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及（1532-1595）字化甫，号石洞，明代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隆庆初年授福清县教谕。未赴任即携《上皇帝应诏书》三万余言上京献策，京城官民传诵。在福清教导百姓以孝悌、忠信为先。不久，升迁惠安县知县。任三年，“民爱之如慈父”，并以歌赞之：“叶君为政，惟饮吾水；设施不烦，五风十雨。”因此得罪权贵，于是托病辞归。刚好又命擢升宾州知州，惠安百姓乞留，而妒忌者藏匿任命书，使他不能赴任。于是挂冠而归，受到弹劾，被削籍为民。回乡后归隐罗浮山，筑“逃庵”以居，读书谈道，著述不辍。万历十九年（1591）受荐，起为兴国知州（今湖北阳新县），未赴，擢郧阳府（今湖北郧县）同知。一年后，入为户部员外郎，榷崇文门税，竟以劳瘁卒。

叶春及，字化浦，号絅斋，世居惠州府城万石里(今惠州城区桥西中山南路)。少年“以圣贤自期”，好先秦以上之书，尤深谙《左传》、《离骚》。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举人。此后6次进京会试落第。1568年(明隆庆二年)应诏上书5纲、25目(篇)3万余言。直陈时政，提出“端治本，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的主张。同年授福州府福清县教谕。将诸生所送礼物，皆用于修葺学生宿舍，改善生员膳食。按朝廷规定开设课程，严格教规，教导生员以孝、悌、忠、信为先，学风由是为之一变。

1570年(隆庆四年)七月，迁任惠安县令。当地百姓选派里长3人于数百里之外相迎，且献金送礼，被婉言拒受，如数退还礼金。到任后，止送隶，拒赠贿，黜贪墨，削冗员，均徭赋，毁淫祠，立社学，兴水利，办事雷厉风行，废寝忘食。设“亲民堂”，凡事以便民为务。民有诉田赋不公者，重新丈量田亩，使之负担合理。编户籍，立保副长，统各铺丁司防御。他“执法如山，而豪右不避”，视百姓为衣食父母，为民兴利除害，锄强扶弱。巨家富室，或有小过必绳之以法，在县内令行禁止。由此触犯权贵，百诟交集。于是托病辞归，未允。老百姓以歌谣称赞:“叶君为政，惟饮吾水;设施不烦，五风十雨”，“三年县令，两箱行李”。

1574年(明万历二年)四月，升为广西宾州知府。权奸妒忌，暗藏匿诏令，致其不得赴任。八月，两院准其回籍候命，乃于九月五日“挂冠”归里，十二月抵惠州。次年春，由惠州至宾州，上《谢病书》，引疾投檄而去，因此被弹劾，削籍为民。仲秋，返广东，入西樵山，讲学四峰山馆，筑“独醒台”。

1576年(万历四年)归罗浮山，在九天观西南2里山麓选石洞，采石筑室以居，著书论道，聚徒讲学，凡16年。作《逃庵记》，嘱南海朱完隶书刻于洞左，字大6寸。又在冲虚观右侧建“独醒庵”，在洞中著书不辍。两年后置家于归善县城白鹤峰下，自己仍在罗浮山石洞讲学。

1584年(万历十二年)，又辟石洞书院，置田赡养从游诸生。同年，游羊城，遇顺德知县叶初春，受聘纂《顺德县志》。后应永安知县郭之蕃之请纂《永安县志》。

1586年(万历十四年)应吴文华之请修《端州府志》。另，应聘修《博罗县志》未竟。

1591年(万历十九年)，四川巡抚艾穆荐举叶春及“学综百家，文追两汉;砥行以圣贤为归，抗志在俗流之表”，遂起用为兴国(今湖北阳新县)知州，未赴任。随即调郧阳府(今湖北郧县)同知。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到任，同年冬升户部郎中，转江西司郎中，卒于任。

