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救国论》是杨度于1915年3月撰写的一篇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1915年3月，杨度写出《君宪救国论》，托同学夏寿田（为袁幕僚中三要角之一，是杨度举荐的）密呈袁世凯，因为他早已通过这位同门窥见袁称帝的野心了，所以才投其所好，想一言为天下先。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他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谓强国无望？”

虎公曰：“共和国民习于平等自由之说，影响于一切政治，而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从，极重阶级。德意志、日本之军队，节制谨严，故能称雄于世；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富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法、美既然，他共和国更不必论。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然法、美有国民教育，尚有对于国家主义之义务心，可以维持而统一之，故对外虽不能强，对内犹不为乱。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从前南方军队，大将听命于偏裨，偏裨听命于士卒，遇事有以会议公决行之者，目者讥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无此弊，然欲其绝对服从，闻令即行，不辞艰远，亦不能也。故民国之兵，求其不为内乱足矣。不为内乱，而且能平内乱，蔑以加矣，尚何对外称强之足言乎？彼俄、日二国者，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国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故曰：强国无望也。”

客曰：“何谓富国无望？”

虎公曰：“法、美皆富，独谓中国不能，人不信也。然法、美所以致富者，其休养生息数十百年，无外侮内乱以扰之耳。富国之道，全恃实业，实业所最惧者，莫如军事之扰乱。金融稍一挫伤，即非数年所能恢复。我国二年以来，各方面之秩序略复旧观，唯实业现象，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盖无力者已遭损失，无求再兴；有力者惧其复乱，不敢轻试。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战乱愈多，工商愈困，实业不振，富从何来？墨西哥亦共和国也，变乱频仍，未闻能富，盖其程度与中国同，皆非法、美可比。故曰：富国无望也。”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

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 [道] 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来 [求] 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同，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当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又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求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唯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唯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故曰：欲为立宪国无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

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串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谓欲求富强，先求立宪？”

虎公曰：“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宪之方法以谋富强，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是也。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唯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强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唯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也。此言虽奇，理实至常。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唯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本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由此言之，宪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虽然，富强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唯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此也。”

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

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唯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而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英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专制之主，而树功德于民，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日，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者较大也。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国之开创英主也。二国今日之富强，人人知为二君之赐。然二君之有大功于国家，为世界之圣君者，并非因其谋富谋强，乃因其能立宪也。以二君之英特，即不立宪，亦未必不可称雄于一时，然欲其身后之德意志、日本仍能强盛如故，此则决不可得之数矣。故二君之功，非人存政举之功，乃人亡而政亦举之功。二国之富强，乃其立宪自然之结果。若仅以富强为二君之功，是犹论其细而遗其大，论其末而遗其本也。夫以专制行专制，适以疾国；以专制行立宪，乃以利国，所谓事半而功倍者也。德、日二君，其初亦专制君主也，不负责任，亦非所甘也。乃彼即以创立宪政为其责任，挟专制之权以推行宪政，故其宪政之确立至速，其国家之进步至猛，非仅其高识毅力以必成宪政为归，且亦善利用其专制权力，有以迫促宪政之速成也。故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之极好机会。中国数千年来，政体皆为专制，以致积弱至此。设于此时有英主出，确立宪政，以与世界各国争衡，实空前绝后之大事业，中国之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也。予不云乎，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故非盖世英主，不能手创宪政。各国君主不知凡几，而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二人独传，可见守宪政之君主易得，创宪政之君主难得也。然即有雄才而非处于君主之地位，亦不足以望也。故曰：欲求宪政，先求君主者，此也。”

客曰：“予言备矣，能简括其意以相示乎？”

虎公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其理诚韪矣。然今日中国改易君主与仍旧共和，两相比较，实有事实利害问题，并有与此关联之诸问题，为子言所未及者，愿一一贡其所疑，以求解释可乎？”

虎公曰：“可，愿闻其说。”

客曰：“子言中国将来必有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在何时乎？”

虎公曰：“今中国四万万人赖以生存托命者，唯大总统一人；各国所倚以维持亚东和平及其均势之局者，亦唯大总统一人。以一人系一国之安危及各邦之动静者，无如此时；则国家命运至危极险，亦无如此时。以四万万人之福，得大总统寿考康宁，则其在位一日，中国必可苟安一日，此可断言者也。假使大总统身有不预，一二旬不能视事，斯时海内震动，乱象已成，金融恐慌，商贾停市，各地人民纷纷逃窜，各方军队纷纷动摇，各国兵舰布满海口，欧美报纸，一日数电，举国戒严，风云满天下矣。其所以致此纷扰者，则以无一定嗣位之人故也。”

