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是明代文学家方孝孺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讲述了吴士自称有“孙吴”之才略，因而得到张士诚的器重，享受荣华富贵，但真打起仗来，却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最终落得个杀头的下场。文章通过对吴士兴衰的描述，批判、讽刺了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作者安排较大篇幅来写吴士向张士诚游说的情况，以突出他的“夸夸其谈”，而用很少的笔墨来写他的失败，以反衬他的无能。同时，文章首尾呼应，讽刺意味十分明显。

吴士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1，谈必推孙吴2。遇元季乱3，张士诚称王姑苏4，与国朝争雄5，兵未决。士谒士诚曰6：“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然而不霸者，将劣也7。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夫8，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9。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10！”士诚以为然，俾为将11，听自募兵，戒司粟吏勿与较赢缩12。

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交13，遂募兵于钱塘，无赖士皆起从之，得官者数十人，月靡粟万计。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14。暇则斩牲、具酒燕饮15。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

李曹公破钱塘16，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17，搜得，缚至辕门诛之。垂死犹曰：“吾善孙吴兵法。”

吴地有个士人喜欢说大话，夸夸其谈，自以为才能很高，全世界没有人能赶上他。平时尤其喜欢谈论兵法军事，每次谈论一定会推许孙武、吴起。遇元末社会动乱，张士诚在苏州称王，与大明王朝争胜。当时战争胜负未决，士人去拜见张士诚说：“我仔细观察如今的天下，形势哪里也比不上苏州便利，粮食财物哪里也比不上苏州富饶，军兵哪里也比不上苏州精锐，但不能称霸，主要原因是将帅不行。如今大王的将领都任用一些鄙贱的人，作战而不懂军事，这哪是作战，只不过是老鼠打架罢了。大王如果真能任命我为将领，夺取中原，与打败一股小敌人没有什么不同！”张士诚认为他说得很对，让他成为将领，任凭他自己招募士兵，并命令主管粮食的官吏不要与他计较多少。

士人曾经游历钱塘，与一些无赖懦夫交往，于是便到钱塘招募士兵。那些无赖懦夫都跟他从军，得到官职的有好几十人，每月耗费数以万计的粮草。士人每天与他们一起讲论兵士练武的动作和兵法，得空便杀猪宰牛，备酒宴饮。他所招募的那些士人，实际上都不能带兵打仗。

曹国公李文忠攻克钱塘，士人及其部下四散奔逃，丝毫不敢抵抗。搜到活捉以后，士人被绑到辕门斩首，临死还说：“我擅长孙吴兵法！”

此文记事背景是元末农民起义。张士诚出身盐贩，于至正十三年（1556年）率盐民揭竿而起，攻克泰州、兴化。次年，占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周。至正十六年（1356年），定都平江（今江苏苏州）。次年，为朱元璋所败，降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又自称吴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明兵破平江，张士诚被俘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自缢而死。文中所说“李曹公破钱塘”，事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李曹公即李文忠，明洪武中官至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方孝孺向来注重文学的现实性，主张“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吴士》乃作者“见世人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而“书以为世戒”。

篇首开门见山，道出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寥寥数语，一大言不惭的讽刺形象已跃然纸上。对吴士形象总括之后，作者接着进行详细刻画，先点明吴士生活的时代。“遇元季乱，张士诚称王姑苏，与国朝争雄，兵未决”。乱世出英雄，也出骗子。吴士终靠他三寸不烂之舌，在张士诚的麾下找到栖身之所。作者用约占文章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详写吴士如何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以猎取张士诚重用。他对张士诚指点天下，认为“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口若悬河，似乎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又道张士诚不得称霸天下的原因乃“将劣也”，毫不客气地指斥张士诚帐下诸将“皆任贱丈夫，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贬低他人的目的在于拾高自己。“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张士诚为大言所惑，居然拜吴士为将。到此，作者以倒插手法，开始揭底：“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吴士是个什么东西也就不言而喻了。吴士一人得道，使无赖“得官者数十人，月靡粟万计”。他们装腔作势，“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骨子里则不过是酒囊饭袋，结语“实未尝能将兵也”一句可谓一针见血。吴士的末日随李曹公的攻破钱塘而终于来临。吴士之流不敢稍作抵抗，临阵脱逃，终于被擒，落得个“好夸者死于夸”的下场。文章到此本可结束，而作者又补上一笔说吴士“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既与前之“谈必推孙吴”遥相呼应，又将吴士缺乏自知之明，至死执迷不悟，欺人自欺的滑稽相写得活灵活现，可笑亦复可悲。

鲁迅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吴士》的讽刺生命正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文章中写的张士诚轻于用人有历史根据。《续资治通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说：“浙西民物蕃盛，储积殷富。士诚兄弟骄侈淫佚，又暗于断制，欲以得士要誉。士有至者，无问贤不肖，辄重其赠遗，舆马居室靡不充足。士多往趋之。”这就使吴士的形象既滑稽可笑，又真实可信。

《吴士》在布局谋篇、刻画形象方面尤有特色。观其题目，一目了然是写人。但方孝孺没有因袭传统的尤其是史传文学的记人方法，从人物的身世写起，而是开始就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具体刻画，通过记言、述行来塑造形象。且记言述行详略有致，跌宕起伏。如记他游说张士诚，文笔酣畅，用墨如泼，吴士的口吻声态惟妙惟肖；述行则往往惜墨如金，无论补叙时局或写吴士募兵，皆简朴凝练。文章的结构也很严谨，记叙言与行皆为刻画人物服务，使形象更为丰满逼真，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开头与结尾相映成趣，给人印象至深，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方孝孺的文章笔力劲健醇深雄迈，且纵横豪放，词气锋利。《吴士》讽刺得力，然行文时则是锐锋微藏，含蓄婉曲。一般是客观冷静的描写，不轻露感情，但一到关键时候又会一语道破，锋不可犯。收尾处寓庄于谐、洒脱自如，但又用语沉稳冷峻，意义深邃，令人忍俊不住又感慨万端，文章主旨得以深化。尖锐地讽刺夸夸其谈者是《吴士》最明显不过的主题，但张士诚盲目举荐所谓“士”，以“得士”要誉的愚蠢做法，也令人深思。重视人材是好事，但不辨贤愚，致使鱼目混珠，滥竽充数，其结果必然是“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这对当今人们举贤授能时也颇可借鉴。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毛信德《大学语文新编教程·文学卷》：文章以寓言开头，分别从言谈、行为、和临刑前的自语等三个方面，勾画出一个“好夸言”、“尤善谈兵”的吴士形象。文章在情感的冷处理中进行客观的描述，形成了寓热于冷、含而不露的寓言特色。

方孝孺（1357年—1402年），明初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人，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明太祖洪武年间，曾担任汉中（今陕西汉中市）教授（学官）。明建文帝即位，召他做文学博士。后来燕王（明成祖）起兵入京师（今江苏南京），方孝孺不肯为他起草登基做皇帝的诏书，被杀。著有《逊志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