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多指一种文学体裁，英国作家在当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与乌托邦的核心价值相反的迹象时，便以“乌托邦文学”的语言、幻想与讽刺的手法加以批判、否定和解构，于是“反面乌托邦文学”或称“反乌托邦文学”就出现了。反面乌托邦文学早在18世纪的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名著《格列佛游记》（1726）中就已经初露端倪。

“乌托邦文学”是正面的、理想化的和建构性的，它的核心价值是人与社会的平等、自由与发展。当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与乌托邦的核心价值相反的迹象时，英国作家便以“乌托邦文学”的语言、幻想与讽刺的手法加以批判、否定和解构，于是“反面乌托邦文学”或称“反乌托邦文学”就出现了。反面乌托邦文学早在18世纪的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名著《格列佛游记》（1726）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书中的主人公格列佛到过的大人国、小人国、飞岛、巫人国、马国等离奇的国度，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色彩。进入20世纪以后，反面乌托邦文学几乎取代传统的乌托邦文学而在英国盛行。例如，塞缪尔·勃特勒（1835—1902）的《埃瑞璜》（1872）、《重返埃瑞璜》（1901）两部长篇小说中的“埃瑞璜”（Erewhon）就是英文“乌有乡”（Nowhere）的倒写。两部小说均运用游记形式，通过一个游客在埃瑞璜的所见所闻，展现了这个乌托邦国家的黑暗生活。康拉德的《诺斯特罗摩》（1904）通过想象虚构的南美洲哥斯达圭亚那共和国，展现出独裁、内战、严刑酷律等恐怖政治的景象，也属于反面乌托邦文学。

最有代表性的反面乌托邦小说是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1932），作者用一种貌似漫不经心的冷漠语气展示了未来社会骇人听闻的可怕景象。在小说里，孵化育种场借助流水线以试管制造男性、女性和中性（体格健全而无生育能力）婴儿，用电器调节他们的智力，按国家需要以五种规格生产人口，分别从事脑力工作、体力劳动和各种杂务。国家用科学方法和机械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用化学物质调节人们的情绪，任何有独立思考倾向的人都将受到放逐。这部作品无情地嘲弄了受科学、机械和极权政治支配的未来社会。赫胥黎在1946年该书再版本的序言中说，他原来“设想在六百年之后发生的事……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降临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丽新世界》是一本关于现代社会的小说，而不是关于未来世界的作品”。赫胥黎对滥用科学技术、极权主义的忧虑和恐惧在1958年出版的评论式书籍《重游奇妙的新世界》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他在书中直接讨论了人口过剩、独裁统治等科学和政治问题，结论也更加消极悲观。

1948年发表的《猿与本质》也是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描述世界经过核战浩劫、文明遭到毁灭之后人退化为猿，世界一片卑鄙丑恶。反面乌托邦小说所描写的极权政治在另一位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作品中显得更为恐怖。在中篇小说《动物庄园》（1945）中，奥威尔以动物寓言的方式影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的统治。他的名著《1984》（1949）描绘了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的阴森恐怖的景象：到1984年，国家严密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爱情遭到禁止，婚配由国家安排；宣传机构“真理部”随时改写历史，以适应当时政策的需要；电视屏幕和窃听装置日日夜夜监视着每一个人的举动，“思想警察”可随时将能独立思考的“思想犯”化为灰烬；国家使用通用语言“新话”，以减少词汇量和改变词性来限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而占这个国家人口大多数的“普罗”大众，则是一群嗜酒好赌、愚昧麻木的流氓。奥威尔笔下的反面乌托邦是以纳粹德国等为模型的。此外，安格斯·威尔逊（1913—1991）的《动物园的老人》（1961）是继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之后再次运用动物寓言形式讽喻当代社会的反面乌托邦小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戈尔丁（1911—1994）的长篇小说《蝇王》（1954）写一群小孩因飞机失事流落荒岛，在远离理性的环境里，恶劣本性暴露滋长，出现了互相残杀等一系列可怕事件，也具有反面乌托邦小说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