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晚村先生文集》是明吕留良撰写作品。

吕留良（公元1629年——1683年），字庄生，一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吕医山人、东海夫子、南阳布衣。晚年削发为僧，更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崇福镇）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又是诗人和出版家。

吕留良自幼即论文习武，立志报效国家。明亡后，他散家财结客，图谋复明，事败后居家研读，传授弟子，并行医乡里。顺治十年，出就试，为诸生，后颇悔之，遂拒绝征辟，不以猎取功名为念。康熙五年，弃青衿，操选政，名气很大，被尊称为“东海夫子”。（吕留良具体生平见本书《何求老人诗稿》）。吕留良的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教人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夷狄政权。他怀念故明，反对清朝统治，并拒绝为之服务。他在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中被官员推荐，次年又以山林隐逸被荐举，皆坚辞不就。为避免迫害，他遂削发为僧，名耐可。

由于反清的坚定立场，加上作为理学家的声望，吕留良逐渐成为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所谓“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起者甚众”，“海内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吕留良去世四十多年后，曾静谋反案发。曾静是一个原本具有反清思想而又相当迂腐的读书人，图谋策动清陕甘总督岳钟琪起兵叛清，事败被俘。雍正皇帝对此案非常重视，命令清廷三员大吏会审曾静。曾静供称自己受吕留良诗文及其弟子的“迷惑”。吕留良等一批晚明遗民的反清思想影响着当时许多下层知识分子。雍正为了消弭下层人民中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起义，进一步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遂借此案大作文章。这就发生了由曾静反清案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此案株连广泛，影响深远，与康熙朝的“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并为清初三大文字狱案。

清政府检查吕氏文集、诗集和时文评选等著作，发现了许多“大逆不道”的言论。雍正看到后十分恼怒，他在上谕中说“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版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纸笔者也。”“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何其悖乱之甚乎？”“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又日记所载，怪风雷雨，细雨加慧，日光磨盈，妄捏怪诞之处甚多，其他悖乱之词，不可枚举”（《大义觉迷录》）。

吕留良文字狱案由于牵连人广，追查曲折，因此从雍正六年到十年，历经四年的时间才最后结案。清廷对此案的处置非常严厉，吕留良早已死去，仍被“М尸枭尸”，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其他著述，尽行焚毁。吕留良长子吕葆中，案发之前已应试做官，案发之后忧惧而死，也被剖棺戮尸；其第五子吕毅中“拟斩立决”；其弟子严鸿逵戮尸枭示，沈在宽斩首；吕和严的孙辈，人数众多，俱发遣宁古塔，送与披甲人为奴；吕家财产没官，充浙江工程费用。案中牵连人分别判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刻书人车鼎臣、孙用克等拟斩监候。被处分的还有吕氏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陈祖陶、沈允怀等多人。而对于此案祸首的曾静、张熙，雍正则作了宽大释放的“出奇料理”（详见本书《大义觉迷录》）。

吕留良一生著述甚丰，计有《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附录《行略》一卷，《东庄吟稿》七卷，《惭书》一卷。他评点的时文集有《大题观略》、《小题观略》、《程墨观略》、《东皋续编》等十余种，汇集其时文评语的有《天盖楼四书语录》等三种。他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诗钞》，同张履祥合选《四书语类钞》等。后人刻印他的遗稿有《晚村先生家训》四卷。除此之外，见于《禁书总目》的还有《易经详解》、《诗经详解》、《吕氏医贯评》等五、六种。

吕留良是一位公认的民族思想家，他的诗文创作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吕留良治学宗于程、朱，尤其赞赏朱熹的种族思想，而对于康熙以来以尊朱为进荣之阶的文人十分鄙视。他喜读宋人之书，平生搜罗宋人文集，或买或抄或借，博观约取，用力至勤。康熙十年，《宋诗钞》（初集）刻成，吕留良亲自为八十二位诗作者写了小传，对这些诗人作了介绍和评论。为了搜集宋、明两代文集，康熙十二年春吕留良专程至金陵向当地藏书家黄氏千顷斋、周氏遥连堂借抄藏书数十种，历时近一年。吕留良壮年时还致力于洛闽之学，创立南阳讲习堂，设馆授徒，弘扬朱熹的学说。

