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嵩尧（1873年7月17日－1953年9月2日），周恩来总理的伯父，光绪23年考中举人。清朝期间，他曾担任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年间，曾先后担任江西、江苏督军专署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史研究员。可谓历经三代，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历程。

周嵩尧，是周恩来二伯祖父周骏昂的第三子，在周家同辈人中排行第六，所以周恩来一直亲切地喊他六伯父。1897年（清光绪23年），周嵩尧25岁时考中了光绪丁酉科的第35名举人。

清末官场黑暗，挂牌卖官。中举后的周嵩尧并没有一步登天，还是靠其二舅父、在淮安漕运总督府任总文案的郑仁寿举荐，才到该衙门做个文案。1908年，周嵩尧舅父告老还乡后他即被升为“漕督”总文案。由于周嵩尧有政治头脑，才干又高人一筹，江北提督王士珍很器重他，极力保荐，终于使他得以进京通过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的集体召见面试，被委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

进入民国，周嵩尧曾先后担任江西、江苏督军专署秘书长，还曾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二等文虎勋章和二等嘉禾勋章。1915年，周嵩尧因不同意袁世凯称帝，遭袁冷落，卸职返回淮安。1929年，携全家移居扬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扬州陷落。由于周嵩尧的才干和声望，日伪方面多次请其出山，要他为“大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效力。周嵩尧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加上侄儿周恩来进步思想的影响，始终不为所动，坚持隐居，表面还得巧与周旋。最紧张时他不得不举家避居乡间，以躲开日伪的纠缠。1946年，当他得悉七侄周恩来率中共和谈代表团抵南京时，顿时喜出望外，立即变卖一些家当，凑足路费，赶往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与周恩来晤谈。因当时时局维艰，不久国共和谈破裂，他才又依周恩来所嘱，辗转北返扬州故里。

周嵩尧与他侄儿周恩来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即致信六伯父，邀他进京议事。周嵩尧遂由扬州登船经镇江乘火车赶赴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七侄周恩来相见。周恩来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次一来，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周恩来与六伯父晤谈后即交待他的行政秘书何谦送周嵩尧到北京的远东饭店下榻。这是当时政务院交际处所属四家招待所当中最好的一家，包括庄希泉、高士其、梅兰芳等一批知名人士当时都住在这里。后来又迁住到惠中饭店，仍是档次较高的一家。那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作为首任政务院（后改名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常把周嵩尧请到西花厅，向他请教清朝和民国年间政府各级机构的建制、职能、人员配备、工资安排等问题，以便让人民政府参照采纳或修定。周嵩尧都一一耐心解释。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筹备期间，由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周恩来批准，于6月正式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聘请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批馆员。首批聘到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人都是清末和民国年间德高望重的硕学名流，如符定一、章士钊、齐白石、陈半丁等等。安排他们都有照顾性质，所以周恩来在聘用周嵩尧这一职务前曾对他说：“民国年间你有两件德政，人民不应该忘记：第一，你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了战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一名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那么周恩来说他六伯父周嵩尧的“两件德政”是怎么回事呢？

