种铸铁、铸钢及优质钢的冶炼，几乎很少有人尝试，周仁、周行健、严恩棫等进行科学试验和生产，为上海钢铁生产开辟了新的领域。

1939年，周行健被派到中国电力制钢厂主持技术工作，任工务主任、副总工程师，负责厂房建设和组织日常生产工作。从厂房设计、设备筹措和安装到生产管理，他事必躬亲。工厂在离昆明市区22公里的安宁县桥头村，为了适应基建和生产的需要，及时处理各项工作，他基本上长驻厂内。从1940年起，在云南对外交通大动脉——滇越铁路被日军截断的情况下，他和厂内技术人员一起，设计了手动起重吊车、轧辊及人字齿轮、轧钢加热炉、马弗退火炉等设备及部件，组织钢厂用电炉炼制了各种碳素钢和薄带钢，生产了铸钢件，后者以质量甚好而享誉全省。中国电力制钢厂为抗战后方的交通、机械、电力、矿山等工业部门提供了所需的机件、胚料，为发展民族工业和钢铁冶炼技术作出了贡献。周行健是云南钢铁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开拓中国金属压力加工研究工作

40年代初，周行健在中国电力制钢厂任副总工程师时就开始了金属压力加工的研究工作。1946年赴美进修时，在匹兹堡克利夫兰开士理工大学与著名物理冶金学家萨克斯（G．Sacks）教授合作开展了金属薄板变形力学性能的研究，其论文《在椭圆形金属薄板鼓胀区域的应力和应变》发表于美国《金属学报》上，后又被萨克斯收入《工程塑性理论导论》。他还提出了《在高硬度时模子钢之流动与破裂特性》的试验报告，以及金属薄板力学性能研究的新方法。

50年代初，周行健在中国倡导金属压力加工研究，并于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压力加工实验室，并亲自任压力加工研究室主任。他领导压力加工实验室设计制造了一批专用实验设备。其中，如热扭转试验机，为研究金属材料的热加工性能提供了新的实验手段。在当时，该种试验机在国外也只处于试验研究阶段，若干年后，国外才有商品出售。他曾开展了平塑压下金属流动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此1958年他以《平塑压下的金属流动》为题，应邀到民主德国弗莱堡大学作学术报告。50年代中后期，他多次提出要认真研究金属压力加工中的摩擦与润滑，并力主将这一课题列入国家1963～1972年十年规划中。6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正式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一支30余人的专业队伍，在实验室中建成了变形抗力、摩擦和摩擦系数、润滑特性、表面粗糙度和界面接触电阻等测量系统，进行了平塑压时平均摩擦力、摩擦系数和单位摩擦力的测定及钢丝高速拉拔时的润滑等实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可惜这一有意义的研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

不锈钢

1958年4月，他在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业大学召开的“现代压延成就的科学技术会议”上对发展中国压延科学技术提出了书面报告。他受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之托，于1956年及1963年，两次担任冶金学科组压力加工分组组长，主持了中国压力加工专业的长期规划（1956～1962）及十年科技规划（1963～1972）工作。

恢复、发展和创建了三个大型科研院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行健以主要精力从事科研院所的领导工作，为中国恢复、发展和创建了三个大型科研院所。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他参与了接管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的工作。1950年3月宣布由中国科学院正式接管，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恢复和组建的专业研究机构。周行健被任命研究员兼副馆长。建馆之初，他协助周仁馆长努力整顿馆务，充实人员，并请来了邹元燨、吴自良等一批高级研究人员，使科研工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几乎停顿的状态，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在短短几年中即取得球墨铸铁、包头铁矿的高炉冶炼工艺等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化学所。

1951年初，周行健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只身前往昆明把原工学研究所迁返上海时留在昆明的炼钢试验基地恢复组建为工学实验馆昆明工作站。他抵昆后，立即召回已经离散的工作人员，指定负责人，组织员工清理物资和财产，收回被其它机关借用的宿舍、实验室等，将工作站置于工学实验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为工作站的迅速恢复和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该站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贵金属所。

周行健是长沙矿冶研究院的创始人。1955年夏，他受中国科学院重托筹建冶金陶瓷研究所长沙分所，亲自率组选定了所址，随后他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主持实际筹备工作。在筹备期间，他亲自指挥并设法解决建所中遇到的各项重大问题。为了克服人才、设备、图书资料短缺的困难，他在积极争取中国科学院的关怀和院内各兄弟研究所及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工业大学）支持的同时，着重依靠全所职工的奋发努力，率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从1955年7月在长沙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起，至1956年底，仅一年半时间，就完成基建面积2万平方米。各地调来的研究人员也陆续抵达，次年初即开始研究工作。鉴于长沙所在筹备工作中的突出成绩，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集体三等奖。1956年7月，周行健被任命为长沙分所所长。随着长沙分所改制为矿冶研究所和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周行健一直任所长、院长、名誉院长，直至去世，30年间为长沙矿冶研究院的壮大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行健的办所建院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1．研究机构的建立，要照顾资源特点，并充分发挥所在地区科学家的专长。他根据中国科学院筹建冶金陶瓷研究所长沙分所的根本宗旨，明确地提出将所址选在长沙，其理由是：中南、西南及邻近的江西，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在“一五”计划期间，与湖南毗邻的各省已逐步建立起各种有色金属工业，而湖南本身也已相应建立起与生产配套的勘探、设计、基建、设备安装等部门和管理机构，国内最大的铅锌冶炼厂和硬质合金厂也在湖南破土动工。特别是长沙还有培养有色金属矿冶方面的高等学府——中南矿冶学院。在长沙设所，一方面与生产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中南矿冶学院的力量使研究所迅速成长。从长远看，长沙与湘潭、株洲相距甚近，对形成中国未来的工业和文化中心之一，将会有更多的方便。

