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涌（1912年1月17日~1988年4月13日），甘蔗专家和农业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农作物研究和高等农业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在改进甘蔗栽培技术和耕作制度，改良品种和蔗田综合利用方面做出了贡献。

周可涌(1912～1988)，当涂县博望镇人。自幼勤奋好学，青年时代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农学研究生肄业回国。曾任安徽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安徽大学教授。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农学系主任、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农学会第三届顾问、中国甘蔗协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职。

周可涌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和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著名的甘蔗学专家。他和他的同事合编有《作物栽培学》、《南方作物栽培学》，主编有《国外农学——甘蔗》、《中国大百科全书—糖料作物》、《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糖料作物》。主要著作有《甘蔗栽培学》、《甘蔗育苗移栽》、《甘蔗》，以及论文、译文等200余万字。1988年4月13日，因病在福州逝世，终年76岁。

周可涌，安徽省当涂县农村，父亲是铁匠，也会做木工活，家境清贫。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即能吃苦耐劳并逐渐形成了刚直不阿的性格。小学毕业后，13岁的周可涌考上南京的安徽中学。校长陶行知先生“学习农民，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教导深深铭刻在周可涌的心中。周可涌从小在农村中长大，深知农民疾苦，由此更加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立志要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而奋斗。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由于父亲去世，没有经济来源，在中央大学工学院念完一学期后，便转到该校的农学院，半工半读，于1935年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

1936年，周可涌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蚕桑委员会技术专员，安徽省立棉蚕改良场技正兼场长。他的《棉花花冠颜色的遗传研究》一文，1936年发表在英国《棉花》杂志上，并被郝钦铭著的《棉作学》一书所引用。1937年初，他受命东渡日本考察桑树育种。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不得不西迁四川。

从1939年起，周可涌先后担任四川农业改进所荣威植棉指导区主任，四川农业改进所甘蔗试验场技正兼场长，主管甘蔗技术研究和良种繁育和推广，引进甘蔗新品种等工作。从此，他与甘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他到美国著名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植物病理生物系主攻甘蔗。1946年归国，在安徽省农林处任技正兼处长，并应聘为安徽大学农学院教授。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农场试验田观察研究作物生长习性，并带领学生进行田间实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可涌于1951年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从此扎根八闽，热情投身于我国的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1952年院校调整，周可涌担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兼农学系主任。从1962年起，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批准，开始招收研究生，1984年由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培养的26名硕士生，4名博士生，都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他讲授过本科生的耕作学，作物栽培学（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及绿肥等作物）；研究生的作物栽培学专题，文献阅读，甘蔗专题讨论等课程。他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实行教学相长，尤其对研究生的课程均采用学习报告和讨论的形式，以培养青年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组织和参加全国和本校的教材编写及教学法研究，在学科建设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以他为学科带头人的作物栽培与耕作学是该学科中全国较早成立的博士点，也是福建省首批建设的重点学科之一。

在出色地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花费了许多精力开展棉花、水稻、小麦、甘蔗等作物的研究。50年代后期，他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对甘蔗的研究上，并多次承担国家、部委、省级有关部门下达的研究项目，且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共获国家部委和省级9项奖，先后发表研究专著、论文60多篇和大量译文。他主持创办了《国外农学——甘蔗》，担任《作物学报》编委，《福建农学院学报》副主编，农业部生产技术丛书编委会编委等。

1951—1953年，他与福州市郊郑依姆农业合作社进行技术合作，将水稻间作改连作，稀植改密植，使每亩平均增产100多公斤，深得当地农民的信任和欢迎。1955年，他在福建主产蔗区仙游县建立了基点。从此，他长期深入农村，一面向老农学习，一面指导生产，并从生产中发现问题进行科学研究。50年代改良了陈旧的新植蔗和宿根蔗栽培法；60年代总结了甘蔗大面积丰产的栽培措施；70年代提出提高蔗田光能利用率的研究方向；80年代进行蔗田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的试验和推广。

1980年，周可涌以古稀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很高的热情参政、议政，特别在农业科技规划和有关农业政策的制定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他曾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民盟顾问等职务。他还担任农业部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顾问，中国作物学会理事，中国制糖工业理事，轻工业部制糖工业科学技术专业组成员，福建省农学会副理事长，省农业科技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促使从事甘蔗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更好地交流、协作，在中国农学会、作物学会等有关部门支持下，周可涌与其他几位甘蔗界前辈于1983年发起成立了中国作物学会甘蔗协会，他被推举为第一、二届理事长。鉴于周可涌在农业教育和甘蔗科研上的突出贡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1978年和1979年先后授予他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探索更新甘蔗品种

