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通称周助。生于安艺广岛的吉益东洞，本姓畠山。以身为足利家“管领”而闻名的畠山政长乃其先祖。政长的弟弟名义就，世代以金疮、产科为业。其四代孙义益改用自己的名为姓，其子又将义字改为吉；并整理家传之方着成《换骨抄》，此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谓“吉益流金疮产科”的由来。而东洞的爷爷、与《换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辈的畠山政光后来也因仕途险恶而以医为业。

东洞幼时，因闻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风。遂习兵书、驰马弄剑，对于祖父相袭的医业毫无兴趣。年稍长，思太平时节欲以武术复兴家业实属不易，始效古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决心学医。时年十九岁，先随祖父的门人习吉益流金疮产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方中采择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内科之研究。“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三十岁时又大有所悟：“万病唯一毒，众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此即有名的“万病一毒”之说。又因他极力反对当时医家普遍习用的中国宋明医学，所以常说：“非医天下医，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师，授教之业也不弘焉。”

为了治疗众医之病和弘扬自己的主张，三十七岁的东洞于元文三年携父母和妹妹来到京都，以“古医道”为旗号开业行医。当此之时，耻于自己不能复兴家业而隐于医的东洞，认为不应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虽志向远大，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医业不兴旺，几乎没有弟子入门，仅有的一点积蓄亦被盗，所剩唯有一个“穷”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学着做人偶、烧钵皿，卖几个钱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长达三年。据森立之《游巷医话》记载，此时东洞的家境是“贫居陋巷，但有一炉一锅。满堂尽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积，唯座右《伤寒论》一部时时披阅。”

东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仓侯，因公事入京而顺访故友。见其潦倒之状，故荐东洞于佐仓侯。佐仓侯乃允招其为侍医，邨尾大喜，告知东洞。孰料东洞却谓：“始以子为知我者，今识子非知我者。吾虽贫而老亲在，岂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贫者士之常也，穷达者命也。假令术不行，天未丧斯道也，吾果饿死耶？穷则必有达，行道乐道，贫困何忧？”辞而不仕。

延享元年，东洞四十三岁，贫益甚。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真正是“家无隔夜粮”。于是斋戒禁食七日，诣少名彦庙告曰：“为则不敏，过志古医道。不顾众惧，推而行之。今也贫穷，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为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道非其道，速断吾命！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诛一夫而救众，固吾之所愿也。”

一日，某经商的友人过东洞寓所，见其贫而赠以金银。东洞以日后无加倍报答之能力而谢绝之。其友谓：“余赠金于先生，非为先生，而是为天下万民，不必念偿还之事。”东洞始拜受。由是可见其志操高洁之一斑。在继续靠制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声名大振的机遇却突然降临——

一日，东洞照例将自己制做的偶人送到销售的店铺去，适逢店主人老母患伤寒病笃，乃自荐为其诊治。临病榻细细诊看之际，得知已经帝室典医山脇东洋诊治，故索其处方观之，谓：“当去掉石膏用之。”稍后，东洋先生来到病家，诊察之后正当稍事思考时，店主人告之东洞之语。东洋先生乃额手称叹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当去石膏，即闻其语，则今日去之。”离开病家，东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访东洞。其后，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谢东洋，然东洋先生却谓：“彼时若无东洞之言，陷于误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谢金自当他受。”从此二人之交渐厚，东洞之名亦渐为人知。正所谓：“先生名所以益显者，东洋扬之也。”

延享四年，东洞四十六岁时，医业已相当发达，弟子也逐渐增多，与松原维岳、香川修庵、山脇东洋等知名医家的交往也渐深，乃集这些共尚古医方的同道一起研读《伤寒论》。以松原年长而为讲主，而东洞则每每与之争论。

宝历元年（1751），东洞五十岁时，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张仲景的药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诸于世。世人由此始明古医方的方意。然后又从中择出173个药方，附上论证治效，是为《方机》。此乃其门的“方鉴”，目的在于阐明：在张仲景的药方之外，无可取之方也。明和年间，又就当时所用药物，推其实际功用、究其药物之能，做成一书名《药征》。复以问答体将自家的学问写成《医事或问》。另外，其弟子鹤元逸于宽永元年（1748）著《医断》，严恭敬于宝历二年（1752）著《建殊录》。前者述东洞的学说，后者为东洞的治疗验案。正是因为这些着作的流传，东洞的学说才广为世人所知。一时间公卿缙绅、远近之人或求诊，或问道，云集门下好不热闹。但反对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

宝历十二年（1762），东洞邀门人故旧宴于京都东山，举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长子猷，年13），弟子中尚无达于其道者。若大开家塾教授生徒，当有杰出之人生于其中。然资财不足，自今志于货殖，以果此事。”从此东洞节衣缩食并经营药材生意，数年后以所积之钱财开设一大私塾作为医学讲习所，收留那些有远大志向的贫穷学生，以助成其愿。

东洞晚年在京都西门外购地建屋，为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场。明和六年（1769）， 以“其年既老，恐志愿之不达，欲速其功，反失计划，大亡赀财，于是百事皆坏，鞅鞅不乐。家事悉任长子猷。”并欲游历各地，以救患病不能来京师者。此后，多有各路诸侯聘请之事，皆辞而不就。

安永二年，东洞年七十二。九月卒然目眩、舌强不语而亡。

吉益东洞对日本的中医学影响非常深远。

16世纪，中国的“时方派”开始传入日本，在日本被命名为”后世方派“，17-18世纪，因为时方派用药的方法更简单易学，使得时方派在日本获得了大量的拥趸。

吉益东洞所处的时期，恰好是时方派在日本最流行，也是庸医混入最多的时期。

日本后世方派在著书立说时，习惯在方剂之后，加上一段自己对这个方剂的理解，并引经据典---一般是引用黄帝内经的说法---来佐证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而经方派之经典《伤寒杂病论》则从来没有将用药的思想、引据出处等等注明，甚至张仲景对病机的叙述也是非常不清晰的，让人不能特别明白。所以在后世方派流传于日本，并越来越盛行时，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溯宗派“，意即”我们才是真正的追本溯源的中医“，反过来打压经方派，将经方派改名为”伤寒派“。

但是因为时方派用药简单，这就造成很多入门者，学上很短一段时间，背诵不多几个药方，便觉得自己学有所成，便去开医馆。这样的庸医越来越多的混入中医行业，使得当时的日本中医疗效越来越差，但是越来越会讲理，他们往往引经据典，来佐证自己的方剂是正确的，哪怕这个药服用之后根本没有效果，也能用经典来让患者相信他们的话。

吉益东洞是日本经方派的代表人物，他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踢馆。

他极度抵制时方派，认为当时的日本医生，都是”阴阳医“，与看相、占卜等同，在他认为，看病就是看病，不需要让患者读一遍黄帝内经，不需要让患者知道你的方剂出自何处，患者关心的只是疗效而已。

他几乎踢遍日本所有医馆，将时方派赶出日本。

而在他的《药征》一书中，更甚至将一些有用的中医辨症方式一句挑灭，例如我们在治疗黄疸型肝炎时会用到的”茵陈“，以我们中国目前的观点来看，茵陈蒿之所以能退黄，是因为他”清热利湿“。但是吉益东洞在《药征》一书中，则对这种说法强烈批判，他的观念中，认为茵陈之所以能退黄，是因为他退黄，医者只需要知道他退黄就好了，至于他如何作用于人体以内，医者不需要去关心。

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日本现代的中医行业，如今日本的中医在医理上，是直接学习西医的医理，只看症状用药，黄则退黄，热则退热，汗则除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