他出任惠安知县时，清宿弊、均徭役、毁淫祠、通水利，政绩突出，深受惠安人爱戴，“祀之于斋宫，以报其德”——叶春及：心系民生除弊政的廉臣能吏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明代，惠安有一位县令叶春及，他在任时不仅留下了诸多善政，还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留下一部历史上罕见的施政笔记《惠安政书》，被后世誉称“纤悉曲尽，八郡传以为式”。而叶县令的道德文章尤为时人所称道，明代著名史学家何乔远称叶春及可与海瑞相与颉颃，“名德不淄，直气同方”。

少负壮志 追慕先贤

叶春及，曾读书于罗浮山石洞，又号称“石洞先生”。叶春及的父亲叶天佑是一名“淹贯群籍”的儒生，从小授春及《尚书》《诗经》及宋儒经典。史载，叶春及在其幼年时即展示出不同凡俗的表现。8岁时，叶春及与乡里小儿玩耍，玩伴中有人说：“草茅应有廊庙心。”春及应声答道：“燕雀安知鸿鹄志。”

春及12岁时，其父叶天佑在家诵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春及在旁击节赞赏，他对父亲说，今后自己也要做这样的忠臣！少年春及读书勤奋，而且处世端正，他曾效仿宋儒赵概“投黑白豆”，即“起一善念，投一白豆于瓶；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瓶”，以此来检点自己的进步和过失，改过自新。一夜，叶春及梦到“白沙先生”（即明代大儒陈献章，曾被誉为“圣代真儒”）殁而复生，醒来高兴地说道：“我今后可以随白沙先生游历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叶春及果然中式举人，这年他年仅21岁，已崭露峥嵘，甚至被乡人称为“叶圣人”。然而此时，他却不幸遭遇丧母之痛，居乡守孝时，“飦粥庐墓，拾野芋以接馁”，孝心之诚，打动人心。除服后，赴京都居住数年，等候朝廷派遣。

隆庆初年（1567年）被授福清教谕一职，任上他严格持守，兢兢业业，史书载“朝夕稽业，夜分乃寝”，遇到有人进奉贽礼一概不收，而是让下属将钱充公，用以修治学舍、供给膳食。他向闽清县学生传授水利、兵防、地理、礼乐、历算等课程，按月完成逐门课程学业。此外还兼授德艺，每月对学生进行考核，学生们初始多以为苦，在掌握了到真才实学后，才纷纷对叶教谕的谆谆教诲表示感激，赞誉道，“不图今日复见苏图也！”苏图，即苏图教法，是北宋理学先驱、教育家胡瑗创立的教育体系。

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广开言路。叶春及向礼部上书进言时政，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洒洒三万余言，天下诵之”。

迁令惠安 五年“大治”

隆庆四年（1570年），叶春及由于福清教谕任上成绩卓著，擢升惠安县令。上任惠安时，“匹马入境，出入单骑，从者两三人，不知其为令也”。下车伊始，就深入民间，咨访故老，着手制定一系列“惠民利民”举措，体现了他从政的务实作风。他认为，知县的职责就是要了解熟知一县之事，包括“大小强弱、饥寒困苦、茕独鳏寡”。他“采风谣，询疾苦，清宿弊，均徭役，革羡余，毁淫祠，开鸤鸠坝以通水利，减入寺租田，定官催征纳规则。”（清《惠安县志》）叶春及到任惠安之时，是惠安“邑兵役后大困”的时期，他通过深入了解民瘼，革除弊政，抑制豪强，兴修水利。惠安出现了自明朝开国以来少有的官清民治的清平时期，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编了歌谣发自内心地歌颂这位叶县令：“叶君为政，惟饮吾水，设施不烦，五风十雨。”（《明诗综》）。

