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桥市长》是英国小说家、诗人托马斯·哈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威塞克斯小说体系”中的一部，发表于1886年。

主人公亨查德原是个打草工，因醉酒将妻女出卖，事后追悔莫及，从此滴酒不沾，发奋致富，二十年后当上了卡斯特桥市长。后来，妻女回到了他的身边，发誓要补偿妻女幸福的亨查德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团圆幸福的生活，但灾难却接踵而至。由于刚愎、偏执，他与原来的助手兼合伙人唐纳德·法弗瑞闹翻，并在与法弗瑞的竞争中陷于破产，市长的职位被法夫瑞占有，当年出卖妻女的丑闻也张扬开去，而唯一令他感到慰藉的女儿伊丽莎白—简竟然是妻子与他人生的女儿。亨查德身败名裂，众叛亲离，最后在一所小屋里孤独凄惨地死去。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农村社会经济旧体制的解体使哈代在心理上处于矛盾状态。他对乡村的旧生活方式和田园风光有着深厚的热爱和依恋之情，他反对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也反对用新的生活方式取代旧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适者生存”成为成会社会发展的必然，因此哈代不得不理性地看待这一进步的意义。最终理性战胜了感性。

亨查德

从整个小说构思来看，亨查德是当时旧生产方式的代表，是当时宗法制度下传统农民的体现，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凭借自己多年来对谷物和市场的了解经营生意，并成为了卡斯特桥的市长。他身上具有传统农民的美德，如踏实努力，乐善好施。然而，当时的工业革命已影响英国农村，新的生产力开始出现，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渐斯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而这时的亨查德却一意孤行，按照自己老办法经营，如，用嘴讲生意，口算心记，粉笔来计算。而当时他的性格缺陷也暴露出来，他嘲笑法佛瑞的新机器。尽管亨查德乐替好施，为工人爱伯尔的母亲在冬天买煤取暖，却在公共场合惩罚爱伯尔不穿裤子以警示其早起，这些都体现了亨查德刚愎自用，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等性格缺陷，为其被新生产力取代，造成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

法弗瑞

而小说中另一位核心人物则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法弗瑞，他身上则集中体现了与旧势力代表的亨查德相反的品质，他受过良好教育，对粮草这一行很熟悉，当事情陷入困境时，积极为其解决问题。在品格方面，他礼待人，遇事冷静，耿直大方。而其中最为重要一点则是法弗瑞有着先进的管理理念，掌握市场行情，这便是其在最后打败对手亨查德的原因，而法弗瑞身上所具备的能力则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由此也说明，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对达尔文进化论和叔本华内在意志力的理解，哈代认为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足必然的，而这一过程中必然有冲突和矛盾，并伴随着牺牲的悲剧，然而这是宇宙“内在意志力”的运转，并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只有掌握和服从这一规律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进而体现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伊丽莎白—简

伊丽莎白—简是亨查德的妻子卖给水手后生下的女儿，她命运坎坷，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爱人的背弃，她一直坚毅地生活着，对亨查德的关怀和对法弗瑞的爱慕始终如一。对于生活，她的态度实际而通透：所谓幸福不过是一部完整而又痛苦的戏剧中一段偶然的插曲而已。哈代以伊丽莎白—简幸福的家庭生活为小说作结，寄寓着面对命运交错的生活的坦然态度。

现实悲剧

《卡斯特桥市长》创作于1884—1885年，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体系中的一部重要之作。作品中融入了希腊酒神原型，以及俄狄浦斯王悲剧模式。与维多利亚时期同类作品相比，《卡斯特桥市长》不再拘于传统小说的善与恶的主题，而是努力探索人物形象、人格的双重性与复杂性。这是一部具有《俄狄浦斯王》或《李尔王》式的悲剧性作品，亨查德的失败与法尔弗雷的成功，不仅仅是人物性格较量的结果，而且是维多利亚商品经济时代精神对古老传统骑士精神的颠覆与取代。

这部小说整个重要线索都体现了达尔文主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原理。哈代阅读了当时对宗教大不敬的达尔文主义相关书籍和斯宾塞相关论著，哈代接受并支持这些观点和思想，开始对自己所笃信的宗教产生了怀疑。

《卡斯特桥市长》并不是完全遵守传统悲剧的模式，而是有着现实基础。哈代本人也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承认，创作这部小说是受到当时多彻斯特当地真实历史上的三件事件的启发，即变卖事件，废除谷物法中对收成的评断以及王室成员的来访。而小说的现实材料最后以悲剧的形式来收场，这也表明了哈代对当时新出现事物中所存在的矛盾并不乐观，他把现实事件都已悲剧的形式来结局，表明了哈代直面矛盾和揭露矛盾的决心。

男权意识

《卡斯特桥市长》作为哈代的成熟作品，以男性亨查德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他几乎控制了其他人物的命运，上至妻儿，下至仆役，这是男权社会和家长制的代表，而哈代通过创作亨查德这一人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批判传统思想对女性的侵害。然而身在男权社会的哈代，已潜移默化地体现了自己的男权意识。出此，不论如何定位哈代的男权或女权，我们都不难看出，作为男性的哈代，一直关注和同情着女性，他并未创作完美的性别对象，而是陈述社会现实；向时，哈代的男性意识又不自觉地影响了他对女性的认识和理解，在创作中无法摆脱传统男权中心的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哈代作为男性作家，以自己作品引发了人们对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关注。

