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调元(1908—1946)，字乾初，1908年生，山西省静乐县人。1924年就读于太原成成中学。1929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后转学北平大学法学院。1934年在狱中由薄一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获释出狱。1936年参加牺盟总会组织训练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后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秘书。1938年2月任山西民族革命青年团常委，与牛荫冠实际负责该团总部的领导工作。1939年9月，中共地下组织在牺盟总会建立了以牛荫冠为组长，吕调元、赵石宾为主要成员的核心领导小组。1940年1月，经党组织批准，吕调元留在牺盟总部坚持工作，支撑困难局面。是年，阎锡山当局遂以“策动青年到延安”之罪名将他逮捕。在狱中，吕调元受尽折磨。1946年夏，中共驻太原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代表根据重庆谈判协议，多次要求释放囚禁数年的吕调元，阎锡山诡称“其早已暴病死亡”。之后，他被国民党特务残害而死。

吕调元，字乾初，1908年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西坡崖底村。他先在本村念私塾，1921在本县高小毕业，进太原中学就读。在中学学习时，受革命先辈高君宇等人的启迪和影响，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1929年，吕调元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后转学到北平大学法学院。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一次街头宣传中被反动当局逮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薄一波介绍吕调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叔父通过傅作义出面作保释放，出狱后，吕调元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吕调元任牺盟会组织部副部长、牺盟会雁北中心区秘书。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前，牺盟总会撤到临汾，吕调元兼任随营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教导员。1938年2月，山西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是牺盟会的核心组织)，吕调元任常委，与牛荫冠一起负责“民青”的领导工作。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同年11月，阎锡山在二战区举办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简称青军团），培训部队的连排级干部，吕调元任政治部主任。青军团的学员大多数来自即将沦陷地区的青年。为了把这些人培养成为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和山西军队中的军政干部，吕调元重视联系实际、呕心沥血地做好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同年12月，日军进犯乡宁，青军团移驻吉县。吕调元请续范亭给学员作报告，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批判当时存在的享乐思想；请楚溪春讲徐向前率部在太行山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光辉战例。

1939年1月，日军扫荡乡（宁）吉（县）地区。吕调元机巧地说服了青军团的军事领导人、教育长刘墉之，把全团官兵、学员带到晋西北的兴县。在去兴县途中，还有意带领学员绕道陕北的延川、延长境内，让大家亲眼看看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抗日、生产热情和民主生活气氛。许多人对边区留下良好的印象，产生了向往之情，使顽固分子的歪曲宣传不攻自破。青军团到兴县后，与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教导大队同驻在城关一带。两个单位经常组织联欢，一起参加群众集会，开展抗敌宣传和文艺活动。吕调元还请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给青军团干部和学员作报告，请这个旅的炮兵营派人给学员教练山炮。在吕调元主持下，组织政治教官根据八路军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给青军团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这些活动使青军团的干部和学员大开眼界，提高了觉悟。当时，青军团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却非常激烈。顽固势力包括总队长杨家藩等一批旧军官，他们策动其下属经常和政工干部搞摩擦、闹矛盾，制造困难。吕调元总是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支持政工干部同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直到获得胜利。同时，吕调元很注意对教育长刘墉之等军事人员的争取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刘墉之后来愿意阅读毛泽东的《论诗久战》等著作，并对顽固势力的有些活动有所制约。

1939年春夏间，阎锡山派到晋西北的视察团和青军团内部的顽固势力，一再向阎锡山报告：“青军团‘赤化’了，政工人员进行共产党活动”。秋林会议以后，1939年6月，阎锡山把吕调元调离青军团，同时撤换了大部分思想进步的政治教官和政工干部。1939年9月，吕调元作为党在牺盟总会领导小组的一员，以干部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副处长兼训练团民运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积极参与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和秋林地区的反顽固斗争，组织掩护了在秋林集训的一大批牺盟干部的撤离。“晋西事变”发生不久，吕调元同梁膺庸、胡西安、张力之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晋西事变的认识和态度》，揭露这次事变是顽固分子向革命力量的挑衅，呼吁二战区军民团结抗战，枪口一致对着日本侵略者。这时，秋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牛荫冠、刘岱峰等牺盟会领导人相继撤离，留下吕调元等继续同顽固势斗争。顽固头子梁化之变本加厉，下令收缴了牺盟总部警卫连的枪支，查封了电台。面对这种情况，吕调元不顾个人安危，支撑着牺盟总部的困难局面。

