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活人书》是北宋大观元年撰写的图书，作者是朱肱。

《南阳活人书》 《伤寒类证活人书》 《无求子伤寒百问》

朱氏指出对于《伤寒论》“世人知读此书者亦鲜，纵欲读之，又不晓其义”，为使仲景之书“易晓而喜读”，故撰《南阳活人书》以阐发之。

现存宋刊本《重校证活人书》、元刊本《增注类证活人书》、《医方类聚》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万历四十四年徐镕刻本等。

南宋王作肃在《南阳活人书》基础上，又博取前代数十家著作之要义，作为附注，参合于各条之下，名曰《增释南阳活人书》。明朝万历年间，王肯堂等对《增释南阳活人书》加以校勘，收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书首题名为《增注无求子类证活人书》，但未提王作肃增注。

朱肱，字翼中，自号无求子，浙江吴兴人。北宋元祐三年(1088)进士，徽宗朝授奉议郎，医学博士等职，人称朱奉议。他精研《伤寒论》数十年，为当时著名的伤寒学家，因仲景居南阳，华佗称《伤寒论》为活人书，所以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称为《南阳活人书》，即《类证活人书》(原名《无求子伤寒百问》，公元1118年重刻时更名)。全书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设为问答的形式，阐述伤寒证治的异同，使人明白易晓，对推广仲景学说的实际应用，贡献很大。宋孝宗时，李先知根据该书旨意，撮其机要，错综成文，一证一歌，著成《活人书括》，则更为普及、流传，其影响之大，正如《医剩》所云：“宜乎世之言伤寒者，至知有《活人书》，而不知有长沙之书也。”

序

伤寒诸家方论不一，独伊尹仲景之书，犹六经也。其余诸子百家，时有一得，要之不可为法。又况邪说妄意，世业名家，规利虽浓，因果历然。特以伊尹汤液、仲景经络，常人难晓。士大夫又以艺成而下，耻而不读。往往仓卒之际，束手待尽，卒归之于命而已。世人知读此书者亦鲜，纵欲读之，又不晓其义。况又有好用凉药者，如附子硫黄，则笑而不喜用，虽隆冬使人饮冷、服三黄丸之类；有好用热药者，如大黄、芒硝．则畏而不敢使，虽盛暑劝人炙煅、服金液丹之类。非不知罪福，偏见曲说，所趣者然也。阳根于阴，阴本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是故春时气温，当将理以凉；夏月盛热，当食以寒。君子扶阴气以养阳之时也。世人以为阴气在内，反抑以热药，而成疟痢、脱血者多矣。秋时气凉，当将息以温；冬时严寒，当食以热。君子扶阳气以养阴之时也。世人以阳气在内，乃抑以凉药，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本逆根，岂知天地之刚柔，阴阳之逆顺，求其不夭横也难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书，稍别阴阳。知其热证，则召某人，以某人善医阳病；知其冷证，则召某人，以某人善医阴病。往往随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晓者，道听泛请，委而听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讷、林亿、孙奇、庞安常，皆 于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诮且骇也。仆因闲居，作为此书，虽未能尽窥伊尹之万一，庶使天下之大，人无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晓而喜读，渐浸积习，人人尊生，岂曰小补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学人不以为鄙，然后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

大观元年正月日．前进士朱肱序．

仆乙未秋，以罪去国。明年，就领宫祠以归。过方城，见同年范内翰云活人书详矣，比百问十倍，然证与方分为数卷，仓卒难检耳。及至濉阳，又见王先生活人书，京师、京都、湖南、福建、两浙、凡五处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错误颇多。遂取缮本重为参详，改一百余处，命工于杭州太隐坊镂板，作中字印行，庶几缓急易以检阅。然方术之士，能以此本游诸聚落，悉为改证，使人读诵，广说流布，不为俗医妄投药耳，其为功德，获福无量。

