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是南海影业公司出品、凌子执导的剧情片，由刘晓庆、杨在葆主演，于1981年在中国香港首映，1988年8月在中国内地公映。

荒凉的原野上，从一列囚车上跳下了回乡复仇的仇虎。仇虎没有想到他的仇人焦阎王已经死了，未婚妻花金子现已是仇人的儿媳妇。仇虎爱恨交加，便对花金子进行试探。仇虎想以占有金子来对焦家进行报复，这使金子的心灵受到了极大伤害。金子在瞎婆婆焦母的淫威下，在焦家没有任何地位和自由。焦母为和金子争夺儿子焦大星，不断咒她快些死掉。

仇虎了解后，更加同情金子的遭遇。不久，焦母发觉金子有了外遇，并终于有一天在金子屋里遇上了仇虎。焦大星逼问金子，金子理直气壮地承认。正当焦大星用鞭子抽打金子时，仇虎突然出现，为金子解围。焦母终于明白仇虎就是金子的相好，是焦家的仇人。

与仇虎相处数日的金子也觉察到仇虎的来意不善，她极力相劝仇虎离开焦家。不明真相的焦大星把仇虎当成兄弟。焦母为保护儿孙不受伤害，报告了民团来抓仇虎。

仇虎终于杀了焦大星，闻讯赶来的焦母错将睡在炕上的孙子打死。跑出森林的仇虎和金子，被追捕他们的侦缉队赶上，仇虎不愿再次落入他们的手中，推开金子，自杀而死。

原野上只有金子的呼喊在回荡。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缘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新社主管电影部工作的吴江副社长十分关心该社电影部的改革和发展，根据廖承志同志关于侨务外宣工作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拍摄电影故事片的设想。此时，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工作的导演凌子提议把《原野》搬上银幕，得到了吴江的支持。

选角

由于中新社电影部在拍《原野》之前只拍摄纪录片，所以，该片的演员是向北影厂和长影厂借的。凌子选来选去，觉得刘晓庆最合适女主角，而刘晓庆也认为金子非她莫属。

男主角仇虎的第一人选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位学生，但是开拍十多天后，由于年龄原因，导演觉得他缺乏人物身上特有的“土”味和“野性”的粗豪之气，产生了换演员的想法。摄制组商量之后认为上影厂的杨在葆最适合。此时，上影厂分配杨在葆在《南昌起义》中扮演贺龙的叔叔一角，他看了剧本后，不是太喜欢那个角色，但厂里下达的任务又不得不演。正巧刘晓庆从黑龙江打来电话问他愿不愿演仇虎。杨在葆不但熟悉《原野》，而且早有饰演仇虎的愿望，便一口答应。经导演凌子与《南昌起义》剧组交涉，杨在葆终于获得了扮演仇虎的机会。

拍摄

该片是在黑龙江拍摄的外景，从1980年8月正式开机，拍摄工作一直持续到冬天。在夏季，林区有一种俗称“小咬”的蚊子，叮起人来十分厉害，摄制组许多人被叮得全身红肿。到了冬天，为了戏中的需要，演员们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中仍要穿着单衣拍摄，特别是扮演白傻子的演员两只胳膊还要裸露在外，冻得他满身起了鸡皮疙瘩，有时不得不喝上几口白酒来御寒。东北冬季的寒冷和缤纷的大雪使得摄制组不得不挥师南下，到了湖南长沙。在潇湘电影制片厂的支持下，在摄影棚里完成了剩余镜头的拍摄工作。

“禁映”

1981年，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也同意让《原野》参赛。但是，就在演职人员办完签证时候，突然接到电影局通知：禁止前往威尼斯。结果，只有工作关系在中新社的凌子一人赴威尼斯，该片作为展映片，未参赛。凌子回国之后，按照正常流程，《原野》开始进入审查和公演事宜。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此片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同年，该片在中国香港地区举行了首映式。

虽然中国内地禁止公映，但从1981年开始，《原野》以“内部放映”的形式开始传播。1987年12月15日，中国新闻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公映这部影片。导演一栏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凌子的曾用名）。1988年，该片终于得以在中国内地上映。

正面评价

该片与原作可以说是神似貌不合。它是根据曹禺剧作改编的三部电影（另两部是《雷雨》《日出》）中最有才气、最有光彩的一部。摄影师罗丹的艺术感觉和造型把握得非常好，两位演员的表演也是他们自己创作的高峰。最主要的成功之处在于体现了时代的氛围，刻画了人物的复杂性。像仇虎这样充满矛盾的甚至是分裂的双重性格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的银幕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黄式宪评）

负面评价

该片是在理论界对原作认识产生分歧的情况下出现的，导演自己都抓不住主魂，使仇虎的复仇与抢夺金子这条线索成为贯穿整个影片的东西，而把原剧作者苦心经营的那种对社会的强烈感受失掉了。该片的摄影的确很好，拍得美景尽收，但看完后，美则美矣，却不大像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原野。由于对剧本的评价不一，所以导演在解释剧本时有举棋不定的状况，影片前半部着重描写金子，再加上刘晓庆的出色表演，使这一人物活灵活现；而当仇虎出现后，又成为他与瞎眼老太太之间的矛盾，而忘了在瞎眼老太太背后有一个统治和主宰着整个原野的幽灵——焦阎王，他的阴魂统治着茫茫大地，这一点在影片中基本没体现出来。编导者更着重于前面现实部分的人物关系，而忘记了这部作品的主要用意是在后面，即通过这些虚的部分来表现作者当时对社会的一种认识、一种茫然、一种情绪。（作家苏叔阳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