而叶春及在惠安留下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一部体裁别具一格的地方志书——《惠安政书》。此书亦被后世学者誉为“历史上罕见的县令施政笔记”。全书分为五卷十二篇，包括图籍问、地理考、版籍考、总图表、三十四都图表、乡约篇、社学篇、里社篇、保甲篇。叶春及效仿明代学者、地理制图学家罗洪先绘制《广舆图》的方法，为惠安全境包括在坊及三十四都绘制了29幅地图，179幅表。举凡县内“道里、村落、山川、陂堰、桥梁、官宇、邑屋备载”，叶县令作此书的目的是一方面便于今后的施政者掌握县情，另一方面用于推行惠安的“保甲”制度。政书一问世，名动公卿，广东巡抚吴文华评之“政书十余卷，蔼蔼悉出真心”，《惠安县志》评之“纤悉曲尽，八郡传以为式”，更是为当今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至今为史家所称道。

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二年（1574年），通过叶春及前后五年的治理，惠安县呈现出“大治”的景象，以至于附近诸县的长官都慕名而来惠安，向叶春及求教施政之道。叶春及在著作中剖露心迹：我本是岭东的一介鄙陋之人，志大才疏，才能不足以任用于天下，侥幸得以治理一县事务，昼夜焦劳，未尝顷刻释然而放纵啊！晋江人何乔远后来应叶春及的女婿韩晟之请，为叶春及作墓志铭，“予铭人墓多矣，未有铭如公者。”他回忆道，叶春及在惠安当县令时，他才十二三岁，“慕公如天人”。

“强项”风节 名士诤言

“我自虚舟人不识，海门风雨日潇潇。”（叶春及《石船》诗）历史上记载的叶春及是一个性格“狂简”的人，“性介不阿，于人难容”，明万历《惠安县志》编纂者黄士绅更是将其性格归纳为“性孤棱峭，好刚抑执”。这样的评语，很难让人和惠安人“爱之如慈父”的叶春及联系到一起。惠安任上，遇到豪门权贵有犯法或损害百姓利益的，叶县令依法处置，不容通融干预，有“强项”之称。因此，权贵多衔恨他。上官俆参政对他的为政评语写道：“视民如子，而幽隐必周；守法如山，而豪右不避。”应该说，深受儒家经典濡染的叶春及是以一个圣贤的标准来做官的，在一个“县令”的现实环境中要不遗余力地施展一腔理想抱负，有时就容易被认为“用力过猛”了。

叶春及在惠安当县令时，常与惠安致仕官员李恺、布衣黄吾野等人酬唱往来。惠安人李恺曾在叶春及的家乡罗浮山之畔当过番禺县令，等叶春及主政惠安时，李恺已是退隐林下的乡居老叟。作为前辈的李恺曾在写给叶春及的信中言不讳地指出他“得情之讼，失之太察；抑豪之举，失之太激；用人之道，失之太果；利民之方，失之太繁；事上之礼，失之太简；厘弊之详，失之太苛”。历经宦海浮沉的李恺劝告他，“天下事可为者尚多”，不要以意气处世，而至于晚年追悔莫及。

同样的忠告之声也发自叶春及在惠安的“道义之交”张宇口中，张宇是明代名臣张岳的侄子，曾任英德县令，被载入惠安乡贤传。张宇对叶春及诤言：“士要立名，名忌太露，贵砥行，行忌太峻。”希望叶春及以中庸自律，稍为收敛“英气”以达到最高的言行准则。

