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超（1903年8月23日-1949年1月27日），江苏武进人，音乐名家，中国重要的作曲家， 指挥家， 音乐教育家。

1903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武进；

中学年代即随刘天华学习民族乐器演奏；

1922年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继续从师刘天华，与曹安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同是刘天华的弟子学习琵琶与二胡；

1927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

1931年赴欧洲，在布鲁塞尔夏罗瓦音乐学院及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与指挥；

1936年学成回国，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抗战期间，历任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主任、励志社管弦乐团指挥，中训团音干班副主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等职；

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原校址在重庆白沙镇新桥)任教期间,1942年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那天,由白沙音乐教育促进会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合作,借驴溪半岛江津师范学校场地,举办了“中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由卢前撰写《白沙镇歌》歌词，吴伯超指挥，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次史无前例的万人大合唱；

1949年1月27日, 乘太平轮去台湾为国立音乐院觅新址时, 不幸在浙江舟山群岛与一艘载着2,700吨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相撞, 随船沉没, 年仅45岁。

主要作品有合唱曲《中国人》、女声合唱《暮色》、二胡曲《秋感》、民乐合奏《合乐四曲》等。

《中国人》（侯伊佩词），作于1940年。该曲于1942年获教育部文学艺术的作曲奖，曾广泛唱于西南大后方各地。

根据吴伯超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学员芮文元所述：

太师母生下恩师后，因奶水不够，一天喂他7个鸡蛋。这成了日后师母嘻笑他的把柄，常说：“你是从小被鸡蛋撑得长勿陀（长不高之意）的！”恩师儿时相当顽皮，常拿着棍棒和村童们捣来捣去，霸着个土丘或柴堆说是“皇帝坐江山”；有时碰伤了玩伴，太师公就得出面去道歉并给小孩疗伤。而他一面玩一面还爱拼着嗓子使劲吼叫，结果就在儿时吼破了声带。一生嘶哑的嗓音，成了日后“国立音乐院”大学部那些学兄学姐们老爱称他为“豆沙院长”的缘由；并由此而“株连”到他的女儿吴漪曼，她1947年考入“国立音乐院”本科后，竟也被同班同学（内有另一常州人吴祖强）毫不慈悲地起了个“小豆沙”的绰号。

小学订亲

恩师吴伯超与师母薛雅君的婚姻绝对属父母包办。两家在雪堰桥镇上只隔七八间门面，薛家也开了个南货店，是小伯超去道南小学上学的必经之道。但两家订亲后，本来是一道顽皮的玩伴，反再不好意思见面了。薛雅君在七八岁时有天睡在床上还没醒，就被母亲喊着说：“快起来吃喜糖，你已经定亲了。”接着母亲谆谆教导女儿说：“你已经有了人家，订了亲就是大人了，不要出门玩耍了……”从此薛雅君真的不敢出门，怕遇见“丈夫”，从此学刺绣，念私塾。而小伯超上学呢，从此也再不好意思从“岳父母”家门口走过，每天绕个大弯，从荒野的松林坟场转到道南小学的后门，进学校。如此直到正式结婚那一天，俩人才又恢复见面。婚礼上朋友们担心吴伯超的“个子”，特定做一双垫有高后跟的皮鞋送他穿上。不过女儿吴漪曼长大后对此举似不十分领情，强调说即使不穿那鞋，“父亲毕竟比母亲略高一二寸呢！”这对夫妻是真正的一见钟情，一世深爱。抗战期间在桂林，曾有亲密好友来吴家吃酒，席间醉熏熏的客人好意劝吴纳小，说：“伯超你只有这个女儿，你要……”吴伯超立即放下酒杯正色道：“女儿和儿子是一样的。我们是患难夫妻，恩爱夫妻……来，来，来，喝酒！吃菜！……”恩师人品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13年后还清学费1926年吴伯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大音乐传习所甲种师范科，次年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乐院”钢琴、二胡助教兼会计。他工作非常卖力，每天从早忙到深夜，常常只能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工作之余，不废研究，业益精进。因其出类拔萃，终获庚款奖金，于1931年留学比利时专攻作曲与指挥。1935年学成回国，复任上海音专教授。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吴十分用功，为不使自己打瞌睡摔下，常用绳将自己捆在椅子上。后因受人陷害，仅以一年的奖学金苦读了5年。最后一年实在撑不下去了，幸亏有位仁慈的马老太太，见吴这般奋发苦读，自愿借给他最后阶段的学费，并同意他在自己家中搭伙（每天一顿）。吴衷心感激，尊称她老人家为干妈。吴回国后因生病，又加战乱，所欠干妈学费直到1948年才陆续还清，为此心中一直惦念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