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庙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则后生何述焉！我读三坟五典八丘九索，赜罔深而不探，理无奥而不钩，故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夫唯言立，名乃长久，胡为块然，生缄其口。自拘广庭，终身叉手？凡夫贪财，烈士殉名，盗跖为浊，夷柳为清。鲍鱼为臭，兰圃为馨。莫贵澄清，莫贱滓秽，二者言异，归于一会。尧悬谏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惟日不足，道润群生，化隆比屋。末叶陵迟，礼教弥衰，承旨则顺，忤意则违。时好细腰，宫中皆饥；时悦广额，不作细眉。逆龙之鳞，必陷斯机，括囊无咎，乃免诛夷。颠复厥德，可为伤悲。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假说周庙，与言为嗤。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晋朝太庙左边台阶旁有一个石人，大张着嘴巴，他胸前刻的字说：我是古代多言之人啊，我不少说话，不少惹事，少言少事的话，那后生怎么说呢？我读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这些群书名著，深奥迷惑的知识和道理我没有不查清楚的。因此我说遍天下事情，也没有错误过的。 只有说的话正确，才可以长久流传。 为什么要孤独孑然的样子，紧闭着嘴巴呢？（胡为块然，生钳其口？）在大庭广众，总是叉着手（不说话、发言）。平凡的小人贪恋钱财，英雄烈士为名声而牺牲，盗跖是污秽小人，伯夷和柳下惠是清白人，鲍鱼市场有特殊味道，兰花苗圃有清香之气，不要因其澄清而显贵，不要因其污秽而觉下贱。两个说的不一样，归结于一样（是其本性使然）啊。 尧曾经高挂纳谏的鼓，舜曾经树立谏言用的谤木，听取民间说法，只恐怕时间不够用，让广大人民明道理，家家遵从礼教（道润群生，化隆比屋）。 但到了末代文礼逐渐降低要求，这些礼数渐渐淡漠衰退（末叶陵迟，礼教弥衰），顺从上级旨意的就顺达，反抗的就是错误的。当时流行细腰，全宫中都节食挨饿，喜欢宽广的额头，就把眉毛剃细。逆反上面的人就陷入困境。闭上嘴巴就不会失误（括囊无咎），就可以免遭杀戮。 颠覆了以前的一切真理美德修养，真是伤悲啊！这些小心谨慎，用在当时的环境（也是为避免祸害）。借以周庙来说事情，有些话说的笨拙鲁莽（于言为蚩），所以请明白事理的人，补救并来改正（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孙楚以极鲜明的态度说：“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后生何述焉。”作者充满了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责任感。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一条练，前代人有责任、有义务给后代留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完成这些就要说和作。马克思多次讲过我们创造历史是在前人留下的既定条件下去创造的，所以我们应该对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为我们创造了我们赖以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先辈表示敬意，同样我们也要以更积极的态度为后代留下更多的东西。孙楚提倡“多言多事”决不意味着鼓励胡言乱语和瞎干蛮作，而是通过读书(三坟五典等)和深入研究(“探深”和“钩奥”)，这样才能“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对于当权者，作者认为要有兼收并包的气度，能够认识到正确和错误是相反相成的，只要善于处理，它们也会“归于一会”的。作者向往传说中的尧舜盛世的颇有点“民主”的社会风气——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民主传统给人们留下的记忆——那时不仅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而且设有制度，作为保证。如“悬谏鼓”、“立谤木”，而且千方百计地搜求意见——“听采风谣”。这样才促成了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可是到了“末叶”——看来作者把专制时代看作“末代”——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代替了一切，造成了“承旨则顺，忤意则违”的局面。于是“细腰”、“广额”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发生了，为了生存谁也不敢逆龙鳞而犯之，于是“括囊无咎”的古训就成了自我安慰的根据。这种万籁俱寂的局面，孙楚是不赞成的。他认为《金人铭》就是“末叶”的产物，这时“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在这样的时代还用什么戒！人们早已不敢讲话了)。所以他认为：《金人铭》是可笑的，自己有必要纠正这个错误。
孙楚是言行一致的。我们从他的传记和他遗下的断简零章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他积极建言，反对群臣阿谀奉承皇帝，多次向朝廷推荐人材，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九品中正制度，提倡曹操的“拔奇决于胸臆，收人不问阶次”。他还劝说有才能的人不要“怀宝迷邦”，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
孙楚（约218--293）西晋诗人。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史称其“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故缺乡曲之誉。楚少欲隐居，谓王济道：“吾欲漱石、枕流。”济笑道：“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厉其齿。”年四十余，始以著作郎参镇东军事。魏末，孙楚已40多岁，才入仕为镇东将军石苞的参军，后为晋扶风王司马骏征西参军，晋惠帝初为冯翊太守。死时大约70多岁。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其轶事一二。《孙楚集》据《
隋书·经籍志》载，凡12卷，今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辑有《孙冯翌集》。
孙楚，字子荆。约当生于曹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 ， 卒于西晋惠帝元康三年(294年)。太原中部(今山西
平遥县)人。西晋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