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宗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家。中国国际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拓者。长期从事中国国际无线电台的建设、运行及管理工作，现代通信系统和设备的研究以及通信科技人才的培养工作。对创建和发展中国国际无线电通信事业作出了贡献。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保护国际电台作出了显著成绩。在国际电信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权益和荣誉。

卢宗澄于1906年6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一个经营木行的家庭。从4岁起，他的父亲就教他识字，母亲教他读唐诗。他学得快，记得牢。母亲教育他处世做人的道理：“待人接物要恭敬谦和，待人要宽，对己要严。”父亲教育他：“为人要先人后己，不可自私；要勤劳自勉，不可贪图安逸。”“人贵自强自立，要学技术，俾得一技之长，以求自立。”这些话对卢宗澄的影响是很深的。6岁入海盐县培风小学，正值辛亥革命时期，校长张文培先生向全校学生揭露清朝政府的腐败，启发了他雪耻爱国的思想。191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中院（即上海交通大学附中）。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活动，在稚小的心灵里，进一步激发了爱国感情，坚定了要努力学习，长大报国的意志。在中学时期，他喜好足球和棒球运动，这为他日后的工作和学习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魄。1922年，中学毕业，升入上海交通大学。年青的卢宗澄一经投身这座著名的高等学府，就如同走进一座知识宝库，各门功课对他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他严谨的学风，以及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初步能力。

192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考入上海无线电工程师养成所。结业后，入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的上海无线电制造厂任工程师，从此，开始迈进了电信企业的大门，立志要作一个合格的工程师。1928年秋，该厂迁往南京，他即转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办的上海无线电厂任工程师，同时兼任建设委员会上海第一、第二、第四电台的工程师。由于国内无线电业务增繁，各台分开单工工作，不能适应需要，他开始试验遥控制双工通信获得成功，遂将各台收、发报机分别集中，由报房经遥控线控制发报机，创立了集中收发的国内短波无线电通信体制，大大提高了通信效率。1932年8月，他试验西门子公司电传打字机后，9月在上海无线电总台和国际电台间建立了中国第一条电传电路。

1933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向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厂购买无线电设备，并派卢宗澄赴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厂实习和入吉士福学院（ChelmsfordCollege）进修。同年11月回国，任上海国际电台工程师，调整测试由马可尼公司购进的无线电设备。1934年，任国际电台工务主任。1936年，任管理工程师，负责国际电台的全面工作，先后组织开通了中国至瑞士、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无线电话电路，进一步扩大了国际通信范围和增强了国际通信能力。

“七七”事变后，国际电台被迫在上海停业，于1938年7月1日正式迁往成都，职工分道前往成都。1945年6月又迁往重庆。在内迁期间，除了出色地完成繁重的国际通信业务和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开罗会议、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的通信任务外，还研究了一些技术和业务问题，如菱形天线的设计、国际通信电路的频率预测、国际转报的技术经济问题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即派卢宗澄作为京沪区电信接收委员之一赶赴上海。他首先利用前日本华中电气公司的设备加以整修，迅速恢复国际通信，以防止外商水线公司复业的企图得逞。1946年2月，国际电台从重庆正式迁回上海，卢宗澄仍任管理工程师。这时，该台陆续增添不少设备，如单边带电话收发信机、4路时分电报终端机、箱式自动收发纸条贮存转发电报终端机、移频键控收发设备、相片传真机、碎频保密终端机等，使通信技术水平大为提高。1948年10月，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RE）通过选举，吸收卢宗澄为高级会员。

1949年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和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卢宗澄坚定信心，团结职工，保护电台，坚持通信。上海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电令国际电台在沪停业，机器拆交军方，人员撤退。后又屡次电话催他离沪赴宁准备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电报行政会议，他仍留沪不去，并保持国际电台不停业。当局电话斥他违抗命令并威胁将对他采取措施，他置之不理。5月27日上海解放，国际电台成为人民的国际通信企业，电台职工亦成为新中国的国际通信工作者，卢宗澄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完成了保护电台的光荣使命，并荣获国际电台授予的特等功奖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宗澄继任国际电台管理工程师，兼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1年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副局长。1952年被邮电部评为一级工程师。1953年任邮电部设计局副局长。1955年任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1957年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1964年参加领导600路微波中继通信研制工作，任邮电部“6401会战”的副总指挥兼总工程师。1978至1983年任院长兼总工程师。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期间，曾提出邮电科学研究院的性质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研究机构，建立科研工作程序，选择科研项目等意见和建议。工作中比较重视基础研究，并从无到有地建立起研究生部，培养了不少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青年科技人员。多次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邮电部长会议和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会议，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卢宗澄在整个邮电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中，运用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通信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95年9月20日凌晨病逝于北京，终年90岁。

