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传统文化，它应该是在一个连续的时空中不断演变的文化现象，而这个文化现象应该具有文化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规模上的量。譬如说西方的油画，它具有源头、发展、演变的连续性，其辉煌的文化景观是靠各个时期大量的作品与大师呈现出来的。中国画的历史更为悠久，它的演变不仅具有时空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繁衍性，派生出了象白描、工笔、水墨雕塑传统。

肖像传统雕塑在哪里？在欧洲大陆。早在公元前四-三世纪，希腊化艺术后期出现歌颂哲人、诗人的肖像。随后的古罗马时代雕塑家都程度不同地为人塑过或刻过肖像。罗丹推崇的乌东是这段高潮中的肖像巨星。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猛烈撞击的二十世纪肖像雕塑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除了罗丹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产生的肖像巨星之外，现代主义雕塑大师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曼祖，其肖像作品也相当典范。

当然，说中国古代没有肖像雕塑传统并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某时期、某地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肖像特性，这种所谓的肖像特性就是说作品背后具有坚实的生活原型依据。在浪漫、流畅的春秋艺风和粗犷、奔放的汉风之间夹进了一个现实与理性的秦兵马俑，无疑是令人惊奇的。秦兵马俑强烈的现实性决定了它的肖像特性。从时间上看，它比罗马肖像稍早，但这种肖像性并没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传统。究其原因，可能是肖像雕塑诞生与存在取决于帝王及统治者们的审美取向。中国的王宫贵族自有帝王观和艺术观。与西方相比，同样是出于显威、歌功颂德的目的，中国的王宫贵族往往回避了西方式的直接塑造自己而采用了龙凤、狮子、麒麟等瑞兽以及仆人、军队、武士来烘托自己的伟大与神圣。看来，中国古代雕塑家要给帝王及达官贵族直接造像是不太可能的。他们所能充分发挥人物塑造才能的领域是仆人、艺妓、士兵等普通人，所以我国古代各种陪葬俑能充分地显示生动的生活气息及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能呈现出本文提及的肖像性。同样，在佛教雕刻中，古代雕塑家最能发挥现实描写才能的是供养人，罗汉次之，然后是菩萨，创作自由最为有限的是主佛。象山西平遥双林寺的供养人以及罗汉堂中的罗汉，都可以称之为价值极高的肖像。大足石窟中各种经变故事中的普通人物更为生活化，现实化，不少作品也完全可以被视为普通人的肖像。

中国古代没有肖像雕塑传统的结论并不否定中国古代雕塑营养对当今肖像创作的滋润。事实上不少雕塑家已经在肖像创作中做过吸取民族传统的精彩实践。可以断言，几千年的传统宝库曾经、正在并继续哺育中国雕塑（包括肖像雕塑）不断演绎。

新文化运动之风，顺便把肖像雕塑带入了我国。我国最早的一批留洋的老前辈在学成回国之后，陆续创作了各种各样的反映革命先驱，爱国志士，文化名人等肖像作品，拥抱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化运动，为民族解放的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国肖像的真正高潮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的这五十年。二、三十年代留法、留日的人才班底，加上五十年代留苏的队伍，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写实主义体系。目前的八大美术院虽各有不同，但都属于一个大体系，这个体系就是过去常提的现实主义体系。这个体系首先突出的是扎实的写实基本功，以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方法。所有美术院校都将创作纪念性人物肖像作为主要教学课程之一。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老一辈雕塑家在引进西洋写实雕塑的同时，倡导、弘扬并传授了民族传统雕塑的若干精华，为具像及肖像雕塑的民族化作了不懈的努力。这样一个体系培养出的学生，完全适应了新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雕塑家们创作了大量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的英雄、模范、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少数民族肖像，当然还创作了大量的领袖人物肖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席卷全国的毛泽东塑像热以及样板雕塑《收租院》、《农奴愤》等各地的阶级教育群雕，良好地将中国的写实雕塑队伍以及现实主义体系过渡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的时代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各种思潮、流派群雄逐鹿，并相互影响，相互撞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瑰丽景观，雕塑界也一样。也可以这样说，中国雕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以及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大变革。新时代的肖像艺术作品作为其中的一道风景，照样绽放着自己的光彩。首先由于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应各地两个文明建设的需求，一大批中国历史英雄、科学家、文化名人等室外纪念像为广大热衷肖像雕塑的艺术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然后就是他们为参加各类展览创作了大量肖像雕塑作品。新时期的肖像创作更倾向于人性化以及内心化，更注意对象的个性张扬，这符合当代社会对人本和人性的关怀。

肖像雕塑在新的时代拥有自己的位置，为社会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