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 ）1932年出生于伦敦，后移居美国。他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锋，在商周两朝历史研究领域亦是西方汉学界的巨擘。吉德炜老先生对中国古代占卜术中有“习卜”与“三卜”制更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老先生撰写的享有盛名的甲骨学专著《商代史料》一书中的见解对研究甲骨学殷商史学科具有特殊的贡献。

24岁的时候，吉德炜在纽约大学获得欧洲现代史的硕士学位。获硕士学位后，他先在世界出版公司作了三年编辑，又当了两年自由撰稿人。在这两年中，他意识到当今的中国还是一处尚待开拓而且大有可为的新领域，遂萌发了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兴趣。196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汉语，并逐渐体会到，那些能阐释中国与其它国家差异的关键因素深深植根于中国遥远的过去。于是，他的视野转到了古代中国。1969年，他以《古代中国的公共劳动：商和西周的强制劳动研究》(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n)为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即受聘于加州大学任教。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

吉德炜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锋，在商周两朝历史研究领域亦是西方汉学界的巨擘。自1969年以来，吉德炜相继撰写了《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书评)》等10多篇评论，《释贞——关于商代占卜性质的一个新假设》《宗教信仰与都市主义的起源》《商代占卜与商代的形而上学——附论新石器时代的占卜与形而上学》《商朝历史时期的年代——中国青铜时代编年史上的一个问题》《的真实性》《安阳新发现的甲骨》等30多篇论文。他被推选为以美国加州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组织“古代中国研究会”的主席，并担任该组织出版的刊物《古代中国》（Early China）的主编。退休前，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吉德炜辛勤著述，硕果累累。他已出版享有盛名的甲骨学专著《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编辑了《中国文明的起源》。

吉德炜老先生对占卜术中有“习卜”与“三卜”制，宋镇豪曾有论文专门论述这两种制度，认为习卜是指对一件具体事多次因袭占卜，时间上叉开，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数、事类相同的卜辞即属此，其目的是力图求得上帝的意态与人王意愿统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骨”，属异版同辞，“元卜”、“右卜”、“左卜”为此制之表现。文章特别指出，三卜中“元卜”为商王所卜，三卜制作用在于使人们将对自然世界的神灵崇拜转化为对人王之绝对服从[62]。文章从论占卜制引申到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很有新意。

甲骨学界根据《说文解字》对“贞”字的解释（“贞，卜问也”），将命辞理解为问句。197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在《释贞——商代贞卜本质的新假设》[64]一文中否定命辞是疑问句，认为命辞乃是“一有关未来的陈述命题”，是宣示某种“意图”或“预见”，释“贞”为“正”，即正之。1974年华盛顿大学舒@(13)也主张命辞非问句，释“贞”为“正”或“定”，义近于检验、校正[65]。1982年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d S.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皆有文章讨论此问题[66]，与吉德炜意见相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对卜辞内涵的正确理解，1987年安阳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对此问题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裘锡圭为此在会上提交了《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的论文[67]，认为只有带疑问语气词的句子才可以确定是问句，同时指出汉语中常有句末不设疑问语气词的问句，而且命辞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词句，但可以确定的不多，同样可以确定不是问句的命辞也不多。由此可知，裘氏这篇论文虽然否定了美国学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时在命辞的性质上也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见解。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吉德炜(DavidN．Keight1ey)曾就周原甲骨中H11：84片上出现的“王”进行讨论；认为在“文武帝乙”庙中祭祀祖先，并“（上册下口）周方伯”的这个“王”，不是周王，应为商王。他还曾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有关西周甲骨研究的专题报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也曾根据周原甲骨对商周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例如，严一萍也曾以《周原甲骨》为题，对这批甲骨的文字、时代和史实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由于外服地域各区域单元形成背景的复杂性，外服地域是多元的、不均衡的。美国学者吉德炜（D·N·Keightley）曾引用人类学家的术语称商代国家为Segmentary State，意思是一种松散型的国家体制。与这个松散特点相关联，殷商外服地域的领土景观面貌也不是连续弥合的。王玉哲先生曾恰当地指出，商朝领土是“点”“面”结合的，是“插花”状的。

在商朝的政治体制中，商王对于领土的控制，并不需要划区，而主要是对一批具有现实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地点与方位的控制和占领，就像围棋开盘时的样子。一个个封君的地理范围，不是由大区分划小区而形成的，而是由中心封邑向四周扩展而形成的。因此，对于商朝外服的一个个分封单元，

可以叫地方权力，却不能叫行政区划。

尽管商朝政治地域结构是多元的、松散的、不平衡的，但在观念上，却已经生成了比现实更加整齐的国家领土意识。卜辞中有“四土”、“四封方”、“四戈”这样的对于外服地域的表述概念，这些卜辞概念反映了商人以都城（大邑商）为中心而掩有四方的天下独尊意识。中心与四方位的结合体现了商王统制世界的均衡性与完整性，这无疑是一种理想观念。理想虽不是现实，但它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领土价值观推动着后来国家向一体化的发展。中心与四方的组合的观念模式具有凝聚力量、整合力量，观念与政治、军事、经济一同创造历史。商周文字中没有“奴隶”和“自由民”的词汇和人口买卖的记录，因此商代社会不像是奴隶制。把商代的人牲看作是奴隶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为奴隶劳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关系和宗教信仰。

甲骨学殷商史学科是一门以商周卜甲卜骨、甲骨文、商周考古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商代及夏、周两代历史文化的交叉性学科。甲骨学殷商史学科是在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产生、形成、发展、壮大的，经过国内外学者100余年的探索与努力，该学科已成为一门具备严格学科规范的国际性“显学”。

吉德炜撰写《商代史料》一书中的见解对甲骨学殷商史学科具有一些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