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
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的吉庄村，位于位于
桑干河北岸、
洪涛山南麓，唐朝末年建村，村名吉家村，清朝改吉庄村，已建村1000多年，民风村风很好。吉庄现有耕地4500亩，其中水浇地2600亩，扩浇地1200亩，旱地700亩。主要种植玉米和土豆，总人口约2000人，以李姓居多，还有刘姓等其他姓氏居民。
吉庄村现存顺二年（1459）所建三大王庙的石柱和石础，还有同治八年（1869）重修文昌庙碑。《马邑志》和民国十一年（1922）钟楼上的铭文记载着，此村曾叫吉家庄。据老年人说，很早的时候，它也叫过李家小村。
关于大槐树有着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明初移民时候，吉庄的一位李姓先祖临行特地折下一段槐枝，一来当作拐杖使用，二来也算一点留念。当李姓这家人到了桑干源头的洪涛山下时正好是春天。晚上露宿时候，李发根随手把槐枝插入地上，早上醒来，他看见不可思议的一幕：槐枝生出来小芽。李发根惊诧之余，心想莫不是命中注定在这里安家扎根吗?于是，他停下疲惫的脚步，动手搭建茅屋、垦田拓荒。而李发根一家落脚的地方，就是的吉庄槐树院。随着槐枝生根发芽、逐渐长大的寒来暑往，吉庄李家就从传说中开始繁衍生息，在漫长岁月中从槐树院走出去的李姓子弟，不论去往何地，不论离开多远，一代代都要口口相传：我们是山西吉庄槐树院李家。根据有关资料介绍，洪洞第一代
大槐树距今有800多年，址存树无;第二代大槐树同根孳生于第一代槐树东约5米，也有400多年历史，但已干枯，1974年被飓风吹倒;现存的仍是旁边孳生的第三代大槐树。按时间推算，从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到公元2009年，整整640年历史，那么吉庄大槐树该是
洪洞大槐树当之无愧的二代生命，比正宗的洪洞二代大槐树的树龄要高出240多年，确实很珍贵了。难怪人们对存活了六百余年而依旧枝繁叶茂的吉庄大槐树充满了敬畏敬重，其中朔州学者罗国柱编写的一副对联概括得最为简明扼要：“寻根祭祖洪洞树，承前启后吉庄槐。”大槐树的主干和五条分枝实际全部中空，到冬天树叶落净后看上去好像完全枯干，可是一旦春天到来，无数的新叶就会适时生发，一派生机勃勃，很快又是绿色如云，然后随着季节交替，五六月间槐花开放，一串串挂满在枝叶间，花香馥郁随风播散，引得蜜蜂成群飞来，热闹异常。如果说吉庄大槐树维系着李家一脉的根祖情结，那么在与它相距三五百米生长的大桑树，则以其孤独的形象，有力地驳斥了关于雁门关外的一句流传甚广的顽固偏见。那句诗文说：“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于是给人的印象就是雁门关外的朔州，简直就是一片不毛之地。
要知道，吉庄所在的地方，毕竟被公认为桑干河的源头，所谓桑干一词，就是指
桑树的
桑葚成熟时恰逢枯水期，河流因而得名。然而，多少年来，好像朔州不曾见过桑树，“桑干”包含的意思，也就不被人们所了解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吉庄，真的还生长着一棵大桑树，虽然形影孤独，却是高大挺拔，自成一景，与塞北秋风骏马的壮美一脉相承。听村民凭上辈或祖辈的记忆推算，桑树的树龄有二百余岁，年年桑葚紫熟，岁岁经冬落叶，每到春风吹来，再次
葳蕤成荫……
再说说村里的三大王庙：吉庄三大王庙，位于村子东南的庙沟一侧，南临
桑干河，北望
洪涛山，也就是依山傍水，位置十分显赫。历史上有名的朔县三大王庙，本来在吉庄的邻村神头，但是神头的庙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拆毁;而吉庄三大王庙，村民介绍是神头三大王庙的影庙，二者的建筑格局及供奉的主神都别无二致。根据现存一块金代石碑《重修桑干神庙记》刻记，三大王庙的真实身份是：“神名拓跋，庙号桑干。”也就是说，三大王庙应该叫做桑干神庙，主神是三位拓跋大王。作为一处乡闾庙宇，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于2009年得到进一步修复，也算幸运。金代石碑刻记中的一句写得很明白：“以故老相传，神有三王，谓之兄弟三人，母拓跋公主。或曰：饮是泉而诞三王，次者能伏桑干之龙。而旧庙象尚有龙俯伏之状存焉。又于庙西壁绘画母子仪像，所传数百年不绝。”三王竟能管理或控制桑干龙王，使之造福一方，倒是神庙不同于一般龙王庙之处。与碑记所佐证的，还有在朔县一带流行甚广的一则神话故事，是民间诠释三大王庙的来历的。故事内容大体如下：史载朔县神头曾经是
北魏王朝统治者拓跋氏的宗族圣地。故老相传，曾有一位美丽的拓跋公主，偷偷到神头泉边游玩，那一汪碧水撩起她少女心中微妙的涟漪，她不禁到水中洗浴嬉戏，“饮是泉而孕三王”。父母见她未婚先孕，伤心地责骂她，可她就是一声不吭，只管动手捻毛线，快要临产时候，她将毛线的一端留给父母，自己拉住另一端离开家门，嘱咐父母以后循着毛线去找她。她依然来到神头泉边，又爬上泉边的神头小山——神婆山，分娩生出的却是三条神龙。当公主的父皇母后沿着毛线找来，眼瞧着三条神龙驮负其母亲腾云驾雾地飞升而去。从那时起，神头小山便被叫做神婆山，山下的神头泉边则建起了桑干神庙，百姓也称为“神头三大王庙”。攀登神婆山，在山顶公主生育时留下的臀印，每到端午前后的雨季，印痕中积水后，仍能够看出隐约的一抹血红。虽说科学解释是含铁的石岩，但无疑堪称鬼斧神工。事实上，鲜卑拓跋氏作为一个马背民族，即使融合进农耕文明深处，但从来都不敢忘记其命运的根本;拓跋氏对神头的眷恋，恰恰是对百草丰茂骏马奔驰的顶礼崇敬。粗略研究吉庄三大王庙，可以发现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其一，庙内与正殿拓跋大王并存的偏殿神像，包罗了佛家的送子观音、道家的