客曰：“现在《约法》所定，金匮所藏，将来于候补三人中选举其一，元首一定，乱机或可稍泯乎？”

虎公曰：“未也！今中国之人，除大总统外，若尚有一人焉信望隆于全国，势力布于全国，则海内人人皆知他日继任之大总统，必此人也。即此一人，已足以维系人心，不至于乱，一至彼时，一次投票，国已大定矣。无论《约法》定为何种，选举结果皆同，自由选举亦属此人，而他人无望也。限制三人之选举，亦属此人，而作陪之二人无望也。《约法》所定，金匮所藏，议会所举，皆其形式耳。今唯无此完全之人，故成一至窘之难题。《约法》所定办法，亦此窘题所发生之文字耳。然试一询立法者之意，何不定为自由投票，而必定为限制投票？答者必曰：‘本无一定适当之人，则几于人人可举，不以稍优者数人限制之，恐其举一非宜之人，以害国家故也。’又试一询之：‘既限制矣，乃又并举三人，若云稍存选举者之自由，使有择别之余地乎？然既限制，已夺其自由矣。何为不限制一人，而限制三人也？’答者必又曰：‘本无一资格最高之人，不得已于资格稍次者择三人焉，以勉充其选。三人者资格又略相等，无从舍二而取一也。’立法者之理由，虽有千言万语，总之，实际理由仅有一焉，曰：无唯一适当之人是也。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三人，实无一人。夫人之资格势力，果能统一全国，为继任之大总统否，此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国中果有此人与否，尤为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今中国无适当之继任大总统，乃事实上无可解决之问题，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强解决之，如何而能有效也？将来此《约法》能否实行，及勉强实行时，其与彼时事实如何抵触窒碍之处，非予所能预知。所能预知者，但决其无效而已矣。”

客曰：“然则彼时乱象究竟如何？中国前途又将如何？子能预测乎？”

虎公曰：“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迫压议会之文士，而无统一全国军事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诸将资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军人、游士又从而挑拨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贵，终必兵戎相见，相与角逐于中原。加以海外革党乘之，依附清皇室之宗社一派亦乘之，凡有可以利用之资格者，无不有人拥戴，以为竞争之具，其为谁何，予不欲明指其姓氏也。屈指默计，必在十派以上，有非得大总统不可者，有己身不可必得，然决不愿居谁某之下者。此联彼抗，纷扰复杂，海内鼎沸，不可终日。有野心之外国，乃乘此时纵横于各派之间，挑拨拥戴以助其乱，于是愈益扰攘不可收拾。各国又皆带甲戒严，不肯让一国之独占，远东问题，亦有破坏各国和平之价值。其时中国之一片土，仅为本国人之战场乎？抑兼为外国人之战场乎？此不可知者也。其变乱状况，或有不可思议，万非今日所能料及者，亦不可知。然其结果，不外二端：一曰各国瓜分；一曰各国代平内乱。瓜分，固为亡国，不待言也；即代平内乱，亦为亡国。何也？他国代平内乱之后，必择一可为朝鲜李王之人，以为中国君主。其人为前清皇帝乎？前清皇族中之一乎？海外革命党之魁乎？皆不可知，然皆不过傀儡。所有内政权、外交权、财权、兵权，一概掌于外人之手，所有路矿实业诸政，亦尽属于他人，国家亦已亡矣。其所以必择一可为朝鲜李王者，不仅他国取其便利于己，且非有心慕李王之人与人预约，将举国权利概以授诸外人，因以得外国之助力，先已无自取得君主之资格也。其办法必以与人联邦，外交全归人办，一以他国之名义行之，国际上已无中华国之名称。以国家实际言之，则已全亡；以国家名义言之，已亡一半，亡其对外者，而存其对内者，以欺我愚昧之国民。此其第一步也。第二步必令此甘为李王者，于取得君位之后，全仿朝鲜办法，与人立一合邦条约，将中国并入他人国内，并此君主而亦废之，此人迁居他国，仍可授以爵位虚衔，彼时即令其人反抗，亦不能也，而况本欲牺牲一国以利一身者乎？至此则中国之名称，即对于国中，亦已完全消灭，于是乃为断送干净。此其第二步也。其所以必改共和为君主者，取其自即位之始，以至亡国之终，可以一人始终办理，不必更易他人，其为亡国之机械，最为简单便利，决不采共和制度以滋纷议也。此时本国人民对于国家之存亡，以及共和、君主问题，并无发言之余地，一听客之所为。而向来号称共和主义者，全反论调，谓非君主不可。盖自辛亥以来，革党之主共和，不过为扑满地步，此后则视何者可攫权利即主张之，共和、君主，救国亡国，皆无不可，本无所谓主义也。世之书生，犹以为彼辈迷信共和，确有主义，真可谓大愚不灵者矣。故中国之共和，无论如何终必废弃，我不自改，人必为我改之。不过由我自改，即我之所以自救，由人代改，即人之所以亡我。今人民对于国家，颇有任其自生自灭之态，则亦唯预备瓜分后，或李王卖国后，为他国之奴隶而已矣。”