发落成冢 山水留迹

惠安县城西隅科山毗邻有座莲花山，林木葱郁，奇石斜倚，风景秀丽。嘉靖年间的惠安进士林富春曾与叶春及同登临此山，并留有咏莲花峰之句“云岫飞从天上落，莲华开向石中奇”。传说，叶春及精通地理，亲自为林富春在莲花山上寻得一穴，预为林富春百年后的寿域（生圹）。万历元年（1573年）三月，叶春及因在惠安县“过用其心，寝食行止皆在民事……有宵旰之劳，无游燕之乐”，以至于虚火暴升，血气衰竭，须发纷纷脱落，叶春及将脱落的须发收集起来，装入石匣，瘗之于莲花山林富春寿域旁，并自作《须发墓铭》曰：“莫如我拙，安辞我劳。我须我发，四十二毛。如柔之刈，如苗之薅。我其归矣，留汝蓬蒿。”叶春及自述，此举是因为“忝为尔民父母，或不忍弃所遗白”，身将离任，把自己尽心竭力的须发永远留在惠安青山绿水之间，可见其用情之深。时至今日，今人重修后的“春及须发墓”仍立于莲花山上林富春墓冢之侧，寄托了一代代惠安人对这位良吏的敬仰和爱戴。

叶春及的道德文章在当时的士林官场之间已有盛誉，广东巡抚吴文华在推荐叶春及的奏折中誉之“春及学超流俗，行追古人”。他的诗文也得到名儒朱彝尊的认可，称之“诗宗杜陵，不落程邵门户”。惠安辋川试剑村的古官道上有一巨石犹如刀劈为二，横于道旁成为一景。万历元年，叶春及在试剑石留下题句：“片石春风里，苍苔覆绿云。莲花山下吏，无日不逢君。宝剑千金装，提携幽燕客。谓言非莫邪，视此山下石。”锐意改革弊政的叶春及也如那个时代的一柄莫邪宝剑，剑锋所至，石破天惊。

构筑“逃庵” 文章名世

叶春及在惠安知县的任职时间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二年，以“三载奏绩，六事书最”政绩突出擢升宾州知州。县令升迁的消息传来，惠安百姓万分不舍，军民纷纷到官署里挽留叶春及。叶春及写下一篇真情流露的《止百姓乞留》文，他劝慰惠安百姓“愿自宽，何患无令”“知县虽去，百岁后犹思惠安”。惠安官民祀之于斋宫，并在县城南北郊立碑纪念，勒石记述叶县令的德政。他离任之时，行李萧索，一挑两挑而已，当时有民谣称“三年县令，二箱行李”，可见其为官之廉正。《惠安县志》载：“离任日，惟敝衣一箧，父老送出郊者累千人。”

叶春及调宾州任后，因疾病缠身，同时也厌倦了官场生涯，遂上书乞求辞官回乡。此时的广西巡抚郭应聘、两广提督殷正茂“以其傲不谒己”向皇帝弹劾叶春及逃避职守，万历皇帝下诏将叶春及削为士伍，放为编民，“开除公职”。叶春及不忧反喜，在家乡罗浮山开辟石洞居住，名之“逃庵”，并作《逃庵记》：“世之尘垢，欲逃之久矣！”你们说我逃避，那就彻底逃避吧！叶春及与当地士人432人构筑逃庵，在罗浮山石洞讲学，“从游日众”。

叶春及归隐罗浮山二十余年后，朝中的忠直之士艾穆正值升任四川巡抚之时，向皇帝推荐叶春及接任自己的职务。在艾穆举荐下，后叶春及官至户部郎中，负责监管崇文榷税。他向皇帝草拟了最后一份奏折《核九边书》，未及呈上就逝世于任。卒之日，“商千人木鱼梵咀载道，乞公超度云”，当地商人为之立碑崇祠祀之。

明朝中后期，叶春及与侄子叶梦熊、海瑞三人声望高于岭南一带，皆文章高古，有良史风，得到时人的称道。叶春及著述宏富，著有《絅斋集》《石洞集》《惠安政书》《肇庆志》《永安志》等传世。