中国国际通信始于1871年，长期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和美国太平洋水线公司经营和垄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在上海筹建国际电台。1931年，真如发信台、刘行收信台、中央控制室、枫林桥支台和中菲转报台等单位合并，正式组成国际电台（简称CGRA），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国际电信局，张承祜任管理工程师，负责管理电台。

1933年卢宗澄调入国际电台工作，任工程师。1936年任管理工程师，负责电台的全面工作。为了发展中国国际电信业务，加强国际间的往来，并与外商水线公司相抗衡，于1934年他组织实现了上海至日内瓦、伦敦的无线电话电路试验；1935年利用新装的菱形天线进行了上海至旧金山的电路试验；1936年进行了上海至东京的无线电路试验并开放业务，后改为至大阪的无线电路；同年还进行了上海至德国等地的无线电路试验，效果都很好；1937年正式开放中国至美国的无线电话业务，在开幕式上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与罗斯福总统夫人还通了话，虽远隔重洋，但语音清晰，使得国际电台的信誉日隆，业务量激增，超过外商三家水线公司的总和，进一步显示了无线电通信的优越性，加强了对外商水线公司的竞争力量，为发展中国无线电通信事业作出了贡献。

到“七七”事变前夕，国际电台已开通无线电报电路13条、无线电话电路3条，基本形成了中国自办的国际通信网路。

1937年8月，日军进犯上海，外商水线全部中断，国际电台承担了中国全部的对外国际通信业务。卢宗澄坚守岗位，继续维持国际通信，为此获得当时交通部一等一级奖章。但由于刘行、真如收发信台不断遭到日军炮击和飞机轰炸，两台职工不得不冒着敌机袭击的危险，将机器拆卸抢运至上海法租界内，设立临时收发信台，加强通信能力。同时，将一部分设备器材运往成都国际电台支台使用。

1938年卢宗澄去成都建立国际电台。在此期间，他除完成国际通信业务外，还废寝忘食地研究设计了菱形天线的标准设计，绘制了各电路选用的通信频率图等，以满足通信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卢宗澄回到上海，继任国际电台管理工程师。除及时恢复上海至旧金山、伦敦、巴黎、莫斯科、日内瓦、雅加达、西贡以及香港、澳门等十几个电报电路外，还新辟了至孟买、科伦坡、布鲁塞尔、利马、悉尼、伊尔库次克等十几个电报电路；至马尼拉、旧金山和香港的无线电话电路也先后恢复，并进一步开放了至伦敦的无线电话和至美国的相片传真电路及节目传送业务，通信能力远胜战前水平，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国际通信的主权，从此，结束了外商垄断中国国际通信的历史。

建国后，1950年卢宗澄参加了邮电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无线专业会议，会议决定由上海国际电台支援筹建北京国际电台的工作。当时，卢宗澄参照国外发信台的情况，结合北京台的具体需要，提出了北京国际发信台的建设要点和集中监测控制室的平面图。会后返沪，具体设计了收发信台的集中监控系统，由上海国际电台制成并运京安装。这种在机房中间设置的集中监控室，当时并不多见，具有一定的先进水平。卢宗澄为开拓中国国际通信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9月底至10月上旬，卢宗澄代表中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美、英、法五国国际电信预备会议。会议根据战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讨论了关于1938年开罗会议通过的国际电信公约、国际无线电规则、国际电报规则、国际电话规则等修订的问题，并为即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会议、国际高频广播会议和国际电信全权会议作好准备。

