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山（1919~2001），原名培杞，甘肃庆阳人。1939年被介绍加入军统“汉训班”。从1939年底开始，经过汉中特训班培训的军统特工被陆续派往延安根据地潜伏。后自首反正，根据其提供线索，破获了国民党军统在陕甘宁边区部署的情报网络，前后总共抓捕三十二名潜伏特工，在陕甘宁边区引起了极大震动。194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担任甘肃省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兰州市物资局局长、平凉专区物资局局长、平凉地区工交处处长、地区经委顾问等职。1983年12月离休，2001年去世于兰州，享年82岁。

吴南山，原名培杞，1919年出生于庆阳，其家本是庆阳老户，经济状况良好。1935年毕业于平凉师资训练班，高中文化程度，他多才多艺，思想进步。

1936年底，中国工农抗日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后，他在庆阳第一完小任教，出于爱国热情，在工作之余经常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久，他到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任校长，又常帮助地下共产党员的农会主席和保长写文案，被国民党党员的教育局局长缪至德探知，借故扣发了他学校教员的工资，后又回庆城完全小学任教，为民众抗日教育馆（简称“民教馆”）办黑板报和排演抗日文艺节目，参加宣传队，配合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指战员上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国民党教育局局长奉上司命令将部分教师裹胁到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驻地——庆阳县西峰镇，局长缪至德挟嫌报复，不给吴南山分配工作。后经同事胡瑞麟介绍，吴南山准备赴重庆参加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途经汉中时，在国民党军官杜长城引诱下，加入“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在汉中设立的一个针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特别训练班（简称“汉训班”）。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吴南山成为军统特务，化名“吴继尧”，代号“101”，被派回家乡，即已是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公署管辖的庆阳县城，从事侦探破坏活动。吴南山回到庆城后，立即密写信件，向上司报告他已安全进入庆阳城。

吴南山回到家乡后，适逢好友陆为公在延安受训后，被指派回庆阳城筹办陇东中学。陆为公就邀请吴南山参与筹办。学校开学后，吴南山被聘为教师。不久，陆为公在县参议会上当选为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吴南山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参加边区工作两个多月，吴南山感受到边区党群融洽，军民协力，一派光明景象特别是参议会的民主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在反复考虑，再三权衡下，吴南山决定自首反正。

1940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吴南山向陆为公坦白心声。第二天，陆为公直接找中共陇东分区特委书记马文瑞汇报情况。当晚，马文瑞、陆为公等人同吴南山谈话，吴南山坦率地交代了参加军统“汉训班”的过程和决心投诚的思想，交出了从“汉训班”带回的万能显影液、泵爆药配方和通讯密码，并表示要利用自身的特殊条件，协同组织进行反特肃奸斗争，由此成为陇东分区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在陇东分区保安科指导下，在四五年时间里，吴南山先后检举了隐藏在陇东分区境内和庆阳城的党政军及民间的10名军统特务3名中统特务，提供了侦破敌特案件的线索17条，取得成绩，立了大功。

1943年，吴南山参加了陇东分区的整风运动。因吴南山的情况比较清楚，且有重大贡献，没有受大的冲击。根据吴南山的表现和本人要求，经过中共西北局特批，于1946年9月7日，由中共陇东地委（1943年初，陇东特委改为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成为“特别党员”。入党后不暴露党员身份，秘密为党工作。吴南山在任教育科科长后，又任过庆阳剧团团长、庆城完小校长等公开的职务，秘密职务在1944年已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的组长。

1947年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3月1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庆阳城。吴南山随同中共党政机关向北撤退，后被组织分到由“中共甘肃工委”领导的庆阳县武工队。战争期间，吴南山全家都撤离了庆阳城，躲在乡下亲戚家，大儿子参加游击队，妻子病死在山里。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人员极缺，吴南山被调任兰州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后任甘肃省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后又被调任兰州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在60年代前期，转任兰州市物资局局长、白银社教指挥部后勤组长等职。1965年9月调平凉专区工作，任物资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迫害。1973年3月恢复工作，历任平凉地区农机局副局长地区农机公司经理。1978年4月任中共平凉地委委员行署党组成员、地区工业局、工交局党组书记、局长。1980年11月，任平凉地区工交处处长、地区经委顾问。1983年12月离休，相继撰写有《陆为公与陇东中学》《解放战争初期的庆阳抗战工作委员会》等回忆录多篇。1992年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2001年去世于兰州，享年82岁。