清正廉洁。他初到惠安履任时，“匹马入境，出入单骑，从者两三人，不知其为令也”。下车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县衙门口张贴了三张告示：第一张是“止迎”，公开表明：本职匹马至县，安民报主，是职责所在，无须迎来送往。万一不称职，即自行徒步回去，绝不敢烦劳百姓。第二张是“禁供俱”，说是这次来惠安上任，里长率众远迎并非是本职本意。途中一切使费概由本职自付，有先由里长支付的，则本职如数奉还，不敢沾百姓一厘一毫。第三张是“偿舆马价”，把这次来任途中由里长预支的明细账目公开：里长雇担脚轿夫共用二十一两一钱八分；担脚轿夫的饮料费，每人五分，四十五人共计二两二钱二分；买幨帏计一两一分五厘；以上三项共计二十三两四钱四分五厘，全数由本职个人偿清。他还特别声明，饮料费是直接付给担脚轿夫本人的，如果里长有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请随时来告，本职必依法严办！三张告示一出，人们都为来了一位如此廉洁严明的新知县而额手称庆，那些平日里仗势欺人、恃权索贿的横胥墨吏，也就有所忌惮，收敛了许多。

一心为民。从隆庆四年（1570）到任至万历二年（1574）离职，叶春及在惠安前后共呆了4年。这4年时间里，他不是安坐县衙，而是深入民间，“采风谣，询疾苦”，了解民情，熟悉民风；止送隶，拒赠贿，黜贪墨，削冗员，均徭赋，毁淫祠，立社学，兴水利，硬件软件一起上，为民分忧，解民倒悬。对一县的山川形胜、风俗习惯、百姓苦乐了如指掌。他据此撰写的《惠安政书》，是一部体裁别具的地方志书。全书分图籍问、地理考、版籍考、乡约篇、社学篇、保甲篇诸卷，并列有全县34都的民情图表和29幅地图。他发现嘉靖时编的《惠安县志》无地图可用，使他无法对辖区有直观的认识；也为了保证赋税，因为将应纳税的土地纳入视野之中并登记在册正是地方官的基本任务。他命人绘成简洁明晰的地图，清楚地标示出各个村落及道路、山峰、溪流、海域，所有这些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地图上绘制出图例的人。书中所载的理政方法充分体现了叶春及的施政理念，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被誉为“历史上罕见的一部县长施政笔记”，在国内，乃至日本仍有专家学者在研究。

两袖清风。叶春及离任时留下一部重要史志，带走的“惟敝衣一箧”，但是“父老送出郊者累千人”。当时，惠安县城包括民、军、匠只有139户共男女老少916人，全县人口也不过三万，送行者居然上千人，可见不但是倾城而出，而且各乡各社也都有不少人前来相送了，这在惠安的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事。临别之时，叶春及动情地对送行的百姓说：“知县虽去，百岁后魂魄犹思惠安。”又指着驿道两旁的榕树说：“这四百二十一棵榕树是我和大家一起栽下的，我下次回来探望各位，想必已是枝繁叶茂，到时你们就带上自家酿的米酒来，请我在这树下高高兴兴喝上一盅。”话未说完，眼睛已禁不住先红了。旁听者更是掩泪唏嘘。不久，惠安官民就在县城的南郊和北郊各树起一块石碑，记载和表彰叶春及的功德。

叶春及在任4年，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这样的好官，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据清人杜文澜纂辑的《古谣谚》，其中有一首《惠安民为叶春及歌》：“隆庆中，归善叶春及知惠安县，民爱之如慈父，歌之曰：叶君为政，惟饮吾水；设施不烦，五风十雨。”朱彝尊在《明诗综》卷八十三录进了这首歌谣。另一首则被明末的韩晟记载在《叶春及行状》一文中：“三年县令，两箱行李。”这两首民谣，都是歌颂叶春及为官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如今，在惠安及邻近一带还经常能听到“三年县令，两箱行李”的民谣。