2．在建所初期开展研究工作的步骤上，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有先后，有主次，要避免齐头并进。鉴于选矿部分有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原有的基础，冶金部分也有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原有基础，开始时应以选矿为主，冶金也同时进行。由于采矿完全是新建，应逐步开展。为了保证这一建所思想的实现，明确规定采矿室在建所初期二三年内，以培养干部准备条件为主。对该室1956年入所的24名大学毕业生，分别进行了妥善安排，择其中最优秀的6名送往国外读研究生，选7名由兼职教授指导去中南地区有色金属矿山进行锻炼和调研，其余11人全部借调至冶金部有色金属矿山科学研究所，按本人的专业方向参加工作。这一措施，使采矿专业的发展更加落实，促成了以后的加速度发展。

纯铁

3．注意发挥多学科、多专业的整体优势，在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利用复杂多金属矿及低品位矿综合回收有价金属，是矿冶技术发展的新方向之一。中国矿产资源特别是有色和稀有金属资源的赋存状态极其复杂，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单靠某一专业和学科孤军作战，难以奏效。作为综合性的矿冶研究院，周行健强调，既要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又要发挥全院的综合优势。在一些重要的科技攻关中，要调动采矿、选矿、冶金、材料、自动化等多个专业的人员协同作战，努力开发成套技术。建院30多年来，该院在包头、攀枝花、金川三大资源综合利用及云锡、大厂、大冶等矿山和红矿选矿技术攻关中，都是以综合的技术优势攻克各项难题，取得了较为完整、配套的系列成果。

4．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科研单位要出成果，出人才。研究所的基础在于干部的素质和水平。建所初期，周行健即借助来所工作的苏联专家、中南矿冶学院的兼职教授和本所的高级研究人员为指导力量，先后招了一批研究生，他自己也亲自带了6名。与此同时，还向苏联、东欧等国家大量派遣研究生，在1956～1959年的三年期间，共派出研究生、进修生30名。他们分别于1957～1963年学成回国，到所工作的有29人，其中取得博士、副博士学位的19人。这些人都先后成了所的科技骨干力量和学科带头人，为所的成长壮大作出了贡献。

为了加快培养干部的速度和把干部培养工作系统化，周行健自己主管干部培养工作，并设置了干部培训科，制订了本所的干部培养工作条例、研究技术人员考核提升暂行规定、外出听课及进修规定、选拔重点培养对象的条件等规章制度。他特别重视实际工作的锻炼，放手让他们担负一定的实际工作。同时也重视理论知识、基础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系统训练。他认为，片面地强调“做什么，学什么”和先打好基础再做工作，都是不适宜的。应该是边干边学，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实践与理论并进。对研究技术人员，要注意从外语、基础理论、实验技术三方面进行基本训练，并积极倡导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鼓励科技人员深入生产实际，开展现场调研，在全院造成一个有利于青年科技人员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周行健在建所和办院过程中的这些明智之举，缩短了研究所的建所周期，加快了研究所的成长，培养和造就了科研队伍。由于他的正确领导，使该院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物质基础和拥有一批较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的中国最大的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中心。它承担了国家许多重点科研课题，并作出重大贡献。

周行健为人谦逊严谨，在他担任长沙矿冶研究院院长期间，他亲自指导过许多重要研究课题，但在论文发表时，他常是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抹掉。为使青年人尽快成长，他不遗余力地帮助青年人查文献、订方案、搞协调、当后勤。对于出院的科研报告，他则一篇篇、一字字详细审阅，甚至一个符号、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他这种甘为人梯的道德风范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为科研人员树立了好榜样。

周行健对一手创建起来并为之付出了30年多年心血的长沙矿冶研究院无限眷恋，1986年临终前遗嘱：将骨灰撒在长沙矿冶研究院。鉴于周行健对中国科技事业所作的贡献，人们在长沙矿冶研究院内建造铜像，永远怀念这位为祖国科技事业鞠躬尽瘁的科学家。

1周行健，G．Sacks．StressandStriainStatesinEllipticalBulges．美国金属学报，1949，1：8．

2周行健，G．Sacks，在高硬度时模子钢之流动与破裂特性．1948（试验报告，未发表）．

3周仁，邹元燨，周行健．球状石墨铸铁之研究．北京：科学通报，1951，2（7）：745～749．

4周行健，孙钟礼等．球墨铸铁的浇铸研究，载1954年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会刊第二分册（球墨铸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5张纪，周行健．平塑压铝和铜圆柱体时平均摩擦系数的研究．矿冶工程，1982，（9）：3．

6周行健．金属压力加工过程中摩擦与润滑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研究报告，1963．

7方俊人，周行健．锆的再结晶图．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研究生论文，1963．

8张烱，周行健．旋流器中液体切线速度的研究与矿粒群分离粒度的探讨．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研究生论文，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