1940年1月，形势进一步恶化，梁膺庸率领民族革命大学的300名学生撤往延安。就在这时，顽固分子设下圈套，唆使民青中的叛徒任朝逢和张英等人骗取吕调元给延安写信，并以此为把柄，说吕调元“策动青军到延安”，将他逮捕。反动当局先把吕调元关押在秋林镇南河边东兴集一个又潮湿又黑暗的土窑里，开始给他戴上9斤重的脚镣。1940年4月，把他转押在白家塬宪兵司令部侦缉队的监狱。1941年秋，又把他转押在吉县宋家坡监狱。1945年10月，把吕调元从晋西转押在太原东华门监狱。他在狱中常说：“政治犯坐牢，就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他介绍在北平坐牢时组织难友们学文化、理论和外语的情形，劝大家抓紧机会学点东西，锻炼好身体。他经常向难友们宣讲抗日战争的形势，讲解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情况，以此来鼓舞人们的斗志。在监狱中，他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写了一首诗：

“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耍，拼我头颅血，浇开革命花。”

1946年夏，中共驻太原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代表根据重庆谈判协议，多次要求释放囚禁数年的吕调元，阎锡山诡称“其早已暴病死亡”。之后，他被国民党特务残害而死。

吕调元善于对不同的人作有针对性的工作。他对没有斗争经验、害怕受刑的战友说：“敌人的刑罚不过是鞭打、灌冷水、坐老虎凳、烧红火柱烙，只要顶住这几种酷刑，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他对八路军的被俘人员说：“你们可真是硬骨头汉子，敌人拷问时什么也不说，穿这样衣服(指八路军军装)的人就是不一样。”吕调元的鼓励，大大坚定了狱中难友们的斗争意志。他还不忘做看守的工作。他说：“革命者像一盆火，放在哪里，热在哪里。共产党员像一盏灯，点在哪里，亮在哪里。”他坚信，人总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看守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论把吕调元关在哪个监狱，一有机会他就向看守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多数看守来自沦陷区，都是为了谋生才给敌人干事的。他们在吕调元的感召下，对“犯人”的管理放松了，有的还帮“犯人”秘密传递信件、报纸，同外界联系。吕调元被捕后，党十分关心他的安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设法营救，但都没有成功。吕调元多次对同志们说：“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如果卑躬屈膝，损害革命利益，换取个人自由，出狱以后在政治上也成了一个死人。与其出去当个死人，倒不如我就死在这里。”

1945年冬天，吕调元年逾花甲的父亲吕鸣鸾一心想营救儿子出狱。他风尘仆仆，从原籍步行到太原，前来探监。老人先找特务头子梁化之，要求把关押多年、体弱多病的儿子保外就医。阴险毒辣的梁化之假惺惺地说：“放吕调元并不难，只要他写一个东西，认罪自首，就可以放出来和我共事。”之后，老人来到监狱，一见到他的独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为让儿子出狱，他转达了梁化之的原话。吕调元听后怒不可遏。他说：“我在牺盟会一向主张抗日救国，没有犯过错误，对国家、对山西人民无罪。我无罪可悔!”他安慰父亲说：“你老人家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不应该为儿坐牢痛哭、悲伤。你回家以后好好保重身体，胜利就在眼前!”吕凋元面对风烛残年的老父，意味深长地说：“我虽不能侍奉你，但我相信会有人照顾你的。”

1946年春，驻太原军事调处执行小组的共产党代表多次要求阎锡山释放囚禁多年的吕调元，但遭到拒绝。阎锡山为躲避军调小组的检查，白天把监狱里的政治犯分别押解到杏花岭的树林中或山西大学的教室里临时囚禁。吕调元早已识破敌人的诡计，坐在地上坚决不走。他说：“我既是坐监的，就应该待在监狱。坐监，坐监，就要坐在监狱里，离开监狱，怎么叫坐监……”看守连拉带拖，他坐在地上死活不动。那些人把他没有办法，想把他藏起来，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最后绑住他的手脚，放在一个大筐里，用绳子吊在后院的一个枯井里。为了营救吕调元，太原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再次约见梁化之，提出要见吕调元，立即释放他。狡猾的梁化之推辞说，此事须经阎锡山批准。代表找到阎锡山，他诡称吕调元“早已暴病死亡”。之后，阎锡山指使梁化之和特种警宪指挥处头目杨贞吉，“立即将吕调元处死，且要尸体完整，还得有医生签字证明是‘暴病医治无效死亡’。”阎锡山的命令下达给看守吕调元的看守队长刘运和警察长李鸿林执行。刘李二人为了推卸他们的罪责，便把命令递给吕调元看。他看后从容自若，毫无惧色，遂向看守要来纸笔，愤然疾书《告山西人民书》《致梁化之的一封公开信》，痛斥阎锡山破坏团结抗战，茶毒山西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写完后，吕调元端起一杯毒药，大口吞下，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吕调元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