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歌何尝行》是汉代
乐府诗中的一首
古辞，属《
相和歌·
瑟调曲》。此诗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关于此诗的创作年代有两种说法：《
宋书》把它称作“古词四解”，意思是说它产生于汉代；《乐府诗集》卷三九引
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则说：“《艳歌何尝行》，歌文帝《何尝》《古白鹄》二篇。”这意味着它在曹魏文帝时接受了一次改作。这是一组经过两次创作的作品：它的文辞的主要部分产生于汉代，但联合本辞与趋辞为一篇，奏入大曲，则是魏晋时代的事情。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歌辞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新婚夫妇在向东南方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妻子骤然生病，不能相携同行，在生离死别之际，夫妻二人各自表明心迹，永不相负。此诗分五解，按意思可分为两大段，前四解为一段，是用比兴手法写男方的心志。“念与”以下八句是妻子的回答，不用双鹄作比兴了，“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表现了妻子的无比坚贞。“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是乐工配乐时所加的套语，与故事内容无关。
诗歌前段以雄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
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清代
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十五五”与下“群侣”相应，言它皆双。“五里、六里”，写反顾情殷。此应夫有远行，妇病不能随，故赋此诗。新相知，指群侣。此章是夫口中语。
清代张玉穀《
古诗赏析》卷五：此人将挈妻远行，其妻病不能随，诀别之诗。前三解以白鹄本自成双，十十五五，莫不如此，今因雌病，难以随雄，致使其雄反顾徘徊，欲衔不可，欲负不能，将一时情事，皆于比意中显出。运实于虛，笔饶古趣。第四解，方着人说，生离顾群泪下之痛，从新相知之乐，反面跌出，愈觉难堪。以上皆夫语妇之辞。“念与”以下八句，妇答之辞，接言离别痛心，旋以各自爱劝慰一句，点清远道还归之难，然后以己虽静守空房，将来生死未卜，会见难期，暗兜被病难随咽住，曲折之极。末二，仍是夫辞，死别之惨，刺耳刺心，不忍出口，故反以今日且乐，尔定延年，欢期正久，劝慰作结，真达得无可奈何，心口相违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