客曰：“此言闻之，令人骇痛。予 [子] 之欲改为君主者，亦欲避彼时之乱也。然大总统继任之时，有此变乱，君主继位之时，独无此变乱乎？”

虎公曰：“是不可以相比也。彼时未必遂无谋乱之徒，然与共和之乱大异。盖共和改选之时，国中本无定主，有野心者固乘机生心，即爱国之士，亦苦于无可维持，莫知所措。好乱者固倡乱，即不好乱者，亦不得不附乱，不附乱即无所附。此乱象之所以大也。若改为君主，则有当然嗣位之人，其维系人心不俟其即位之日，一旦有变，爱国者孰不知此为国家危险之时，则所并力以图之者，唯有拥嗣主以安然即位之一策耳。大总统之名义有竞争，君主之名义无竞争。竞争大总统，不为罪恶；竞争君主，乃为大逆，谁敢尝试此者？此即定于一之效也。共和改选之时，群起而争大总统，所以全体皆乱；君主嗣位之时，决无群起而争君主之怪事，故亦即无全体皆乱之怪事。即有乱者，不过反对君主之一部分人耳。故继任之大总统敌多，而嗣位之君主敌少。此其不同者一也。反对君主者，如醉心共和之人，或利用共和名义以作乱之人，此种人岂必嗣主即位时始有之，即初改君主时必已有之；又岂必改君主时始有之，即今日为共和时代固已有之。一自国体变更，共和之旗帜必起。嗣主即位之初，彼辈必以为最良机会，此不待言者也。然彼方之反抗力增加，此方之抵御力亦必增加。开国诸臣，其于皇室皆有利害共同之势，其精神奋发，团结必较今日有加，嗣主即位之初，功臣旧人分掌内外，势力逼 [遍] 于朝野，其力足以拥卫旧主者，岂不足以拥卫嗣主？小有变乱，不足平也。故继任之大总统，敌多助步；继位之君主，敌少而助多。此其不同者二也。若虑元勋旧臣不能屈事嗣主，此亦必无之事。大总统之所以有竞争者，因无一人资格、势力高出全国之上，彼此皆有比较资格、比较势力之心，故争端因之以起。若嗣位之君主，无须别有所谓资格、势力，即此血统关系，已无自发生他人比较之心。当时将相，资格虽高，不能屈于他人者，独可屈于嗣主，旧时恩德，既起其感激报称之忱，己身勋名，复增其利害共同之念，则群以事旧主者事嗣主而己矣。此有一事可以例之，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刘松山为大将，独统一军。刘松山殁，继统无人，用其偏裨，则其余不肯相下，分为数军，则兵力必薄。刘锦堂为松山犹子，一无战绩之少年也，左宗棠拨之，继统其军，一军皆服；未必其聪明才力遂出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与之比较耳。故继任之大总统，以有比较而起竞争，继位之君主，以无比较而免竞争。比较不生，自然归一，此其不同者三也。第一次之守成，无以异乎开创，若无贤主嗣位，亦极危险。然予不云乎，君主欲立大功，无过于确立宪政，首开创者有然，半开创者亦然。而创立宪政之难，莫如最初，行之渐久，事亦渐易。嗣主即位之始，如宪政既已确立也，则其功名事业，只得求之宪政之外，如战胜敌国之类是也；如尚未确立也，则开创者行其最难，守成者行其次难，循其旧规，使之确定，亦为不世出之贤主矣。世界潮流，日趋于新，断无由新反旧之理，即国中舆论之向背，终必操诸新人。开创之主既以宪政收拾天下之人心，有嗣主之资格者，但令其平日之言论丰采，注意维新，则海内人民群以动色相慰，以为他日君临天下，必能使吾侪始终为立宪国之国民。即此已足维系人心，巩固国本。一旦嗣位，薄海人士，一则追念旧恩，借谋酬报；一则欢迎新泽，群起讴歌，天下所归，尚何变乱之足虑乎？故继任之大总统，仍须以专制弭一时之乱；继位之君主，则能以立宪弭永久之乱，此其不同者四也。有此四者，故君主嗣位之时，决无如大总统继任时之变乱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于君主之利害既详论之矣，至言立宪，则应研究之问题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国，国中未尝不行立宪，而弊端百出，为世诟病者，其故何欤？”

