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以南约12公里处的卡若镇卡若村，占地面积约为3.8万平方米。

1977年，在卡若村的原水泥厂院内，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该遗址。

1978年5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发掘。

1979年5～8月，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2007年，西藏自治区自治区文物局委托北京古建筑研究院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整体规划，将其定性为遗址公园，总投资1.2亿元。根据规划，工程包括卡若遗址展示区、藏家民俗体验区、文化遗产博览园等项目。

卡若遗址，发现的房屋遗址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半地穴和地上房屋。半地穴房屋又可分为圆底、平底、石墙房屋三种。半地穴圜底房屋有圆形、方形两种，底部呈圆状，深12～54厘米。半地穴平底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种，深30～93厘米，面积5～25平方米。半地穴石墙房屋为半地穴砾石墙建筑，有方形、长方形两种；地上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种，面积20～30平方米，最大的一座双室房近70平方米；半地穴的居住面主要以草拌泥建筑为代表。

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有铲、斧、锄、犁、钻、锛、矛、镞以及切割器、刻刮机、砍砸器、敲砸器等。其原料为玛瑙、硅质石、燧石、硬玉、火山岩、流纹岩等。在这些石器中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大型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85%。出土的骨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少数为装饰品，有针、锥、斧、抿子、刀梗、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陶器均为夹砂陶，分夹砂和夹细砂两种。陶色有红、黄、灰、黑四种，以黄为主。纹线、方格、菱形、连弧、贝、圆圈及四方形纹。偶见简单花纹的彩陶，其中一种为罕见的双体陶罐。器类主要有罐、钵、盆、碗等，多属小平底器。

罐，侈口尖唇，短颈深腹，平底，口径11.6厘米、底径7.8厘米、高23.8厘米、胎厚0.6厘米，器身绘有粗绳纹，用夹砂红陶制作，近口沿处有穿孔两个。

卡若遗址的发掘证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将西藏历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同时也说明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文明主干。但卡若文化并非西藏高原一种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贝是卡若居民与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交换而得来的，这说明尽管西藏和其他地区之间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并不能断绝本地居民和其他民族的正常交往。同时也说明横断山区南北走向的6条江河把千万年来无法互相见面和交流的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在此连接起来，沿江、河而上的北方和南方各民族终于在横断山区相见、相交、相知、相融。因此，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康巴地区就形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多重性特点。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方的细石器文化、长江流域的粟米文化和南方的贝壳文化在此相遇；这一地理上的“横断”却“横断”成了不同特点的多民族、多文化形式。

卡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的迁徒及其与黄河流域等地的文化联系，特别是证明西藏远古时代有人类生存，并探讨藏族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卡若遗址是西藏自治区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在中国考古科学和西南边疆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卡若遗址在西藏的历史和考古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西藏的历史前推到了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就曾在这块土地繁衍生息；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卡若遗址文化就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的古文化以及云南境内的元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华远古文明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特殊地位。

卡若遗址对于研究藏民族历史、西藏高原人类史、西藏史前文化史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卡若遗址，揭示了西藏距今5000至4000年前的古人类生产、生活线索，比较完整地勾勒出藏东的生活方式，是研究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征、划分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区系、探讨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生业模式的重要遗址之一。

1996年11月20日，卡若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以南约12公里处的卡若镇卡若村。

昌都市内乘坐8路，在卡若遗址站下车步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