1947年5月至10月，卢宗澄任中国总代表出席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会议和国际高频广播会议，并任中国代表出席国际电信全权会议。国际无线电会议于5月15日开幕，在开幕前的各国团长会议上，卢宗澄首先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应当作为会议的正式语言文字之一。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从本届会议开始，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会议及其他正式会议、国际电信全权会议等正式文件，都印有中文文本，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自从无线电通信开始以来，每个电台各赋予一个呼号以资识别。美、英、法、苏、德、意、日等国在战前都占有一个完整字母序列作为国际呼号，而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际地位低下，所以电台呼号只分配到“X”字母序列的一部分，不为人们所重视。在1927年华盛顿国际无线电会议、1932年马德里国际无线电会议和1938年开罗国际无线电会议上，中国电台呼号始终未能跳出“X”字母的范围。在此期间，由于国内通信事业的发展，以及卢宗澄积极参加国际无线电会议各组的工作，经过百般努力，几番周折，终于在1947年召开的这次国际无线电会议上，争得了国际呼号序列中整个“B”字母作为标志中国国籍电台的呼号，改变了过去只有部分“X”字母作为中国电台呼号的状况，为中国争得了权益和荣誉。这次国际电信全权会议还决定在国际电信联盟内增设一个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由11名委员组成，负责全世界无线电频率管理工作。委员是经过会议选举产生的，需要选出11个当选国，选派人员充任。因此，与会各国参加竞选异常激烈。由于卢宗澄的努力，中国以极大多数票当选。他再一次为中国争得了权益和荣誉。

通信设备的国产化是卢宗澄的一贯主张。旧中国的通信设备是很落后的，而且多系外国产品，“万国牌”的设备给中国带来维护上的困难和费用的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受帝国主义的封锁，短波无线电通信成为当时中国国际通信的唯一手段。此时，卢宗澄提出试制60千瓦大功率发信机的创议。1955年经邮电部上海电信局和上海邮电器材制造厂试制成功，全部元件国产化，实现了他的心愿。

从1957年起，卢宗澄担任了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组织领导邮电通信的科学研究与发展上，并从无到有地成立了科研机构，建立了严格的科研程序。在党的发展科学的方针指引下，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先后研制成功了报纸传真机、大通路电缆载波机、大通路微波机、纵横制市内电话自动交换机等设备，为中国邮电通信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通信设备的国产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数字微波、数字程控交换、光纤通信、卫星通信、数据通信等领域的科研工作，均先后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果，从而加强了通信建设。卢宗澄在整个科研工作中，积极发挥了技术业务领导的作用。

1981年春，卢宗澄亲自主持了微波1800路设备的鉴定会议。1981年秋，主持了中国电子学会与中国通信学会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的中国边远地区通信会议，会议通过了利用国际卫星组织的转发器，在国内进行卫星通信试验的建议。通过试验，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建立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奠定了技术基础。

卢宗澄不仅是通信科学技术的专家，而且也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在担任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通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期间，积极主持并努力参加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在担任中国政协委员时，曾提出加速发展中国卫星通信、城市电信管道建设纳入城市规划以及制定科研程序等提案，促进了中国通信建设的发展。

卢宗澄一生为人谦恭正直，淡泊名利，敬业乐群。他崇尚“律己从严，待人以恕”，对同事、同志和下属关心体贴，注意提携帮助，从不保守自傲。“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期间，他仍坚信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期间，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工作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直至晚年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邮电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的道德风范为后人树立了良好榜样。

1906年6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

1927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

1927—1928年任上海无线电制造厂工程师。

1928—1929年任上海无线电台工程师。

1929—1932年任上海无线电总台工程师、管理工程师。

1933年赴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制造厂实习和吉士福学院（ChelmsfordCollege）进修。

1934—1936年任上海国际电台工程师、工务主任。

19361949年任上海国际电台管理工程师（1938—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内迁成都、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946年赴苏联出席中、苏、美、英、法五国国际电信预备会议，赴瑞士出席国际电话咨询委员会会议并考察英国电信企业。

1947年任中国总代表出席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会议、国际高频广播会议，并参加国际电信全权会议。

1949—1951年任上海国际电台管理工程师，兼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9—1950）

1951—1953年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副局长。

1953—1955年任邮电部设计局副局长，兼北京电报大楼“005”工程总工程师（19541958）。

1955—1957年任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

1957—1983年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自1978年起兼总工程师。

1959—1988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至第六届委员。

1962—1985年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85年起为中国电子学会名誉理事。

1995年9月20日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