文昌帝君、
马王爷，以及乡闾式的龙王、
雷公电母、土地老爷等;其二，无论彩塑和描金壁画，拓跋三王及其臣属一律汉化，其形象服饰、羽葆鼓吹，全无传统意义上的胡人特征。按照风俗，当地老百姓端午时节到庙内祈雨时，据说姓石的可以不跪，相传石家是三位大王的娘舅。或许令人质疑：拓跋公主生的孩子，怎么也姓拓跋?既是拓跋公主，怎么又是石家的闺女?好像自圆其说，好像圆不回来，似乎很容易找到一般的神话和传说普遍性的、经不起使劲推敲的漏洞，其实这里千万不要忽略其中所蕴涵的重要信息：拓跋公主的生育传奇，显然带有明显的草原游牧文明的母系社会生殖崇拜色彩;而民间又给公主找出一家石姓的娘家，则代表着中原农耕文明的封建伦理所需。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实则诠释了桑干河源头处的朔州所见证过的胡汉碰撞并走向融合的漫长过程。
关于雁北师专，她的前身——晋北师专1959年落户吉庄，从那时起，大学校园和农舍比邻而处，吉庄笼罩着浓郁的书香，田野地头、溪边小道往来络绎着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雁北师专群贤毕至，一大批年轻的从四面八方来到吉庄，然后又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广阔天地，奉献所学大显身手。如今雁北师专虽已搬迁到大同，但喝过神头泉水、在雁北师专汲取过人生营养的学子们谁又能忘记吉庄那片阳光灿烂的天地呢!
最为朔县人耳熟能详的是一句名言“小瞧吉庄基干民兵没枪”。当年吉庄民兵，手持玉米杆苦练过硬的本领，最终其杰出的代表李海枝，一举斩获全县“神枪手”的美誉，留下的一张照片，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英姿飒爽。
关于吉庄，她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她凝缩了中国农村的百年沧桑，是极具代表意义的一幅风俗画。在百年间每一个历史阶段，吉庄几乎无一例外地留下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奉军散兵进村抢扰贾家，被吉庄村民群起痛殴，结果惹来野蛮报复，贾家从此由殷实转致衰败，但“为了一口气，敢舍十亩地”，吉庄人团结一心、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精神可见一斑。解放以后，吉庄百姓表现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按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他们从神头海引水，一代接着一代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兴修水利工程，一直把水引到了洪涛山的山坡上，用石头白灰砌筑的防渗渠道遍布田野。为了修筑三级提水站，独生子贾锁旦献出了年仅十八岁的生命;下乡干部吴富贵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血洒异乡，实践了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但吉庄的水利工程确实为吉庄粮食丰收提供了保障。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村民仁五疤被土块砸昏，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为国尽忠，死而无怨。”文革时家家张贴毛主席画像，共产党员姚焕芝到晚间把墙上的毛主席像用帘子遮挡，说：“不能让毛主席看见我家的尿盔子。”仁五疤和姚焕芝的话，听来好像叫人忍俊不禁，但代表了当时村民们对领袖、对新生活纯朴的感情流露。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吉庄也紧跟潮流放卫星时候，被迫谎报土豆亩产十二万五千斤，大队让能言善辩的李绍先当解说员，李绍先说：“叫我解说，比串门子张口还难。”农民的耿直表露无遗。改革开放以后，吉庄人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得到了空前发挥，小小的吉庄一下子养起了跑运输的卡车六十多辆和二十多辆拖拉机，在村后的洪涛山上开起了十几座石料厂和白灰窑。农民真的“不差钱”了，全村光猪肉平均销售两头猪。有人由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但也有人由于经营无方或国家政策调控等原因，昙花一现的富裕后仍旧归于贫穷或平淡……实际上，无论民国初年小农经济的风雨飘摇、日寇入侵时村民的忍辱偷生，还是共和国成立之际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合作化期间的翻天覆地，以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四清文革的奇闻轶事，直到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一波三折，都在吉庄有着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和情景再现，都是不可复制的珍贵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