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日耳曼语(英语：Proto-Germanic)，或曰共同日耳曼语(Common Germanic)，是猜想中存在的一个所有日耳曼语族语言的共同祖先。原始日耳曼语的相关内容，并非以存留的文件，来证明其词根的形式等的，而是以比照法来重构的。另外，有些人认为，有些约于西元200年左右写成，并存留的卢恩字母写成的碑铭，其题字里的语言是原始诺尔斯语或甚至于是直接从原始日耳曼语发展而来的晚期共同日耳曼语。有人认为，有些存在于非日耳曼语言当中的日耳曼语言借词，被认为是在原始日耳曼语时候就被借入这些语言的，像例如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的kuningas(意即“国王”)这个词，就和原始日耳曼语的*kuningaz这个字的形式相似；另外，原始日耳曼语本身是一种由原始印欧语发展出来的语言。

原始日耳曼语的演化始于这种原始语言因为地域的分隔而使各地的发音开始分歧。由于各地的语音习惯有所不同，使声音慢慢地产生转变。

基于学术界对日耳曼语起源的一种主流观点, 大约在4500年前起，亦就是北欧青铜时代之前，印欧语言的使用者们从日耳曼人的“理论发源地”（或者直接称为Urheimat）的中央地区，到达了位于瑞典南部和日德兰半岛（丹麦及德国北部，当时的居民称作朱特人）的广阔平原地带。这里是唯一的一块没有发现前日耳曼语地名的土地。 在这些移民未迁入之前此地已然有人居住，而地名的匮乏或是不完整性势必意味着原始印欧人曾经的长期、古老而又频繁的迁入，以至于既有名称的反复更替。如果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待共同语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手段(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假设), 那么印欧语言的使用者的身份就应该确认为是跨度更为广泛的绳纹器文化时期（又名条纹陶器文化时期）或战斧文化时期，可能还涉及之前一直发展至西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漏斗颈陶文化时期的缔造者。

随后原始日耳曼语从在Urheimat地区使用的印欧语中分离出来 ，考古学的成功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在公元前750年左右，该语言真正分化成为独立的日耳曼支系之前，原始日耳曼语的使用者居住在南斯堪的纳维亚和西至荷兰海岸、东至威斯杜拉河的广大地区。

原始日耳曼语在定义上被认为是构成自公元后500年所有已确证日耳曼语之祖先的语言基石。贯穿使用于北欧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500年）的晚期原始印欧语方言，被提出并认定为“前原始日耳曼语”或更为通俗地称作“前日耳曼语”，尽管该语言除去日耳曼语外亦没能够确证出其他的衍生语言。 至公元前250年止，原始日耳曼语已分化成五个较大的日耳曼语语支，其中东面一支，西面和北面各两支。

根据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原始日耳曼语被看作树状模型的一个交叉节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语言的所有衍生语言能够被类比为生物学中的系谱世系，那么原始日耳曼语就可以作为交叉点或者是结节出现在系谱图，从它可以衍生出所有的后代，而原始日耳曼语本身又可以作为一个支系的末端由另外一个结节——原始印欧语衍生出来。关于“结节”问题的其中之一就是它将意味着不自觉地强制定义一些固定语言的存在，而事实上“原始日耳曼语”在如此久远的时间序列中必然发生着持续的音变，任何一种法则或是分组只有在这些变化完成之后才会生效。

美国历史语言学家威弗列德·莱曼（Winfred P. Lehmann）认为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提出的主要针对辅音的“第一日耳曼语音音变”（又名格林定律和维尔纳定律）和曾经数十年认定前原始日耳曼语衍生出原始日耳曼语的理论，以及他的“上限理论”是对口语或重音在音节上的一种强制限定。而主流学者的观点则认为原始日耳曼语经历了一个由可变音位口语组成的，如同根据单词的音节长度，由一系列规则决定重音位置一样的“高低音调的改变”。

安东森个人的构想是将原始日耳曼语划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部分，早期部分包括重音的固定和“自发元音音变”，而关于晚期的定义他列出了十条复杂的规则来同时描述元音与辅音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原始日耳曼语中来自其他印欧语的借词，再与日耳曼语的语音转变时间作比较，从而推断出这些词语被借入的时间。不过，由于事件的发生时间没有一个准确的纪录，这些推断的准确性仍然会被质疑。

根据语言学家构拟，原始日耳曼语名词有6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及呼格）、3个数（单数、双数及多数），动词仅有现在时和过去时2种时态。名词、动词及形容词有强变化及弱变化形式。相比其他处于类似阶段的印欧语（如拉丁语、古希腊语）原始日耳曼语的语法相对简化。其单词重音总是落在第一个音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