同时又自开“天盖楼”刻局，刻印程朱遗书，风行天下。又有不少朱学信徒来到南阳清讲，留良一时成了朱学领袖。后人论及吕留良的“学术行事”，认为与顾炎武十分相似处有三点：“学宗朱子，力辟阳明，一也；耻事异姓，致谨于出处去就辞受之辨，二也；启衅端于乡里，致改易名字，仅乃获免，三也。”毫无疑问，吕留良与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一样，在主张务实、反对虚浮及坚持爱国主义、反对异族入侵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对于满族入关之初给中原人民造成的灾难，他们感到愤怒与痛恨。这些思想在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吕晚村先生文集》是吕留良书信、论文、序跋及其他杂文的汇编，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由其曾孙吕为景刊刻。吕留良文字狱案发后，此书亦在被禁毁之例。《文集》卷一至四为书信；卷五为序、论文；卷六为论辨、记、题跋；卷七为墓志铭、祭文；卷八为杂著。《续集》卷一、二为《宋诗钞》列传，是吕留良为《宋诗钞初集》入选诗人所作的小传记文；卷三是《质亡集》小序，收集了吕氏为己故的友朋所写的小传，卷四为吕留良代人草拟的《保甲事宜》。《吕晚村先生文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其中不少文章反映了吕留良的文学思想。《宋诗钞序》、《题钱湘灵和陶诗》、《宋诗钞小传》、《质亡集小序》等作品都涉及到不少文学问题。如《宋诗钞小传》，不仅记载了宋代八十四位诗人的生平经历，并且还对各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简洁明了的评价。

他的这一作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在明前后七子尊唐抑宋风气长期影响之后，对宋诗作客观的评价，实开清代宗宋一派诗人之先声。他与吴之振、吴自牧合编《宋诗钞》，不仅对宋诗的广泛传播起了巨大作用，而且还为清代颇为兴盛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在《题钱湘灵和陶诗》一文中，吕留良独具慧眼地指出：苏轼的和陶诗与陶诗“气味”并不相似。这是因为苏与陶是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两个人，苏轼在其“一生升沉得失之际”，满腔“郁勃孤愤”流变为“禅悦、神仙方伎、滑稽、饮酒近妇人。”而陶渊明却有一定的思想原则、精神操守，是一位高风跨俗的耿介志士。因此苏轼的和陶诗和陶渊明的原作是气味不同的，苏轼的和陶诗只是“游戏韵脚”而已，后人模仿而作的大量和陶诗，实际上都是在和苏。在这里吕留良强调了思想品质对于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是很有见地的。

其次，《吕晚村先生文集》中许多文章还反映了吕留良的哲学思想。留良是朱熹的忠实信徒，他在文章中阐述发扬朱子的学术思想，不遗余力。他称朱熹是“头等圣人”，朱熹的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因此人们必须“笃信死守”而不能妄加疑虑（《与张考夫书》）。客观来讲，吕留良对于朱熹的评价是有偏颇的，也是相当迂腐的。由于他“笃信死守”朱子之学，所以留良对于佛、道、玄等其他各种学说，以至于理学中的陆九渊、王阳明一派，都一概贬斥，所谓“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又所谓“留良于佛老家言，无不穿穴，诸儒学案，悉所穷究。若仓扁之于疾，洞见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辞，披扶呈露，莫得而隐也。”吕留良推尊朱熹学说对社会有巨大贡献，认为当前社会之所以缺乏人才，是因为读书人不尊奉朱子之学而被诸多异端迷惑。

这些异端即佛禅玄学之流，因此他说“自嵇、阮出而礼义荡然，神州之陆沉也，王安石、苏轼继之，而北宋以陷。陆九渊继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贽继之，而乾坤反覆，此历历不爽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张菊人书》）。吕留良把上述诸人的学术思想视作亡国亡族的祸首，所以他痛诋之为异端，并且说“三代以下学者大都被司马迁、苏轼二子教坏，令人靡所不为，其病中于心术。人必不为二子所惑，而后可以言学。”（《答张菊人书》）。为了维护程朱儒学的正统地位，对司马迁、苏轼二巨子也一律诋排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他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就曾被人视作“异端”。留良所作的《自题僧装像赞》一文很能说明他的思想及个性，兹录其原文如下：“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谓之僧。俗乎不俗，亦愿不可概谓之俗。不参宗门，不讲义录。既科呗之茫然，亦戒律之难缚。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裰领方，短发顶秃。儒者曰：是殆异端。释者曰：非吾眷属。咦！东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游裸乡，无乃下乔而入幽谷。然虽如是，且看末后一幅，竖起拂子一喝曰：咄！唠叨个什么？都是画蛇添足！”

《吕晚村先生文集》中还收录有不少杂著，反映了吕留良对于国计民生的意见和想法。如《赈饥十二善》一文，详细论述了赈灾的具体办法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保甲事宜》则论述如何利用保甲制度强化社会治安，并就此提出了具体意见。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吕留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天下事、国事、家事的深切关心，这是非常可贵的。

吕留良的著作遭清廷几度禁毁，目前流传下来的已非全貌。仅为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