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竹安（1891-1977），湖南省长沙人。1925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9年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机要处处长、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竹安，又名酉村，长沙县丁字湾（今属望城县）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生。1912年考入长沙师范，受徐特立“教育救国”思想影响，立志教育事业。1913至1926年，先后任长沙师范附小主事，长沙十一小学校长与周南女校、长沙女师、长沙县中学等校教员。

1926年秋周竹安加入共产党，同年冬奉组织指示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长沙县党部青年部长，被派往省农民协会任秘书。1927年“马日事变”后，共产党组织决定他在长沙坚持地下联络工作，负责将长沙进步学生转移武汉，免遭迫害。1928年2月，他奉派赴岳阳，得知岳阳党的机关遭破坏后旋赴武汉，以雕刻图章为掩护。3月，他与曾三同时被捕，在敌人的酷刑拷问下坚不吐实。不久被营救出狱，与徐特立赴上海以经营商店为名掩护党的秘密机关。

保释出狱后，党组织安排周竹安到上海，在周恩来、李维汉指导下，与熊瑾玎一起租赁房屋作为中央机关用房，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熊瑾玎以“福兴号”商店老板为掩护，周竹安则做了“熊老板”的会计，从此踏上了“经商”路。

后来，周竹安受党组织派遣到比利时、法国留学和工作１３年，也是以“账房先生”身份作掩护。其间，他与吴克坚、何以端等人一起在海外进行抗日宣传和华侨统战工作。

1928年冬，党组织派周竹安赴法国巴黎留学，翌年春转比利时，先后在鲁汶、列日学法文，并组织“反帝同盟”，出版《反帝》刊物。后刊物遭比政府查禁，他被比国防部驱逐出境，潜匿巴黎，1932年春入阿让德人造丝厂做工。1933年在巴黎万花楼饭馆以司帐职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9月与陶行知、陈铭枢、何肇绪等发起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出版《救国时报》，任编辑。1937年《救国时报》迁美洲，他与何肇绪留巴黎，创办《祖国抗日情报》，发行遍及欧洲、南洋各地。

酒精厂秘书能量大，投资出版拍电影

1939年秋，周竹安回国返湘。1940年１月赴重庆，在化龙桥与吴克坚重逢。此时对外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吴克坚，党内职务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社会部委员。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认为周竹安在国外工作多年，其中共党员身份在国内没有暴露，遂安排他在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由吴克坚、熊瑾玎联系。

“中共红色管家”熊瑾玎把周竹安介绍给私营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经理任宗德，任宗德聘请周竹安为酒精厂秘书，后增聘为第三厂经理。此时，周竹安结识了吴克坚的发小、湖南平江同乡黄雍和郑挹梅夫妇。黄雍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内人脉广泛。

周竹安一边从事酒精厂管理工作，谋划兴办企业、积累资金；一边深入敌人中枢机要部门，联系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核心内线工作人员，获取国民党中央与特务机关的重要情报。他深得任宗德信任，动辄经手数以亿计的经费，并资助《新华日报》度过艰难岁月，被誉为《新华日报》的“金库”。

当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指导下，周竹安还参与组建了大孚出版公司、昆仑电影制片厂，在“国统区”发布进步作品、拍摄进步影片，安置保护文化艺术界人士，与国民党进行文化斗争。

湘绣生意做掩护，长沙地下设电台

“象：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是可以谅解的……程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这是194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给策动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人员的电报指示。而这个代号“象”的人，便是周竹安。他的女儿湘田回忆，长沙解放前夕，总见到“父亲和他的朋友晚上打麻将”。

1946年秋，周竹安转中央社会部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编辑。

1948年10月，经党组织批准，周竹安回长沙老家养病。与此同时，黄雍也奉吴克坚指示回湘，出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1949年1月，吴克坚、何以端指示黄雍在湖南开展工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黄埔同学拥戴程潜和平起义。黄雍提出了配备电台的要求。

1949年5月7日，周竹安偕同译电员章朴以“做湘绣生意”的名头由上海飞抵长沙，领导黄雍小组并建立了社会部吴克坚情报系统长沙工作电台，黄雍、郑挹梅等人负责掩护电台。

1949年6月2日，周恩来在发给乔木（乔冠华）的“６·２指示”中指出：“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６月上旬，周竹安社会部长沙工作电台转为直属中共中央的长沙电台，联络代号“象。”

选址充电多险象，和平解放立大功

建立地下电台，首要问题在于选择台址，既要不被敌人侦测台发现，又要便于发报。长沙电台先是安放在黄雍家里，后转移到离长沙城区５０余里的九福乡周启铎家里。周竹安不仅动员家人参与到保卫电台的工作中，还专门抽调４０人组建精干小队，夜晚在二十里范围内巡逻，确保地下电台安全。

地址选好了，用电的问题又来了。乡村尚无发电供电设施，只能使用６只汽车电瓶代替。为了确保电瓶充电顺利，设置专职“交通员”６人往返城乡，与敌人斗智斗勇。变换充电路径，更换电瓶掩护包装，变换城内收发地点，在近郊城外增设收电瓶处所防“宵禁”，如此周密安排，还是被敌人水上警察发现一次，危急关头“交通员”迅速将电瓶扔到水里才脱险。

７月４日，周竹安收到毛泽东专电并转呈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这封电报，彻底消除了程潜的疑虑。７月４日以后，双方就具体事项多次往来电文进行磋商。

1949年８月４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８月５日，解放军开进长沙城，长沙和平解放。长沙电台完成了历史使命。９月，周竹安应李克农电召，赴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其间撰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９月１６日，周恩来听取周竹安汇报并审阅《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后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请克农同志安排。”

1949年10月，周竹安出任外交部机要处长，1952年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4至1958年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1977年8月23日，周竹安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