周可涌自30年代末开始甘蔗研究工作时，就爱上了这心实节高的甜蜜作物。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蔗农栽种的大都是竹蔗和地方种，已引进的推广品种丰产性也不好，而且品种混杂，种性退化，不利于糖业生产。因此，为蔗农寻找一个比较理想的栽培品种是周可涌长期的渴望。由于福建的气候条件适合于发展甘蔗生产，他在一封封任职邀请信中选择了福建。

1951年，他在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的甘蔗品种比较试验中，发现“台糖134”不仅高产高糖、丰产性好，而且宿根性特别强，适应性广。消息传到广东，广东的同志也发现此品种在广东丘陵地种植表现很好。于是，经交换信息鉴定后，一致同意推广种植。

从1954年开始，这个品种便逐步代替了当时的当家品种“POJ2878”，平均使每亩增产约100公斤。我国甘蔗主产区也由此实现了一次较大面积的品种更新，为甘蔗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台糖134”一直在生产上沿用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品种仍在闽粤桂蔗区占有相当比重。

“台糖134”的推广种植使周可涌感到极大的欣慰。当他的助手们把引种的成功归功于周可涌“独特的观察力和敏感性”时，他则淡然地说：我只是依照业精于勤的古训，经常下田观察，做出比较分析和判断而已。正是这种勤奋努力使他和助手们能不断为甘蔗生产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如50年代的“福农57—58”，60年代的“仙糖8号”，70年代的“仙糖73—35”，80年代鉴定的“福引79—9”。这些品种都在福建蔗糖生产上发挥过增产增糖的作用。

改革新植蔗的栽培技术

为了探索适合我国蔗区生产特点的增产新路，1953年，周可涌开始到福建甘蔗主产区仙游县考察，并于1955年在该县龙华乡建华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以甘蔗为主的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的试验基地。当时蔗区的种植方式大都采用斜插穴植，蔗苗稀少，产量不高。他与当地农民在田间讨论，先改斜插穴植为条播平放。后来周可涌看到这种作法播幅约有6寸宽，土地利用率不高，又建议改一条线播为一左一右的“双行三角条播密植法”。这样交叉平放播种，分布均匀，既充分利用土地，又使甘蔗种茎上的芽绝大多数都能有萌发的机会，而不至在土壤深层被闷死，从而使蔗芽萌发多且分布均匀，吸收肥水方便，有效茎生长数多而粗壮。这项改“穴植”为“密植”的技术很快就被广大蔗农接受，许多老农看了后都说：“这个办法好，不要再试验了。”于是很快就推开了。

在推行“双行三角条播密植法”同时辅以推广新品种“台糖134”使甘蔗平均亩增产2000公斤左右，一举而轰动了全国。1956年，中央农业部在仙游县召开全国第一次甘蔗丰产现场会，向全国推广了这一新技术。在这次现场会上当场砍收1亩多地，甘蔗折算亩产达12吨。这一年仙游县甘蔗大面积平均产量和小面积高额丰产均居全国第一，全福建省产量也从1949年的亩产2吨翻了一番。现在“双行三角条播密植法”仍为我国广大蔗区的主要种植方式。

总结宿根高产栽培经验

新植蔗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了，而作为甘蔗生产的另一种主要种植方式——宿根蔗的产量应如何提高？周可涌首先以甘蔗根、芽的生长特性进行探讨，逐步明确在宿根蔗栽培中，及时破畦松兜，施足底肥，防治地下害虫，早补兜，管好前季甘蔗并施足“壮尾肥”等是宿根蔗增产的重要技术环节。1958年，福建日报刊登了一条《松溪百年蔗》的珍闻。周可涌立即到现场调查访问老农，并扒土观察蔗根生长情况。农民发现通常宿根蔗松土破垄时，生怕伤根都破得很浅，而这里却采用深犁破垄，促进基部芽生长，既不怕损伤上部根，又可松土透气防除害虫，培土也就不必太高，得到启发后。经过试验，他在总结老农经验基础上写出了《百年蔗》一文，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此，“深耕破垄”的宿根蔗的栽培技术和“老蔗头作种”的技术随之诞生。与此同时，他又提出搞好小锄低砍收获甘蔗时，要以及时彻底开畦松兜为主，采取早施底肥，早除虫，早管理的“三早一彻底”的宿根蔗高产栽培技术，可使宿根蔗每亩产量较原有的旧种植法增产500公斤以上。为此1965年农业部又在福建召开了全国甘蔗学术讨论会，肯定了这项成果，并号召推广这套具有我国特色的高产栽培措施。迄今此法仍为我国主产蔗区所沿用。1957年，周可涌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甘蔗栽培学》专著，为后人研究甘蔗科研与生产提供方便。