虎公曰：“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著，排满革命之言充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挟毅力以实行，虽仅有造端，而海内已思望治。最初立宪党之势力，远不及革命党，及立宪有望，人心遂复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党之势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断其必无，盖立宪则皇族政治无自发生故也。乃天祸中国，大总统之计划未行而朝局以变，漳滨归隐之后，立宪党失主持之中坚，而与宪政极端反对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悬立宪之假名，为消极之对付；一面与皇族以实柄，为积极之进行。二者皆所以创造革命也。皇族怙权弄法，贿赂公行，凡其所为，无一不与宪政相反。人民请开国会，无效也，人民请废皇族内阁，无效也。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当时识者早已知之。立宪党由盛而衰，革命党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国响应，军队为其主力，而各<省>谘议局议员和之。议员中以立宪党为多，至此亦不能不赞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时，始去皇族内阁，颁布《十九信条》，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终清之世，并未成立宪法，更无宪政利弊之可言，仅设资政院、谘议局等以为之基，然以皇族所为，无异命之为革命之机关。西儒有言：‘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宪欺民，焉得而不颠扑？大总统当时奏对，即言：‘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顽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谓前清之亡亡于立宪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宪党，立宪党不任受也。故谓皇族不愿立宪，致酿革命之祸则可耳，谓立宪不便皇族，致酿革命之祸，则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谓清室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则然矣。民国元、二年中有《约法》、有内阁、有议会，似亦实行宪政，然国会之力万能，政府动皆违法，叫嚣纷扰，举国骚然，此种宪政，设令长存，国家亦岂有不亡之理？今子犹谈宪政，国人已觉闻此名词而生戒惧，是亦不可以已乎？”

虎公曰：“民国立宪之权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与 [于] 民国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论政，亦多谓非用专制不能统一者，是明知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乃所议《约法》，辄与相反，是明知之而故违之也。果何故欤？且即以初次《约法》而论，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时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参议院将移北方，乃临时加入内阁等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条文。及至后来，国会即据此以束缚政府之一切行动，又何故欤？岂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宪政乎？非也，不过欲以此削减政府之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以为彼等革命之预备耳。合前后而观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谓此为彼等立宪之宗旨，其知者谓此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并未欲立宪，而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宪诬之，并以此诬宪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虽为革命手法，表面仍为立宪宗旨，究竟不能不谓为立宪，且不能不谓立宪之足以酿乱。不知此又非立宪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设非立宪，何能借口民权，定成此种《约法》？又何能以一国《约法》，全由民党任意而成？更能即借《约法》以预备革命，为竞争大总统之地乎？议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叶之宪政，是不知本之论也。予尝谓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可，由此以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为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则子所谓立宪，不与前清及民国同乎？”

虎公曰：“然。予以为他日之君主立宪，有二要义焉：一曰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

客曰：“所谓正当者何也？”

虎公曰：“民国初次《约法》，即使民党非为革命预备，而以理想定，此亦不可以实行。故将来改为君主，所宜取法者，唯世界各君主国耳。以世界君主国宪政派别而论，可以为代表者三：一曰英国，二曰普鲁士，三曰日本国。英国为世界立宪之母国，宪政基础，立之将近千年，人民程度至高，世界无与为比。国会成立，其年至远，无论何等重大事件，皆随时由国会以普通法律定之，故至今无特别宪法，且有并无法律而以习惯行之者，故学者谓英之宪法为不成文宪法。国会权力，几于万能，君主特一虚名之代表，名为君主，实则共和，以虚君共和之名词施之实为至安。国为君主，而宪法全由国会议成，此世界所无者也。至于普鲁士，则因人民革命以求立宪，君主乃召集议会，提出宪法草案，使议决之，故其宪法之成，成于君主与国会，民权远不及英矣。至于日本，则为钦定宪法，未经国会承认，据宪法以开国会，民权更不及普矣。以中国程度而论，决不能取法英国。非仅我国为然，世界君主国，未有敢效英者也。我国改为君主以后，其宪法宜取法普、日之间。日本君主，二千余年一姓相承，故称万世一系皇室，历史甲于全球。且其立宪之成，半由于人民之要求，半由于皇室之远识，故能以钦定宪法行之，此非他国君主所能仿效者。中国承革命共和之后，民智大开过于当时之日本，而君主之资格又不及其久远，若用钦定之法，未必能餍人民之心，故宜采普鲁士之法，略变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议会承认议决，成立宪法之手续，以此为最适宜。至于宪法之内容，如紧急命令权、非常财政处分权之类，则可采法日本。君主既有大权，又无蔑视民权之弊，施之今日中国，实为至宜。故予欲舍英国而取普、日之间，盖以此为最正当也。

