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说，中国古代关于优秀作品产生的主体动机的说法，出自《惜诵》。又称发愤说或孤愤说。

解释

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之说；《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之言。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根据自身的遭遇，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

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东汉桓谭所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唐代韩愈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宋代欧阳修所说“诗穷而后工”；陈师道所说“唯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一直到清代王国维所说“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巧”，都是这一观点的引申和发挥。

宋、元以后，小说创作日趋繁荣，很多人又认为优秀小说也都是发愤之作。如李贽说《水浒传》的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发愤之所作”；金圣叹说《水浒传》作者“发愤作书”、“怒毒著书”，是“天下无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议”；陈忱说他的《水浒后传》是“泄愤之书”；张竹坡说《金瓶梅》作者“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蒲松龄说他的《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等。

可见，在古代社会中，发愤著书确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发愤著书说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所谓“发愤”，虽然是与作家个人的不幸遭遇直接联系的，但实际上却是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一种义愤和批判，这就使发愤说有了更明确、更深广的社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