环境描写

整部小说以卡斯特桥为中心，叙说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际遇，对“威塞克斯”地方的生活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描摹。无论是对“威塞克斯”地方的生活、风俗、经济、政治的勾勒，还是对生活其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抒写，都奠定了整个“威塞克斯小说”的基调。

偶然事件

与哈代的其他不少小说一样，整个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仍然依托于偶然性，这也体现出哈代认为命运无常的哲学观点。苏珊找到亨查德是因为偶然遇见了当年的卖粥妇人，而也正是这卖粥妇人后来在法庭上揭出了亨查德卖妻的丑闻。露赛塔在等待亨查德的时候，意外见到法弗瑞，两人开始交往。亨查德几度打算将他和露赛塔交往的信件归还，都因为阴差阳错而失之交臂，最终因此导致了露赛塔的不幸去世。凡此种种，偶然事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哈代在呈现这种偶然性的时候大多描写得令人信服，但全书中过多的偶然事件无疑削弱了故事的可读性，这可能也是小说初版销量不佳的原因之一。

人物形象

《卡斯特桥市长》作为悲剧小说，则以一幕荒诞无稽的开场开始，作为一名做苦工的割草工人亨查德，终日酗酒，在粥店偷喝烈酒后，在醉醺醺的情况下以五个几尼把自己的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卖给了不知名的水手。而这一荒唐的行为和开场便奠定了亨查德的悲剧，由此便可以推断出其做事武断，缺乏思考的性格。在卖掉妻儿后，第二天早上，亨查德便去了教堂，发誓要戒酒二十年，用这种办法来惩罚自己，并向他所犯的罪行请求赎罪，这时他感到“有某种力量在同他作对”。而这种力量使是道德，而亨查德就像传统悲剧中的浮士德、俄狄浦斯和李尔王一样在痛苦和悲哀中发现道德力量的存在，并不断受到道德力量的鞭挞。

而《卡斯特桥市长》中亨查德的悲剧则可以归纳为三个因素，首先，来自社会的悲剧，亨查德刚愎自用，不肯接受新鲜事物，无法与社会同步，必然遭遇到社会淘汰造成悲剧，这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第二，是来自道德约束力的惩罚，小说开场中亨查德荒唐的行为为自己将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最后，通过《卡斯特桥市长》这部小说，哈代也支持了“性格即命运”这一论断。亨查德拒绝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法弗瑞的建议，反对伊面莎白的提议。由此看见，哈代《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并不是一单纯现象的悲剧，而是有众多因素引起的，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哈代是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并不一味悲观看持事物，而是全面分析矛盾，找出矛盾所在，引起注意以解决这些矛盾。然而，哈代却并未意识到这些悲剧的社会根源，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所以，在他的创作中往往被命运，天意和巧合所统治，流露出了自己的无奈和悲观。这也是众多评论家对哈代“悲观主义作家”身份的定位。

哈代在创作亨查德这一人物时，并不像其他小说人物，如裘德、苔丝、游丝塔西雅等，他们的命运主要受到了环境的限制。而亨查德这一人物与环境的摩擦、冲突的过程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性格弱点：早年，嗜酒成性，卖妻卖女。中年，事业有成时，刚慎自用，暴躁的脾气使得一生的事业毁于一旦。在处理商业伙伴法弗瑞、妻子苏珊、继女伊丽莎白—简、情人露塞塔等人关系时，因自身性格缺点而造成失误。而哈代创造的亨查德隐射了人类性格与环境命运的关系，也印证了“性格即命运”这一命题。小说中主人公亨查德的命运是这样安排，倔强，刚愎自用，不肯接受新兴事物，闭关自守，最后只能落得悲惨的地步。

作为哈代的重要小说之一，《卡斯特桥市长》一直是评论家热爱的话题。对哈代小说的讨论几乎无法绕开这部作品。在哈代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卡斯特桥市长》具有特殊的地位，卡斯特桥市长亨查德独特的性格魅力也让他成为哈代小说中最吸引读者和评论家的人物之一。尽管《卡斯特桥市长》不是评论界认定的哈代最出色、最重要的作品，但却一直得到评论家的青睐。从早期的形式主义批评，到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直到文化批评和跨学科研究，这部小说一直是各种理论的练兵场，博得不少哈代研究者的关注。

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读完《卡斯特桥市长》，亨查德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我在这部作品中不断获得愉悦和前进的力量。”

英国评论家和作家威廉·夏普：亨查德是哈代所塑造的著名的形象之一。

《威斯敏斯特评论》：《卡斯特桥市长》是继《远离尘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在描写人物和环境方面，它们都有着同样完美无缺的艺术，有着同样娴熟的技巧和生动的描写，有着同样巧妙的幽默暗流，而这一切又构成哈代富有魅力和个性的整体。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作家。生于农村没落贵族家庭。1861年去伦敦学建筑工程，并从事文学、哲学和神学的研究。当过几年建筑师，后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道德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带有悲观情绪和宿命论色彩。晚年转向诗歌创作。代表作为两部长篇小说：《苔丝》和《无名的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