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行》是近代文学家梁启超创作的一首杂言诗。此诗分五段，第一段写诗人选取逃亡之路的缘由以及为了国家大事而在强忍着泪水与慈母分别后径直奔赴日本而去，第二段交待诗人选择日本的原因并流露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第三段又回到“变法”的话题上来以表明诗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看法，第四段则列举了日本历史上一些有气节之人以表明诗人像他们那样“守此松筠涉严冬”的态度，第五段则写诗人从追怀古人的意绪中摆脱出来后直面身处逆境的态度。全诗气脉通畅，长歌当哭，配以杂言体的句式，更显得错落有致，感情激越，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既慷慨激昂、嫉恶如仇又举止稳重、头脑清醒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去国行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1。佞头不斩兮2，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3，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4。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5。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6，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7。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8，大邦犹幸非宋聋9。

却读东史说东故10，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11，王室蠢蠢如赘痈12。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13。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14，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15。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16，驾欧凌美气葱茏17。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18！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19，幸则为南州翁20。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21，守此松筠涉严冬22，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23。潇潇风雨满天地24，飘然一身如转蓬25，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26，掉头不顾吾其东。

啊！济救时艰的人才何等缺乏呵，士大夫中一片附和声。残害人民的奸邪首领不斩除呵．仗剑扶持正义难成功。皇帝恩、朋友仇双双未报，屈死贼手哪能算是英雄。强忍泪含悲痛辞别双亲，我掉头不顾奔向东。

东方古称是君子国，一衣带水黄种文化早相通。近来恶狼频频磨齿窥西北，东方国唇亡齿寒更为相通。大陆和山河倘若遭破碎，覆巢下无完卵则大事难成功。我来此为作秦廷七日哭，所幸你邦已不再昏庸。

读罢东国史再论东国事，三十年前两国何等相同。狐鼠当道乱施淫威，腐朽的王室愚昧昏庸如毒痈。好比是浮云遮日无法抹扫，任凭蝼蚁吞食掉神龙。可怜维新志士为国捐躯，有志者前赴后继踏着血迹前行。壮士以一抵百显英姿，水户、萨摩、长州之间血流成河红。近来明治新政光耀大地，凌驾欧美气势葱茏。旁人只闻歌声哪听见以往哭？这是千百志士头颅和血泪回旋于苍穹。

呜吁！男儿三十不能建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身躯还天公。如不幸将成为死去的月照僧，如有幸当成为建功立勋的南州翁。不然也应在高山正之、蒲生秀实、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中间占有一席地，信守素志不畏险阻度严冬．等到春回大地迎来柔东风。

呜吁！逝去的志士啊再也不能相见，山高水深处听到逝者足迹声。潇潇风雨盖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蓬草飞转无定踪。披发览空长啸以表凌云志。前方更隔蓬莱仙山一万重，我掉头不顾奔向东。

此诗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八、九月间。当时，戊戌变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执掌军政大权，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糟杀害，康有为、梁启超也受到通缉。在逃亡日本时途中所作，诗人创作此诗，借以抒发诗人对变法失败的悲愤心情及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信心。

此诗分五段。第一段以“呜呼”领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对有的人来说，事业的失败会使他神情沮丧，一瞬不振。但诗人不会这样，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成败得失，而是“佞头” 尚未斩的现实。他感叹“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世上能与维新派一起匡扶社稷、同渡厄困的人才实在太少，那些表面上温文尔雅，骨子里贪生怕死的人实在太多。变法失败，“剑侠无功”，但“君恩友仇两未报”，所以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只要“留得青山在”，才能够去完成未竟的事业；若是徒然“死于贼手”，算不上英雄义士。这是诗人选取逃亡之路的缘由。诗人拿定主意后便“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为了国家大事，暂时不能尽人子之孝，只好强忍着泪水与慈母分别，径直奔赴日本而去。

第二段交待诗人选择日本的原因：“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换言之，一来，日本的种族和文化与中国有很多相同点；二来， 两国彼此相邻，有着“唇广齿寒”的关系，况且沙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已胁逼清政府出卖东北三省主权，如果中国大陆遭遇不测，小小的日本国也会面临危险。鉴于这些情况，诗人决定去日本避难和游说，以求得到日本政府的帮助。接着，诗人以“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表明沙俄有并吞中国的野心，自己向日本政府晓之以利害关系，希望日本对中国的安全有所作为。其中。“非宋聋”表明了日本政府并非不知利害，流露出诗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天真的幻想。

第三段又回到“变法”的话题上来。诗人读日本历史，了解到明治维新前后的社会状态，认为日本三十年前的情形犹如中国的现状。“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打，坐令蝼蚁食应龙”四句便表明在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小人凭仗君主的势力厂把持朝政，作威作福，好像城中的狐狸、土地庙里的老鼠，要把它们去掉，又怕坏了城社。这样一来，王室的秩序打乱， 国王之位形同虚没，犹如“赘痈”。由于大权落在小人手中，国家利益逐渐被小人们蚕食殆尽。在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里，“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爱国志士为推翻腐败统治而英勇作战，以寡敌众，奋斗到最后一息。“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芙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志士们的血没有自流，他们的奋斗打出了崭新的政治天地，使日本的国势变得强盛起来，甚至凌驾于欧洲、美国之上。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有歌声，没有哭泣，这是烈士们用性命换来的胜利果实。

诗人对日本维新运动的成功十分倾慕，并以日本维新人士的事迹来激励自己的斗志。在第四段中，诗人列举了僧月照、西乡隆盛、高山正之、蒲生秀实、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这些人中，有的以身殉国，有的遇刺身亡，有的被刑而死。但在诗人看来，他们都是有气节之人，要像他们那样“守此松筠涉严冬”。他相信，只要矢志不渝，事业必定有好的转机：“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在失败之际，诗人的胸怀是豁达的。

在第五段里，诗人从追怀古人的意绪中摆脱出来，直面身处的逆境：“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古人已逝，而自己仍在满天“风雨”之中只身飘零。去国离家而面对荆途，这种人生况味是极悲极苦的，所以诗人禁不住仰天长叹：“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不过，诗人并非懦夫，决不知难而退，遂以“掉头不顾吾其东”收煞，回应第一段立下的誓言。

全诗气脉通畅，长歌当哭，配以杂言体的句式，更显得错落有致，感情激越，将诗人作为斗士的胆识与作为学者的史识结合起来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既慷慨激昂、嫉恶如仇又举止稳重、头脑清醒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中，诗人败而不馁的节操颇能启发读者如何去面对各种挫折，语句间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民国后官法部总长。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师徒二人合称“康梁”，为戊戌变法的首要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和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创办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曾经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合作，后脱离政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他在晚清文坛上影响很大，积极倡导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并在写作实践中积极加以探索。他作诗较晚，现存一百多首，大部分为流亡国外时所作。在风格上能突破传统，往往用参差错落的散文化句式来自由地抒发怀抱，并能熔铸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入诗，体现了“新派诗”的特征。其散文成就最大，影响最深。当时，他的文章不但风靡全国，轰动一时，而且“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在小说理论方面，亦有所建树。著有《饮冰室全集》、《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