客曰：“将来宪法之内容，可以预议乎？”

虎公曰：“其详未可骤论。普、日宪法具在，亦更无容缕述。一言以蔽之，不仅非民国初次《约法》，且非前清《十九信条》而已。夫人民权利、国会权限等普通条件，为各国所同，有当然载入中国宪法者，皆不必论，唯略取其当论者论之。以民国初宪《约法》而论，参议院之权甚重，而大总统之权甚轻，内阁更无论矣。大总统除接受外国大使、公使并颁给勋章荣典外，几无事不须参议院之同意，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之类是也。最奇者，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亦须同意。此虽法、美及英皆所不及，断非将来君主宪法所能采用者也。以前清《十九信条》而论，宜非共和《约法》之比矣。然清室当可用立宪以弭革命之时，则吝不肯与；及革命既起，又急无所择，将不必与、不可与之权利而并与之，如宪法起草由资政院，宪法改正属于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海陆军之对内使用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国际条约经国会议决追认，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之类皆是也。其程度殆已追及英国，且又过之。此本为资政院所要求，不过彼时国民革命心理之表证，凡此等类，皆未能行于今日之中国，亦非将来君主宪法所能采用者也。民国初次《约法》及前清《十九信条》，其内容既多不能采用，则所采用者乃以普鲁士、日本两宪法合参而酌取之，以求合于我国程度。而成立宪法之手续，则取法普鲁士而略变通之，以求合于我国时势。盖宪政但能实行，即程度稍低，亦可为富强之国，普、日即以此种宪法而强，是其明证，无取乎高谈法理也。中国能如普、日，亦已足矣，此予之所谓正当也。”

客曰：“子所谓正当既闻之矣，所谓诚实者何也？”

虎公曰：“治国所最忌者莫如欺民。人民分之则愚，合之则智，不可以欺者也。前清不肯以权利与民，而又不敢不言立宪，故以假立宪欺之，遂遭革命之祸。前车之鉴，至为显然。盖中国此时人民程度本不甚高，与以适宜之权利，并不至遂嫌其少，唯行之以欺，则必失败。他日君主立宪，人民之权利，国会之权限，所得几何，非今日所能预定。然有一至要之言曰：宁可少与，不可欺民。盖人民他日若嫌权利之少，不过进而要求加多，政府察其程度果进，不妨稍与之，免成反抗之祸。若以为尚未可与，则亦必以正当理由宣告国中，苟能诚心为国家计，断无不为人民所谅者。故少与权利，尚不足为祸害。若夫视作具文，并无实行之意，则人民以为欺己，即怨毒之所由生，无论以何种敷衍之手法及强大之压力济之，终必溃裂。故诚实为立宪最重要之义。诚实之法亦甚简单，即如议决法律，议决预算，乃国会必有之权，既令其议决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财政自财政，预算自预算，彼此不顾，两不相关，此万万不可者也。若因所议法律、预算本多理想，难于实行，则莫如说明窒碍之理由，令其复议，甚至解散议会，再召集而议决之，皆无不可。若视为无关事实，任其议多议少，是则有蔑视议会之心，断不可也。若曰各国本有实行法律、预算之道，中国本无实行法律、预算之道，则万万无此情理。各国立宪之初，亦不知经几何波折，而后终竟实行。故能行与否，视有诚心实力贯之否耳！法律、预算其一端也，政府命令亦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皆类此，总求议会所决。政府所颁，有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然此言事之甚易，行之甚难。故予谓难莫难于立宪之初，即指此类而言。然欲树宪政，终非经过此途不能到达，若畏难而中阻，必致革命之祸。人民虽愚，终不可欺。故曰；宁可少与，不可欺民。此予之所谓诚实者也。”

客曰：“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予虽愚蒙，敢不从教！”

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