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斐丹，原名汝勋，笔名斐丹、映雪、赤松等。浙江义乌稠城镇石古金村人。经济学家、人口理论家，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1907年7月，吴斐丹出生在稠城镇石古金村。他的父亲是位教书先生，母亲是位纯粹的农民，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吴斐丹出生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满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之际

吴斐丹5岁进蒙馆那年，辛亥革命胜利，男人剪去了长辫，少女不再缠足，社会起了变化。不久他转到新式小学读书。

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保持着耕读传家之风，家中留着一些土地，在传道授业之余参与耕作。受父母影响，少年吴斐丹对家中的农活几乎样样都做，如割草、打柴、辗谷、播种、收割等等。进入中学后，吴斐丹平时不常回家，但寒暑两假中的农事劳动仍是他的生活内容之一。长期的农事劳动，使他对农民的贫困生活和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受这种生活环境和当时学校教育的影响，吴斐丹从小就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

吴斐丹读书环境比一般人家稍好，但家庭经济并不富裕。读大学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和帮助。因此，吴斐丹很早就想自己写稿来维持生活，以减轻家中的负担。

1921年暑假，17岁的吴斐丹考人设在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与吴晗、千家驹同年级。第二年转学省立第一中学（今杭州高级中学）读书。进人中学后，吴斐丹为了实业救国，比较重视数理两科的学习。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学校又经常请鲁迅、陈望道、胡适之、徐志摩及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等学者、教授来校授课或作报告，吴斐丹对新文学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作为经济学家，他最先以“映雪”笔名投稿，创作并发表了不少诗歌和短剧等文学作品。

1925年夏，吴斐丹考人厦门大学预科班。

1927年，考入武汉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原名为武昌大学，后改名为武汉大学），并任校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和学生会负责人。

在武汉读书时，吴斐丹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那时，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李汉俊，讲授唯物史观。吴斐丹经常去听他的课，政治思想上深受其影响。不久，武汉大学内革命情绪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最后学校被武力解散。在武汉大学本部所在地附近东厂口省议会厂坪上，吴斐丹亲眼目睹了李汉俊和另一位教授及进步同学数人被活活枪杀。

在这一系列令人痛心的现实面前，吴斐丹终于明白了，如不解决政治制度问题，“实业救国”是不可能的，中国也不会有新的出路。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对反动派的屠刀，吴斐丹的“实业救国梦”破灭了。

1927年下半年，报纸上经常报道反动派枪杀进步青年的消息。父母对远在武汉的儿子非常担忧，不让吴斐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求学。

1928年春，在父母的一再要求下，吴斐丹离开武汉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直到1930年冬大学毕业。

在复旦读书时，吴斐丹参加了上海学联、左翼作家联盟和社联的活动，活跃于复旦校内进步同学、教授之间。大家一起在报刊上发表讨论社会问题的文章，出版各种刊物书籍。

除了联系复旦进步青年学生、教授，吴斐丹还经常出入于复旦附近的劳动大学和立达学院，与这些外校的进步青年往来，暗中宣传进步思想，传播进步刊物。同时，吴斐丹还与一些进步同学一起，利用“社会调查”课的机会，对复旦周围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1931年春大学毕业后，吴斐丹就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伦理学和高等代数，并在复旦中学教西洋史。这年11月，吴斐丹突然被捕。警方搜查时在吴斐丹的床垫下搜出了红色书刊。

被捕后，吴斐丹先被拘押在闸北警察局，随即送到南市区某侦察队看守所，后又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由于当时日军即将进攻上海，吴斐丹等政治犯又转押到漕河泾上海市正式监狱。淞沪血战开始前，吴斐丹又被集体解送到杭州西湖滨的昭庆寺监押。一个多月后，又被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约两个月后，淞沪血战结束，吴斐丹等政治犯又被送回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当时负责关押吴斐丹等政治犯的警备司令戴戟是和蒋介石对立的十九路军陈铭枢的部下，对青年学生比较爱护。1932年5月，戴戟亲自审问后把吴斐丹释放了。

吴斐丹出狱后，经过几个月的调养，于1932年下半年由复旦时的同学介绍，到《申报月刊》社工作。当时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为了适应编辑工作，1933年9月，经报社同意，吴斐丹东渡日本进行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学习。在日本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相继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院）学习，又在德国人创办的上智大学夜校学习德语，还挤时间到日本各地考察，为《申报月刊》、《东方杂志》等报刊发回大量的通讯报道和经济研究论文，客观地介绍日本政治经济情况。吴斐丹去日本的初衷，主要是想比较深入地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后来由于现实的需要，逐渐扩展到各种经济理论的研究。

1937年6月，吴斐丹从日本回国，继续在《申报》工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吴斐丹被报社派往昆山前线担任战地记者，后随军撤退，辗转苏州、无锡、宣城、歙县、南昌、长沙、武汉等地。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2月，吴斐丹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

日寇占领南京后，随即进攻武汉。在此期间作为政治部秘书，由于两党间的磨擦和矛盾日益加深，吴斐丹觉得工作很困难。于是在政治部撤离武汉去湖南的途中离开了政治部，几经转折到达香港，为生活书店编写《战时日本年鉴》和《抗战史料》，同时继续为大陆的《国新社》及其他报刊撰写文章。不久广州沦陷，香港成了孤岛，出版物寄运到内地非常不易，《抗战史料》的资料来源和出版也都发生困难，编辑工作只好停止。1939年5月受复旦教务长李炳焕的邀请，吴斐丹转道去重庆，到迁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教书。