政和八年季夏朔

朝奉郎提点洞霄宫朱肱重校证．

序

余顷在三茅，见无求子伤寒百问，披而读之，不知无求子何人也。爱其书，想其人，非居幽而志广、形愁而思远者，不能作也。惠民忧国，不见施设，游戏艺文，以阅岁月者之所作乎？逃世匿，抗心绝虑，灌园荒丘，卖药都市者之所作乎？颠倒五行，推移八卦，积功累行，以就丹灶者之所作乎？不然，则穷理博物，触类多能，东方朔者耶？浩歌散发，采掇方技，皇甫谧者耶？周流人间，卫生救物，封君达者耶？前非古人，后无作者，则所谓无求子者，余不得而知也。三茅三年，挟册抵掌，未尝停手，所借以全活者，不知其几人也。惜其论证多而说脉少，治男子详而妇人略，铢两讹舛，升掬不明，标目混淆，语言不通俗，往往闾阎有不能晓者。此余之所以夙夕歉然者也。今秋游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议。泛家入境，相遇于西湖之丛。因论方士，奉议公乃称贾谊云，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医卜之中，故严君平隐于卜，韩伯休隐于医。然卜占吉凶，医有因果，不精于医，宁隐于卜。班固所谓有病不治得中医，盖慎之也。古人治伤寒有法，治杂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后，孙真人作千金，陶隐居作集验，元晏先生作甲乙，率着方书。其论伤寒活法者，长沙太守一人而已。华佗指张长沙伤寒论为活人书，昔人又以金匮玉函名之，其重于世如此。然其言雅奥，非精于经络，不可晓会。顷因投闲，设为对问，补苴缀缉，因出以相示。然后知昔之所见百问，乃奉议公所作也。因乞其缮本，校其详略，而伤寒百问，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谓歉然者，悉完且备。书作于己巳，成于戊子，增为二十卷，厘为七册，计九万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书者，虽在崎岖僻陋之邦，道途仓卒之际，据病可以识证，因证可以得方，如执左契，易如反掌。遂使天下伤寒，无横夭之人，其为饶益不可思议。昔枢密使高若讷作伤寒纂类，翰林学士沈括作别次伤寒，直秘阁胡勉作伤寒类例，殿中丞孙兆作伤寒脉诀，蕲水道人庞安常作伤寒卒病论，虽互相发明，难于检阅，比之此书，天地辽落。张长沙，南阳人也，其言虽详，其法难知。奉议公祖述其说，神而明之，以遗惠天下后世。

一、从经络辨病位

《伤寒论》三阴三阳证治各篇没有明确提出“六经”或“经络”的概念，每篇之首也只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并非辨太阳经病，辨阳明经病……。朱氏提出《伤寒论》三阴三阳即足之六经，即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并用此六条经络的循行及生理特点来解释伤寒三阴三阳病证的发生、传变与转归机理。他指出：“足太阳膀胱之经，从目内眦上头连于风府，分为四道，下项并正别脉上下六道以行于背与身为经。太阳之经为诸阳主气，或中寒邪，必发热而恶寒。缘头项腰脊，是太阳经所过处，今头项痛，身体疼，腰脊强，其脉尺寸俱浮者，故知太阳经受病也”，“足阳明之经，从鼻起夹于鼻，络于目，下咽分为四道，并正别脉六道上下行腹纳维于身。盖诸阳在表，阳明主肌肉，络于鼻，故病人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其脉尺寸俱长者，知阳明经受病也。”其余诸经也是如此地运用经络理论阐述病证机理的。由于朱氏以足六经论三阴三阳，后来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伤寒三阴三阳病为“六经病”“六经病机”“六经辨证”。这就是《伤寒论》的“经络说”。

朱氏不仅用“经络说”解释单个症状发生的机理，也以之解释由多个症状组成的证候的机理。例如，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腰背痛等，这些症状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构成太阳表证，就是因为这些症状都发生在足太阳膀胱经脉循行的部位；当然，只要看到由这些症状构成的证候，也就知其病位在足太阳膀胱经。由此可见，朱氏“经络说”的实质，是力图阐明伤寒病证的定位问题。所以，他强调：“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阳，反攻少阴，证是厥阴，乃和少阳，寒邪未除，真气受毙。”朱氏在比较正确认识六经病机的基础上，根据《素问·热论》六经病证，结合《伤寒论》条文所载，提出辨识六经为病的证候指证：“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则知病在太阳经也。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则知病在阳明经也。胸胁痛耳聋，口苦舌干，往来寒热而呕，则知病在少阳经也。腹满咽干，手足自温，或自利不渴，或腹满时痛，则知病在太阴经也。引饮恶寒，或口燥舌干，则知病在少阴经也。烦满囊缩，则知病在厥阴经也。”并设问答六题，补充了六经的脉候。这些论述对后世立六经“提纲证”有很大的启发。

伤寒六经方证的本质问题，是论中最关键的问题。朱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探讨，畅发了自己的见解，打开了后世医家研究伤寒的思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论争，推动了仲景学说的发展。

二、脉证合参辨病性

朱氏在分经辨证以定病位的同时，又十分重视病证的定性问题。他强调表里虚实阴阳是伤寒辨证的大纲，尤其是阴阳两纲最为重要。因为对一个病证分清了阴阳，就明确了病机性质和治疗的大方向，方向对头虽不中不远矣；方向错了就根本错了。所以，他强调：“治伤寒须识阴阳二证”；“治伤寒须辨表里，表里不分，汗下差误”；“治伤寒先须识脉，若不识脉，则表里不分，虚实不辨。”在具体辨别病性时，他主张必须脉证合参，说：“大抵问而知之以观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内，证之与脉不可偏废。”他明确指出各种脉证一般的阴阳表里性质，说：“阳行也速，阴行也缓……阳候多语，阴证无声；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夜争。阴阳消息，证状各异。然而物极则反，寒暑之变，重阳必阴，重阴必阳，阴证似阳，阳证似阴，阴盛格阳，似是而非，若同而异。”“况伤寒尤要辨表里，脉浮为在表，脉沉为在里；阳动则有汗，阴动则发热；得汗而脉静者生，汗已而脉躁者死；阴病阳脉则不成，阳病阴脉则不永。”并将常见的主要脉象，按阴阳表里进行分类，所谓“七表阳也”，即“浮芤滑实弦紧洪属于表”；“八里阴也”，即“迟缓微涩沉伏濡弱属里。”他的此种分类竟成为后世论脉分纲领的先驱。