在1959—1965年间，周可涌担任仙游县万亩甘蔗丰产区的顾问。他不辞劳苦地带领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向蔗农宣传普及或实地示范各项增产技术，促进了该区蔗粮生产迅速发展，并使该区甘蔗达到亩产5吨的水平。同时，他也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成为甘蔗生产能手，后来这批人员中有不少是我国援助非洲建设甘蔗农场和糖厂的骨干。

提倡蔗田综合利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可涌一度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1972年冬，他刚从下放的泰宁县山区回省城后又来到了蔗区蹲点。那时由于冬种面积大，新植蔗常套种在麦田中，出现“种蔗损麦”和“收麦伤蔗”的矛盾。他联想到1955年从广东揭阳县总结出来的育苗移栽和高山育苗复壮种性的经验，便进行了甘蔗育苗移栽试验与示范，并取得了粮蔗双丰收。后来这项技术不但在全省推广应用，而且逐渐演变成为在我国多熟制地区蔗农采用地膜覆盖实行育苗移栽取得显著增产的关键措施。

更有意义的是，周可涌鉴于通常蔗田的栽培技术对早期土地和空间的利用不很经济，光能利用率低，于是带领科技人员进行蔗田间作绿肥以及间作麦、菜等耕作制度改革试验。1981年11月，农牧渔业部在福建省仙游召开了全国甘蔗科研生产现场会。会上就如何提高蔗农的经济效益问题进行了讨论。周可涌认为甘蔗本身增产总是有限度的，出路在于搞好蔗田利用，发挥多重效益。他提出“轮、间、套；铺、架、挂；农、牧、副”综合经营的甘蔗生态工程研究的设想，引起了与会同行的重视。现在这个设想已开始在仙游县逐步实现。即在蔗田前期间作的基础上，后期又用“铺、架、挂”在蔗田栽培蘑菇、香菇、黑木耳等食用菌；并利用甘蔗梢及副产品饲养奶牛、耕牛；利用牛粪便和蔗渣为培养料栽培食用菌或用于沼气发酵，使植物、动物、微生物构成的良性循环生物圈，有效地利用时间、空间、光能和生物能，从而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这是现代科学理论和传统农业技术以及不同学科、专业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典范，也是周可涌努力学习，认真实践，勇于开拓，集思广益（包括群众经验）的结晶。它既反映了通过生物间相辅相成可以形成良性生态循环的理论，又体现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发展规律。

努力提高甘蔗科研理论水平

周可涌一贯强调，实践必须上升为理论，才能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因此，他在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的同时，从不放松教学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他参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农业高等院校用的《作物栽培学》，先后主编或合编了7部专著，发表50多篇论文和250多篇译文，并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中有关糖料作物部分的编写工作。

他主持并指导研究生，进行甘蔗叶片光合膜及叶片解剖特征在甘蔗育种上的应用，数量遗传在甘蔗高产高糖育种中的应用，甘蔗组织培养和细胞融合研究，超微结构和生理生化（主要是酶学）育种指标的探讨等课题，期望及早利用现代高技术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和创造新物种。同时，也为甘蔗现代化栽培探索新的增产途径。有些课题已初步取得预期效果，象新品种“福引79—8”、“福引79—9”的鉴定和推广就是借助于甘蔗数量遗传学的指导，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周可涌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注视，法、英、美等国的学者曾先后来函索取论文报告。1988—1990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远东地区世界名人录，国际杰出的领导人传记等编辑部也分别来函索取他的资料准备收录在内。

80年代初，我国甘蔗糖分曾出现连年下降趋势。有人认为这主要是蔗农多施化肥以及由品种原因引起的。周可涌则认为可能是气候条件异常造成的。为此他和助手多次到蔗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通过计算机处理，证实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后来几年甘蔗糖分又出现回升，从反面再次证实了他的推论。1985年他撰写的《再论甘蔗蔗糖分和自然成熟期自然要素的关系》就是这一问题的小结，对指导甘蔗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周可涌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是弄清栽培甘蔗和制糖业的起源。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于1960年发表了《中国植蔗和制糖历史的商榷》。晚年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收集资料，参考大量文献，包括经典著作、历史书籍乃至佛教经卷，并采用现代实用技术，如光谱、酶谱分析，光合膜及细胞超微结构等测试结果，终于证明了他的论点——世界种蔗制糖起源于中国，并于1984年发表了《中国蔗糖简史·兼论甘蔗起源》一文。他认为勤劳智慧的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直到他最后病重住院时，仍忍着剧痛在修改《中国甘蔗起源考证》的第二稿。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

周可涌的一生还和许多主要农作物打过交道。他做过中美棉无性杂交，棉与木槿属间杂交，宿根棉和再生棉的栽培，小麦花序修整以及水稻栽培理论等研究。他常对研究生说：“作为一个高级农业科研教学人员，不仅要具有专门的知识，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不能只懂甘蔗而不及其它。农作物的生长有个性也有共性，知道多一些，就可以触类旁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在“社教”、“下放劳动”期间都能为当地农民解决一些生产问题，起到学用相长的效果。

