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庆贻（1928年—2023年1月8日），男，抗日老兵，曾亲历衡阳会战。

1928年，卢庆贻出生在长沙城南门灯笼街。祖父母在长沙做生意，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1938年，日本一路南下，情势危急的长沙城在“文夕大火”中沦为焦土，此后他随家人搬回湘潭老家。

1940年，祖父过世。失去“主心骨”，家里越来越困难，卢庆贻不得不辍学。

1941年，刚满13岁的他前往长沙谋生。年底，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参战部队伤亡较大，减员严重，长沙城内四处都有征兵点。恰逢第十军招收报务员，卢庆贻报名参加考试，通过选拔以后，在长沙城接受半年培训，随后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

1944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疯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衡阳是主战场之一。当年5月底，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当年6月，长沙沦陷，衡阳北面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寸土不让，等待援军，但双方实力悬殊，守军只有17000余人，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

1944年6月下旬，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说。此后，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却迟迟不到。8月6日，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此后，卢庆贻被日军俘虏，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抵达贵阳后，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最后一电”全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改组，卢庆贻被编入整编第三师。1946年，卢庆贻选择回乡，从此离开战场。当时，他出来当兵已经四五年，非常想念家中亲人，拿到证件和路费后，就回到老家务农，从此再没出去。

2015年9月3日，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

2023年1月8日10时55分，卢庆贻在湖南湘潭去世，享年94岁。

方军长和第10军守到第47天，衡阳城内已经剩下不到两千人，另外还有六千伤员和一些百姓，可以讲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城外的友军倒是有一万七，但是日军有十几万，他们一直打不进来。

8月7日下午3点，司令部的参谋拿着电文到金库交代我说：“你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以后，就把电台破坏”。电文都是密码，我并不知道这就是衡阳城的“最后一电”。这封电报发出去后，我们几个人自己决定：不遵守命令，留下电台，我们还想听一听会不会有友军的消息。但之后，从前每天都联络的友军74军、62军再也没有消息。我是在脱险之后，看到同事留给我的9号重庆《中央日报》，才知道方先觉“最后一电”的具体内容。

那时，所有的武装兵都已经派出去了，方军长身边一个兵都没有。他与日本人达成了不杀俘虏、救治伤兵的停战协议，我这条命就是方先觉的那个协议里出来的。

从2015年开始，卢庆贻每月能拿到400元老兵补贴。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大儿子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二儿子现在海南省海口市任公务员。他和老伴身体还算健康，儿孙们也经常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