从1939年下半年起，吴斐丹以教授名义相继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震旦大学、政治大学等院校兼任教学工作，主讲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1941年曾一度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又被选为政治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考虑到行政事务影响教学研究，不久又辞去了这些职务，专心于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

吴斐丹后来虽然长期在高校任教，但并非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学究式人物。他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否则学术研究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他做学问总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而研究的范围很广，从农村经济、财政金融、人口问题到外国经济学说史等等都有所涉及，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他那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固然是受早期参加社会运动影响，但究其根本是与他从小养成的以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己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吴斐丹一度致力于外国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吴斐丹为新中国的成立深感欢欣鼓舞。建国初期，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年富力强的吴斐丹渴望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新中国经济的复兴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在建国初，作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所必需的统计资料却是保密的，偶尔公布几项主要数据也是真伪难辨，这使吴斐丹大为苦恼。在人口问题的研究中，不久便碰了一个不小的钉子。吴斐丹与人口学家马寅初私交很深，对于人口问题两人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解放初期马寅初提出了人口问题的意见时，吴斐丹也发表了文章。

1957年，发表于《文汇报》的《洪亮洁的人口思想》中，他提出：“土地有限，人口不能无限增加”的观点，亦被当时的极“左”路线指责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口问题的研究也被迫停止了。

现实经济资料无从取得，人口问题又遭受批判，剩下的只有从事历史研究一条路。当时对于历史资料还是比较公开的，吴斐丹自己也收集了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选定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作为自己的长期研究的方向。

吴斐丹早年就精通英、法、德、日四国文字，解放初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他又自学了俄语，中老年人学俄语，一般很难见效，但吴斐丹却进步很快，用不了多久就能阅读、翻译苏联著作和文章，原因是他原先就精通几国欧洲语言，特别是德语，与俄语同属印欧语系，可以触类旁通。

解放以后的经济学界，存在一种紧跟领导、盲目鼓吹和解释经济政策的不良倾向，所写的论文、著作、教材都不能背离现行政策。政策变了，学术观点也得跟着变，并寻找种种理由来论证现行政策的合理性，而不考虑其理论是否连惯性。吴斐丹对此很反感，认为这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没有好处。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务实求真的治学之道，竭力希望从国内的经济实况、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所帮助。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直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于是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于1957年创办了一份专门翻译介绍外国经济文献的刊物《世界经济文汇》。他编辑的方法与众不同，不是简单地选登来稿，而是自己先大量地阅读各国经济刊物，筛选出有针对性的文章分别请青年教师翻译。在“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年代，这份刊物给闭塞的经济学界带来了一丝新鲜空气，深受经济学界欢迎。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吴斐丹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很奋发，别人劝他休息休息，该保养身体颐养天年了。他却说：“知识分子切不可清闲。我有点知识，应该抓紧为人民多做点事情。”“文革”十年，中国人口增加了近2亿。这一现实对吴斐丹来说比起自己受迫害、被批判要痛心得多、难受得多。他觉得我们国家再不能忽视抓人口问题了。在别的教授、学者们还心有余悸、不敢沾手时，吴斐丹却断然提出要在复旦大学成立人口研究室。在他的努力下，人口研究室很快批准成立。于是他抽调几位青年教师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不久，这个人口研究室又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申请到第一期研究经费23万美元。各种设备很快运到。这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

条件的优越，意味着责任的重大。吴斐丹决心努力把“人口研究室”这块“蛋糕”做大。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0年上海市人口学会成立，吴斐丹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吴斐丹深刻地认识到，人口学今后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而这门科学在我国还没有什么基础。国内资料缺乏，所以很希望集思广益，培养一批后继者，共同为建立这门新学科而努力。1981年春节刚过，他就在复旦主持了大型人口问题培训班。除了自己讲课外，还聘请日本人口学专家黑田俊夫等外国专家来讲学。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后来都成为全国各地人口学会或人口研究所的骨干。

为了了解国外人口学研究进展动态，交流人口理论经验，1981年春，75岁高龄的吴斐丹率领中国高等学校人口考察团赴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进行了历时34天的考察。由于他在国外学术界具有—定的知名度，由他带团出访，很受外国学术界重视。这次出访，为加强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人口研究机构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当他的人口研究工作重新启动，并迅速发展之时，吴斐丹病倒了。他原以为工作过于劳累，休息几天就会康复，哪知经医院一检查确诊已是肝癌晚期。1981年9月12日，吴斐丹与世长逝。

吴斐丹一生发表政治经济和人口理论方面论文数百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济文献和经典著作，其人口理论作为代表性理论观点被收入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出版的《中国人口的斗争》一书。

吴斐丹生前曾担任上海市社联委员、上海经济学会理事、上海人口学会会长、上海社会学会顾问，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常务委员，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顾问等职务。他的去世令复旦和上海的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界深感悲痛和惋惜。正如当时复旦大学副校长邹剑秋说：吴斐丹先生的去世，对复旦的损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