勤奋、清廉、正直、无私

周可涌常对学生说：天才是勤奋的结果。他还说：人要有物质基础，但心里不能装个私字，否则碰到困难就不敢前进。他谆谆告诫学生不要追求名利，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科研上不断进取，多出成果，多做贡献。每当他和研究生同道外出考察，他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积累的丰富知识与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学生。跟他一起出差，既紧张又劳累，不管寒暑，不论地点条件，总是分秒必争，连中午也不休息，星期天照干不误。

周可涌治学严谨，对研究生和助手在研究选题、设计和试验方法方面都要一一过问。给予切实指导。审阅设计书和论文报告时，他总是先和同志们讨论一番，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经过亲自反复修改，从文字、数据直至标点符号都符合要求后，才能定稿。他终日伏案工作，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他的《第十五届国际甘蔗技术会议论文集选编》一书和大量论文就是这样见缝插针翻译出来的。在他看来工作就是乐趣。在他的家里除了数不清的书籍和杂志资料外，没有什么毫华的摆设，连书架也是最简陋的小竹书架。他去世时，人们到他家中悼念，无不为他的清廉简朴、淡泊明志的生活而深受感动。

周可涌性格爽直，刚正不阿。他看到有损于人民利益和不利于生产的事，不管在职位多高的领导面前，总是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度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政策，对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他曾多次在省的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

他对中青年一代的成长一向寄予极大的希望。1980年美国甘蔗育种专家朱德林教授邀请周可涌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不少人争先恐后渴望以求的美差，然而他却把这一机会让给青年教师去进修。因为他深感提高中青年一代教师的学术水平，改善师资素质是老一代科学家应尽的责任。他就象甘蔗一样心实而节高。

他不顾年老体弱，在去世前的五个月，仍然坚持带领研究生到蔗区进行现场考察。由于劳累过度，回到福州后旧病复发，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还是惦记着工作。1988年4月12日下午，周可涌已数日滴水不进，连葡萄糖液也很难输入了。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细声嘱咐他的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道：“如果论文有什么困难请尽快提出来……。第二天清晨周可涌与世长辞了。在整理他的遗稿中有这么一首诗：“有生总有死，何必哭啼啼。一代胜一代，我死也欢喜。”充分表达了他对后人寄予的无限希望。他走了，但他的高尚情操却永远留在人间。

简历

1912年1月17日　生于安徽省当涂县。

1935年 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并留校任助教。

1936—1938年　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蚕桑委会技术员，安徽省立棉蚕改良场技正兼场长。

1939—1945年　任四川农业改进所荣威植棉指导区主任，四川农业改进所甘蔗试验场技正兼场长，重庆中央农林部技术专员。

1945—1946年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植物病理生理系主攻甘蔗。

1947—1949年　任安徽省农林处技正兼处长，安徽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1年　任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

1952—1977年　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兼农学系主任。

1978—1988年　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兼副院长、顾问，福建农学院甘蔗综合研究所所长，福建省科协常委，福建省农业科技委员会常委，福建省农学会副理事长。

1988年4月13日　逝世于福州。

1　周可涌，俞启葆．棉花花冠颜色的遗传研究．英国：Cotto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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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可涌．小麦修整花序．福建农学院学报，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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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可涌．棉与木槿属间杂交．福建农学院学报，1957．

9　周可涌．水稻密植的生理基础．福建农业，1958．

10　周可涌．甘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11　李竞雄，杨守仁，周可涌主编．作物栽培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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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周可涌．宿根棉．福建农业，1960．

14　周可涌．再生棉．福建农业，1960．

15　周可涌．水稻的根系和分蘖对产量的关系．福建农业，1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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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可涌．甘蔗枯死茎的发生及其防治．福建农业，19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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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周可涌．论福建省发展棉花生产问题．福建农业，1963，（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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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周可涌译．第十五届国际甘蔗技师会议论文集选编．重庆：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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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周可涌．甘蔗遗传育种的简单回顾．四川甘蔗科技通讯，1980．

31　周可涌．甘蔗育苗移栽的理论与实践．福建农学院学报，198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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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周可涌，李扬瑞．甘蔗叶片细胞器中IAA氧化酶活性及其与茎伸长的关系初探．作物学报，1987，13（3）：209—212．

36　周可涌，卢川北，郑雨苹．甘蔗叶片几个解剖特征与含糖量的关系．福建农学院学报，1987，（3）：209212．

37　周可涌，郑雨革，卢川北．甘蔗叶片解剖特征在F1代苗期选择上的应用．福建农学院学报，1990，（2）：12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