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彪（？―306年），字绍统，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西晋宗室、史学家，高阳王司马睦长子。

司马彪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过继给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敏。年少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但轻薄好色，常遭到司马睦的责备，因此不得做继承人，虽然名义上是过继于人，实际上是废除他的继承权。司马彪也因此不问人情世故，而致力于学业，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完成著书立说的大事。

最初拜官骑都尉。泰始年间，担任秘书郎，后改任丞史。注释《庄子》，撰写《九州春秋》。司马彪认为“先王设立史官记述时事，阐明善恶规劝诱导，统摄教化世人的要领。因此，《春秋》杂乱无章，孔子加以整理；《关睢》残缺不全，师挚进行修补。难道先哲们喜欢麻烦？是因为不得已而已。

东汉中兴，终止于建安，忠臣义士功德昭著，而当时缺乏优秀史官，记述繁琐杂乱，谯周虽然做了删改修整，但仍不完善，自汉安帝、顺帝以后，多有残缺遗漏之处。”于是司马彪研究百家史书，参照世俗传闻，上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至汉献帝刘协，共二百年，十二代王朝，前后贯通，广泛汇集诸多史事，作纪、志、传共八十篇，定名为《续汉书》。泰始初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到南郊举行祭祀大典，司马彪上书议定其事。后拜官散骑侍郎。晋惠帝末年（306年），司马彪去世，时年六十余岁。

当初，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记述秦朝、周朝以前的事，有时采录世俗传说和百家之言，不专一依据正统经史，因此作《古史考》二十五篇，都依据旧时典籍，用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司马彪认为谯周所著不够完善，列出《古史考》中一百二十二件史事，认为不妥，大多依据《汲冢纪年》中的说法，也流行于世。

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

《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汉后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

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上疏：

《九州春秋》，（《两唐书·志》作九卷，《隋志》作十卷），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奭辑本，黄氏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比陶本完整。《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六节，而商务印书馆本更少，仅一节。今从黄本点校。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书志》特点

《续汉书志》有其自己鲜明的特点。

特点一

其一，放续前志，以备一家，颇有“辍集”之功。如把司马彪的八志同汉志相比较，其礼仪、律历、天文、祭祀、五行、郡国六志几沿《汉书》旧章，只是志名稍异，“郊祀”改曰“祭祀”，“地理”改为“郡国”，而“百官”盖缘《汉书·百官公卿表》。舆服一志汉志缺记，而彪志则缺乏沟洫、食货、刑法、艺文四志。司马彪不仅继承汉志，所撰东汉一朝史实也多有所本，对此他本人也不讳言。如《五行志》，他参阅了应劭、董巴、谯周关于建武以来灾异的撰述，“合而论之，以续前志。”《律历志》则参阅了蔡邕、刘洪补续的律历志，“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律历志论》）蔡邕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曾与张华、刘洪等共续汉志，著《汉记十意》，“意”就是“志”。这十意，有的是他准备删定或接续的，大概就是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诸意，有的是“前者所无臣欲著者”，大概系指车服、朝会诸意。可见，《汉志》原有的志目，如食货、艺文诸志，蔡邕十意亦缺。由此可知司马彪的八志大体皆有所本，蔡邕等没有积累好现成材料，司马彪也就不曾另撰了。所以，司马彪放续前志，以备一家，颇有“辍集”之功，较之《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因袭有余而创造不足，这是他赶不上马、班之处。

特点二

其二，撰述思想明确，处处体现史学“教世”之旨。司马彪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晋书》本传）“教世”是司马彪史学思想的核心。《续汉书志》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充分关注史学劝善惩恶和教世的社会功能，这是对孔子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其教世思想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通变化，以观古今损益之义。彪志处处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考察各种制度的沿革变迁，其意义乃在于使“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以之作为现实政治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参照。二是重礼仪，以维护现行社会秩序。司马彪强调君威、臣仪，要求维护“尊尊贵贵”、“上下有序”的等级秩序。他认为，君无君威，臣亡臣仪，必然酿成“上替下陵”的大乱，使群生受其殃。论者认为，这种见解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遵循礼法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认为，司马彪撰书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政乱朝危，生民涂炭，司马彪要求顺礼，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三是务节约，以呼唤质诚世风。司马彪评论古今制度沿革时，总是直率地发表己见。比如，他批评汉武帝广设官职，造成“民用匮乏”；推崇光武帝“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使得四海从风，中国安乐。批评秦皇汉武大搞封禅，违背“天道质诚，约而不费”的精神，认为帝王显名后世，不在于“封”，“实在其德加于民”。这褒贬之间，乃寄托其沮劝之意、教世之旨，既是对西晋统治集团奢侈生活的批判，也是对一种优良世风的呼唤。

《晋书》：①“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②“绍统戚籓之胤，研机载籍。咸能综缉文，垂诸不朽，岂必克传门业，方擅箕裘者哉！”

《晋书》赞“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王恧雅才，虞惭惇史。乾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

《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

远祖：司马卬，殷王

曾祖父：司马防，东汉京兆尹

继祖父：司马敏，生父司马睦的叔父，曹魏安平亭侯。

祖父：司马进，晋宣帝司马懿六弟，官至中郎。

生父：司马睦，高阳王。

弟弟：司马蔚，高阳世子，先于司马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