那还是20世纪的民国初年，中华大地军阀割据，各霸一方。天津的李纯仰慕周嵩尧的才干，在江西督军任上就聘请了周嵩尧做他的秘书长，作为他的高级首席幕僚。李纯移督江苏后又继续聘用周嵩尧做他的秘书长这一要职。这时，曾担任过李纯参谋长、后任陆军第六师师长的齐燮元被浙江督军卢永祥逐出浙江，再次投到李纯麾下。李纯便靠这一文一武的“左膀右臂”辅佐，又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真是兵精粮足，春风得意。但是齐燮元一直有着当督军的野心，对自己被卢永祥所逐很不甘心，做梦都想夺回浙江那块他失去的“天堂”，于是挖空心思，想方设法从中挑拨：他先使人向卢永祥送去假情报，说李纯依仗自己兵精粮足、人多势众，想以强凌弱，即将起兵入浙。这使兵力、财力都不如李纯的卢永祥一时很紧张，急忙调兵遣将，在江、浙两省交界处严密布防，交通要道增岗添哨，如临大敌。齐燮元暗暗高兴，又在李纯面前借口挑拨说，卢永祥不自量力，正向江、浙两省交界处调集重兵，图谋犯疆夺地。随即极力怂恿李纯要先下手为强，赶快起兵伐卢，以免被动挨打。李纯未敢贸然自决，就找他高级幕僚周嵩尧商量。周嵩尧先劝李纯要冷静，主张先查明实情，然后再做出兵与否的决定。他还从双方力量的对比、经济实力的悬殊等几个方面分析比较，作出了卢永祥决不会主动出兵打江苏的准确判断，从而稳住了李纯。接着，周嵩尧又利用自己的浙江关系，很快与卢永祥的秘书长联系上，请他说服卢永祥赶快从江、浙沿线撤回军队，以免擦枪走火，铸成大错。卢听取了他的建议，终于使这场一触即发的江、浙两省的军阀混战烟消云散，从而使两省民众的生命财产免遭了一场战火劫难。1920年李纯不明不白地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齐燮元走马上任江苏督军这一肥缺，并邀周嵩尧继续当他的秘书长，周嵩尧怀疑李纯的死可能与齐燮元的“手脚”有关，便坚决“不与小人为伍”，愤而不允，拂袖而返淮安。打那以后，他再未出任任何公职。

第二件是袁世凯要做“中华帝国”皇帝时，身为袁世凯大帅府办事处秘书的周嵩尧不是趋炎附势，而是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上书袁世凯，要袁不要逆流而动，结果遭到袁世凯及其爪牙们的冷落和歧视，周嵩尧也只好愤而悄然离去。

新中国任文史研究员

周恩来正是出于对六伯父上述两件德政的考虑，才安排聘用周嵩尧为第一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这也是周恩来担任一国总理26年间，一次直接聘用他自己的亲属。

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时已是77岁。但他老当益壮，刻苦学习，努力适应新社会的新形势。周嵩尧的书法功底很厚，在文史馆上班后曾用毛笔逐字逐句抄录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的一些诗词，并撰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颂新中国，赞颂新社会的建设成就。1950年10月1日国庆一周年时，周嵩尧还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观礼。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195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庆祝会上，他还和馆长符定一老先生一起被推举为中央文史馆的代表一齐向毛泽东主席敬酒，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祝贺。同时，他还和章士钊、符定一等44名中央文史馆馆员签名共同在《光明日报》上著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他个人还以“周峋芝”署名单独著写《庆祝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一文在同报同版发表。文中周嵩尧深情地写道：“我三十年前，看见国事日非，政界污浊，辞职归隐，闭门课孙，已成一个废物。不料年垂八十，遭际中国复兴，备员馆职，重登舞台，虽是配角，还能跳一回加官，跑几回龙套。有还童之勇，无老大之伤，但愿多活些时……”其喜悦与激动的心情跃然纸上。

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常常有一些钻营附会之徒假冒周恩来本家或亲属找到西花厅，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有的要工作，有的要钱钞等等。周恩来工作繁忙，一般无暇相见；周家是个大家族，邓颖超对周家情况也不是都很清楚，每次接待这类人员，都很棘手：随意“得罪”不太合适；而对于来者就一概给予礼遇又怕是“假冒伪劣”而闹出笑话。于是，周恩来就让自己的行政秘书何谦向六伯父请教，请“六老爷子”（这是当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对周嵩尧的敬称）介绍一下周家各方亲属。周嵩尧很快回信，详细介绍周家亲属的情况。周嵩尧的信写道：

何秘书同志：

电话有分机的，我常会听不清。昨日所说周振中，堂房绝没有这个人。总理堂兄弟，现只有：恩夔，我之子，年五十；恩霔，二房的，在上海，年四十二；恩宏，五房的，在上海，年四十九，新近他的原配未见；前单所写的恩煦已死，才知道他在上海有工作；恩燕，三房的，在广州，年四十余，也新近知他在广州铁路局工作，四个。又，从堂弟恩灿，九房的，在扬州，年四十余。如此而已。此人定是假冒，未必敢见我，若来见，或是远房本家，当由电话奉告。