一次，吴南山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工作会议。在返回路过富县的一个岔路口时，发现他的同学、留在“汉训班”任教官的祁三益正急呼呼地向延安方向走。祁三益，镇原人，原名祁希贤，祁三益是其化名。吴南山想:他的爆破技术好留作教员能培训出更多的爆破骨干，他被抽出派往延安去干什么？他推测：可能他负有更重要的任务决不能忽视，他将祁叫住，二人在路边密谈。祁向他合盘讲出去延安的目的：因为军统先前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的许多特务分属不同期不同班，相互不认识，形不成一定力量，需要一位或几位能认识他们的人将他们串联组织起来统一使用。祁当过教官，大部分特务他都认识，因此军统领导派祁前往。但祁去延安，没有合法身份，担心一进入延安就被抓，正在犯愁时，遇上了吴南山，喜出望外。吴南山告诉祁，他已经是庆阳县教育科科长，去延安要冒很大风险，不如同他先到庆阳取得合法身份，再去延安活动。祁三益一想，也对，就跟着吴南山回到了庆阳城。吴南山将祁三益的情况报告给陇东分区保安分处（由科改为分处了，并派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职的赵苍璧来庆阳，先任李甫山副手，后接替李的工作）保安分处设计将祁三益逮捕，关在庆阳城东南隅的鹅池洞秘密审讯。

此事上报给边区保安处，中共保卫部门领导十分重视派保安处的保卫部长、破案专家、有”红色福尔摩斯“之称的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带人以视察工作为名，前来领导破案。他在庆阳县驿马关视察工作时，吴南山恰巧在驿马关小学检查工作，发现布鲁随身带的工作人员中就有一名军统特务。刻不容缓，他立即骑马跑回庆阳城向李甫山汇报了情况。布鲁一行人来到庆阳城，先将那位特务调离.寻机逮捕，然后会商了如何进一步破大案的事。布鲁审讯祁三益，在政策感名下，祁表示愿意投诚，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起，并表示愿意被“反用”，为共产党工作。不过，祁提出他想回镇原县老家看一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等人同意祁三益回家看看。祁三益单独回家，按期守信返归下一步怎么进行研究决定:吴南山继续留在庆阳，协助分区保安分处发现和侦破新派来的特务，祁三益由布鲁带回延安，指认潜伏在延安各部门及各行业的军统特务。祁三益在延安新市场指认了十多名军统特务，他还提供线索找到与他负有同样任务的两名特务，一是杨超，另一个是宁县人李春茂。又通过“反用”这二人，发现了不少潜伏的军统特务。前后一共发现和破获近50名特务。这些特务遍布于延安及各分区党政军部门及大专院校内，特别是在中共军委二局（无线电和情报部门）发现了以姓胡为首的三名特务。潜伏的特务数量之多和潜人的单位机密程度如此之高，令中共高层领导和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大吃一惊。形势如此严峻，这还了得!这次案件的破获，及时解除了国民党特务对边区形成的巨大威胁，功绩特大，影响也很深远，称为延安第一大案名副其实。据说，中共在1942年后季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所进行的审干工作，就与这次案件有关联破获这起大案，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吴南山的自首，第二个是吴南山将祁三益引诱到庆阳，协助保安部门将其捕获。所以说，吴南山立了大功。

潜入延安的一大批特务在短期内相继“失踪”，引起军统高层震惊，下令追查，得知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大部分被中共保安部门一网打尽，而且祸出在祁三益、李春茂身上。戴签发出通缉令，派人追杀。但他对吴南山还是信任的，与吴南山继续保持着联系，不过在以后也产生了点疑心。戴笠派贺铸来找吴南山联系，实际是侦探。为了保护吴南山，陇东保安分处将贺铸逮捕，经过做工作为我“反用”，继续为军统跑交通，并负有一定的情报任务。贺铸在一次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为共产党工作，军统才恍然大悟，事情最早出在吴南山这里，又将吴南山列为追杀的对象。但在陕甘宁边区，刺杀行动难以得逞。一计不行又来一计，让贺铸拿上嘉奖吴南山的信到庆阳城，又故意将信落入陇东保安分处，借刀杀人。保安分处又将贺铸逮捕审讯，贺铸供认是他供出了吴南山。这时，国共两党和谈破裂，第三次国内战争即将爆发为了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阴谋，欺骗广大知识青年为他们卖命，在赵苍壁处长的安排下，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1947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这篇自述以吴南山本人亲身经历，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军统局举办的“汉训班”的惨无人道的训练和其险恶的用心，告诫人们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自述的最后，他表明自己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吴南山能书会画，能唱会拉，参与了陇东老区第一个地方革命文艺团体，庆阳县民众教育馆的创建。在民众教育馆，他给群众写对联，绘画，在街头办黑板报，组织业余剧团排练节目，辅导庆阳三十里铺“社火头”黄润，将地摊秧歌搬上舞台，并辅导编创了一批新秧歌剧。1944年三十里铺社火到分区参加会演，受到分区表扬。他还支持民众教育馆苏仁提出开办“文化大棚”。在庆阳剧团工作时，曾组织人力整理修改传统剧，积极排演现代戏。在陇东中学任教时，由于知识渊博，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在庆阳完小任校长时，“从严治校、精心育人”，教学非常正规，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历次分区进行学校工作评比，庆阳完小的教学质量、文艺体育、环境美化、整洁卫生均取得优异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