刚正不阿。在执政惠安期间，京城派了一位要员到泉州“绣衣按郡”。此公鲜衣怒马，仪从煌赫。当他从省城福州来到惠安后，不但不见县令到涂岭迎接，也不见在城外恭候。在县衙，他表明要在惠安住宿，叶春及竟说：“日未旰，惠安小县，岂容驻节乎。”言外之意是，按朝廷规定，除非太阳落山，否则本县是不能擅自招呼过往官员的。古往今来，利用迎来送往的机会巴结效劳上司，这本来是当时地方官员固禄位、图拔擢的官场秘诀。有道是“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而叶春及却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件事则是隆庆六年（1572）他的顶头上司丁少鹤要进京述职，便暗示属下各县“隳币饯行”，说白了就是大家凑银子送他上京城。没想到丁少鹤碰到了叶春及这枚硬钉子，叶春及死活不给银子，丁少鹤只好作罢，但在京城告了叶春及一状。这一年按察福建的御史刘良弼特意过问此事，刘良弼倒是“好心”地劝叶春及说：“先生贤者，吾当成之，但道贵中庸耳！”没想到叶春及最痛恨的就是“中庸”二字，他听了愤然说：“要说中庸，职不能也！”就是冒着顶撞御史丢乌纱帽的危险，也不肯向腐败的官场妥协。

这些所作所为终于让叶春及付出了代价。明万历二年（1574），尽管朝廷考评叶春及“治绩为当时第一”，擢升他为广西宾州知府。但由于叶春及反贪不畏高官强权，树敌颇多，任命的公文竟然被上司扣押。这位上司让报送公文的人向叶春及索取高额赏金，如果不赏，公文就不交给他。这件事让叶春及对官场彻底失望，他对这样的官场已经视若敝屣，于是作词表明辞官为民的决心：“流为水，凝为冰，冰泮乃返其形；死为鬼，生为人，人死乃归其根；今为官，昔为民，官罢乃还其真。”充分体现了他返璞归真的坦荡襟怀。

“刚方廉介，学行表表”，一生上疏甚多，曾上书《端治本》、《纠官邪》、《安民生》等25篇论及时政的奏疏，《广东文征》收其奏疏四篇。著述甚丰，有《絅斋集》、《肇庆志》、《顺德志》、《永安志》、《惠安志》。亦为西湖、罗浮山留下很多题记，其中尤为出名的是罗浮山石洞山房的《逃庵记》摩崖石刻。所著《石洞集》18卷，收录《应诏书》、《惠安政书》及各志论、诗文等。

父亲：叶天祐

母亲：方氏

堂兄：叶春芳

堂侄：叶梦熊，叶春芳第四子

堂侄：叶梦麟，叶梦熊兄长

明洪武年间，程乡（今梅县）叶梅实携带叶万芳、叶秀芳二子迁居惠州府城，遂为陆丰吉康都螺溪约（今陆河螺溪镇）、惠州万石坊两地创业肇基始祖。万石坊叶氏宗祠及陆河螺溪田心祠均以叶梅实为始祖。录有叶梦熊《叶氏源流诗》云：“欲识仙翁出处时，宁郡文献中江西。官居潮邑三千教，工部梅州万古稀。孟仲季卿源共脉，贞清兄弟始分枝。后人若问宗与祖，莫把源流作不知。

明末清初，叶氏家族约有进士、举人、贡生60多位以上，其中被列入惠州和海陆丰等乡贤祠崇祀的有叶春芳、叶春及、叶萼、叶荣、叶春秀、叶宗德、叶梦熊、叶高标等，入祀的乡贤人数为惠州其他姓氏之冠，亦可看出叶氏家族人才鼎盛的局面。

《广东通志》称其“学行冠绝一时，所为文高古雄伟，出入秦汉”，艾穆誉之“学宗百代，文追两汉，砥行以圣贤为归，抗志在流俗之表”。

清代乾隆年间，惠安人陈澍感慨道：“叶公恩德在惠，去今二百余载，甘棠遗意，父兄故老，往往乐道之，可知为政者一念及民，虽百世尸祝焉，况身被其泽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