此布并致

敬礼

周峋芝　启

十一月廿五日

周嵩尧写完上面这封信后还不放心，又特意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附件。附件全文共3000余字，是用毛笔工整书写而成的。这是一份有关周恩来八等亲（习惯上也称“五服”亲）以内亲属最为全面、最为具体的“图谱”，共记述了周恩来亲属近80人。在周嵩尧的这份《图谱》上，连原来一直被误传为周恩来嫡亲表妹、原秋瑾研究会会长王去病也写得清清楚楚，“均是王贶后母之女，无血亲关系”。他的这份附件成了当时前往“西花厅”认周恩来为亲的人的一面镜子，是真是假，用“镜子”一对照，都能清清楚楚。这面“镜子”一直收藏于西花厅，1994年由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现在则成了研究周恩来家世的又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周嵩尧在京期间，还热情帮助周恩来做有关亲属工作。1951年2月14日，他在西花厅收到表弟鲁觉侯的信后回信解释说：“这次来函并尊府世系表及令侄彦本《自传》均交中南海。唯舍侄夫妇（指周恩来、邓颖超）一日万机，直无刻暇，各处函件，多未阅览。而于尊府失业人多，则深为注意；不独尊府，舍间本家亲戚年谊知交，大率情形相同。舍侄地位固不便一一发交下属，致涉私心，实亦（因）人数太多，难于在京安插。是以政务院两次明令，颁布救济知识分子及失业失学群众各项办法，实皆有为。然而今令郎得有工作，令侄未知若何。人事局积存太多，无可安置，最好亦嘱其在外就近向某某机关伺机登记，青年则投考学习或参军等等，工商军政各视所宜可耳。”说得入情入理，让周恩来大为感动。

周嵩尧居京只有短短三年多时间，他晚年生活很幸福。但是，文史馆的悠闲工作也难免使他产生思乡怀旧之情。绍兴有祖居，扬州安葬有他的父母，淮安更是他最早供职、多年寓居和上学读书的地方。他很想一一回去看看。可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考虑到老人如果回去，“当地政府一定会对他给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会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人家正常工作”。“况且周恩来历来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他要自我带头，树立新社会的新风尚，给全党做出表率。就婉言劝说六伯父不要归乡省亲”。1951年3月1日，周嵩尧在给绍兴表弟鲁觉侯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本欲就浙省一席，舍侄以相距太远，年衰独行，不能独行。”他是个经历过满清、民国、日伪和新社会几个朝代、几个时期的人，能顾大局识大体，也就能理解侄儿周恩来的意思，打那以后再也未向周恩来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周嵩尧的通情达理使周恩来感到十分欣慰。平素工作之余，便派人把六伯父接到西花厅，谈国事、谈家事；遇有越剧、扬剧或淮剧进京表演，周恩来总是叮嘱西花厅工作人员，别忘了买两张票给六老爷子送去。有时周恩来还邀他去颐和园同舟漫游昆明湖。说起慈禧、光绪当年在颐和园对他的召见、面试，老人捊着银白的胡须，竟像回到孩提时代，爽朗地大笑起来。周恩来还多次对去西花厅的同辈们说：“六伯父年岁大了，你们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

1952年3月，周嵩尧的儿子周恩夔在扬州因病去世，时年才过五旬。周恩来十分体贴周嵩尧老年丧子的哀痛心情，在征得老人同意之后，托人将他最疼爱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来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家，并负担了周国镇的全部学杂及生活费用，以抚慰六伯父的丧子之痛。1952年8月，周嵩尧80大寿时，周恩来还按苏北老家习惯，邀集弟弟周恩寿及在京侄儿、侄女们，齐集到西花厅设简单的一桌家宴，为六伯父做寿。据周恩来生前卫士长成元功、卫士韩福裕等对笔者回忆，六老爷子过寿那天，总理很高兴，不仅在桌上带头敬酒，还亲自系上围裙，下厨做了淮安红烧狮子头等六老爷子喜欢吃的家乡菜。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先生因患老年性气管炎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亲临北京嘉兴寺向他的六伯父遗体告别并主持了入殓仪式。9月6日，周嵩尧出殡，由他的孙子周华章引棺领穴。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便托邓颖超代表他前往送葬。邓颖超抱病送灵至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并代表周恩来亲自为周嵩尧的墓挥锹铲土，使其得以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