朱氏认识到，有些病证性质的判断主要决定于脉诊，所以十分重视切脉。他举例说：“病人心下紧满，按之石硬而痛者，结胸也。结胸证于法当下，虽三尺之童，皆知用大黄甘遂陷胸汤下之。然仲景云：结胸脉浮者，不可下，下之则死。以此推之，若只凭外证，便用陷胸汤则误矣。”此例见于《伤寒论》132条，其135条则云：“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可见凭脉象断病性定治法，是《伤寒论》的重要方面。朱氏根据“仲景犹诮当时之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不重视脉诊的时弊，强调“治伤寒先须识脉”，主张脉证合参，是符合仲景“平脉辨证”精神的。

三、正病名以辨病证

朱氏认为：“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则事成，又况伤寒之名，种种不同，若识其名，纵有差失；功有浅深，效有迟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湿药；湿温乃作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他所论述正病名的问题，实际上强调了病证的鉴别诊断。因温病与伤寒的病因病性、传变转归迥然不同，而温病中又有风温、湿温、温疫、温疟、温毒等区别，确定了病名，也就认识到该病的病机性质与证候演变的一般规律，治法遣方的大方向就不会错了。所以他说：“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而处病不差矣。”注意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通过辨病以达到辨证的目的，是很可贵的。书中详论了伤寒与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风湿、湿温、痉病、温毒，以及痰证、食积、脚气等病的鉴别诊断。而寒温有异则是后世温热学派加以探讨和发扬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氏对寒温异趣，早具卓识。

四、论方药加减并补其不足

朱氏在其书中提出一百个问题详论有关伤寒脉证治法之后，又别开生面，以方类证，详述方药的加减之法。例如桂枝汤，他将《伤寒论》中所有应用此方治疗的条文证候均汇列于下，使人读后能对桂枝汤的适应证有完整的认识。其它诸方亦复如此。这是朱氏研究《伤寒论》的又一个创见。后来徐灵胎、柯韵伯治伤寒也深受其影响。

朱氏主张遣方用药，应方证相合，将药合病，灵活加减，不可执方疗病。他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伤寒有证异而病同一经，药同而或治两证，类而分之，参而伍之。审知某证者，某经之病；某汤者，某经之药，然后用之万全矣。又况百问中一证下有数种药方主之者，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他以下利而心下痞为例，如十枣汤、大柴胡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赤石脂禹余粮汤、桂枝人参汤皆可治之，但这些方药有寒热温凉之异，必须与证候的寒热虚实相符合，才能用之有效。但是，“仲景伤寒方一百一十三道，病与方相应，乃用正方，科有差别，即随证加减。”所以他强调方药要灵活加减，以药合病，如执方疗病，必定陷于“学方三年，无病可医，疗病三年，无方可治”的困境。他说：“不知执方疗病，或中或否，不知加减，移咎于方，古人用药，如斗运转，故攻病的而取速效，一服知，二服愈。”对于如何进行加减，他举例说：“假如理中丸证，肾气动者去白术；小柴胡汤证，小便不利者加茯苓，盖脾恶湿，肾恶燥，白术治湿，茯苓利水，故肾气动者去白术，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以此推之，然后知不可执方疗病，须是随证加减。”从此例示范性加减法说明，朱氏主要是着眼病机增损方药，这是高人一筹之处。

朱氏认为，《伤寒论》不能包罗万有，治一切疾病。他指出：“仲景药方缺者甚多，至如阴毒伤寒、时行温疫、温毒、发斑之类、全无方书。”于是，他从《外台》《千金》《圣惠》等书中，选录有方剂一百余首，补而备之，大大丰富了伤寒方药的内容。尤其是他认识到妇人与小儿的体质特点，提出妇人伤寒与小儿伤寒遣方用药应注意之点，是仲景所未备。例如，他治小儿伤寒无汗、头疼发热恶寒，用麻黄黄芩汤；治小儿伤风有汗，头疼发热恶寒，，用升麻黄芩汤，就注意到小儿易虚易实的生理特点。

《南阳活人书》，宋·朱肱撰，成书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共22卷。初名《无求子伤寒百问》，后又名《伤寒类证活人书》等。本书以问答形式设为100问，对伤寒病的病因病机、鉴别诊断、治法方药等多有精妙的发挥。朱氏认为，研究《伤寒论》首先应明确六经的实质，提出《伤寒论》之六经乃为“足三阴三阳经脉”，故常用此六经的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来解释伤寒六经病证的发生、传变及转归。在伤寒辨治方面，朱氏既强调辨证，注意分辨各证的阴、阳、表、里；同时也重视辨病，列举了伤寒、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痉病、温毒等各种外感病。另外，本书不仅对原《伤寒论》方药的应用进行了发挥，而且还选取了《千金》、《外台》、《圣惠方》、《金匮玉函经》中126首方剂，以补原书证治的不足。

清代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评价本书：“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然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析，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