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铜北运，是清雍正、乾隆直到光绪、宣统几个朝代的要政之一，时间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近185年，其中雍正四年至咸丰年间近130年为鼎盛时间，很多年份运量在600万斤以上，运量最大的年份可达797万斤。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满清皇帝汲取了前朝各种货币混用，导致国家金融混乱的货币制度教训，取消了纸币，只准使用银币和铜钱，一两银子兑换1000枚铜钱，使铸钱所需的铜量大大增加。但当时的大清王朝并不敢轻易在各地开采铜矿，担心大量开矿会聚集众多劳动力，形成反清复明势力。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开始，铸钱量就逐渐低迷，数十年内都无法达到顺治年的高峰水平。延至康雍交替之时，宝泉局甚至一度陷入无钱可铸的尴尬。清朝的前期实行了收集前朝旧铜钱和百姓家中的铜器回炉融化来铸造铜钱。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开放，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来自日本，进口量常年维持在二、三百万斤，最高时甚至达到七百万斤。这一可观的输人数量主要是由于日本的铜价低廉，品质又优良，通过海运输往中国的交通成本也并不高，从而形成铜币鼓铸“惟需东洋条铜”的严重局面好景不长的是，17世纪初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日本船只严禁出国，偷渡者也被一律处以死罪。

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后，日本开始限制中国船只入港，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自然也采取保护措施，严禁出口，使得从日本输入的铜料逐年下降，只够需求的一半之数，另一半“实属无从采买”，至道光年间只剩60万斤左右。为了弥补铜料不足解决铜荒而从其他国家进口铜料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标志着以洋铜进口为依靠的铜政难以为继。历史记载，会泽铜的开采、冶炼、铸币历史至今已有3200多年。东汉时期，会泽铸造锻打的“堂琅铜洗”已是闻名遐迩。到了明朝，会泽又进人规模化的铸币时期，产铜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现存于会泽江西会馆中的“嘉靖通宝”大铜钱就是例证。

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即下令“云南开局铸钱”，以就地拔充云南驻军所需的兵饷。云南铜矿的产量达到750万斤，除了解送充京局鼓铸、各省采买及本省鼓铸以外，尚余300万斤。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向康熙帝上的《筹滇理财疏》，内中提出四条理财之策，头两条就是“广鼓铸”和“开矿藏”，认为以滇铜之饶，如果在此增炉鼓铸，既可以解决云南驻军兵饷之不足，政府也可通过对铜矿实行“每十分抽税二分”的政策获取20%的矿税收入，其余息还可作为财政收入上缴。经云贵总督尹继善上疏建议并经九卿议定，除江浙两省因地理便利而仍从海外采购洋铜用于本地鼓铸之外，所有解京铜额一概改为滇铜。

¨第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又就滇铜京运事宜作了奏报，清廷在其奏报基础上制定云南运铜条例，就中对滇铜京运的数量、期限、损赔等事项都做了规定，确定以四百余万的定额作为“正运铜斤”，另给云南加派一百七十万零

四千斤作为“加运铜斤”，这两种铜斤又都另外加上数额不等的“耗铜”。正、耗、余三项总计每年高达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的滇铜，每年经由云南主要铜厂转运四川I，再经长江、运河分送工部宝源局与户部宝泉局，作铜钱铸造之用。乾隆四年(1739年)起，这个数额成为定例。

南铜北运的线路以会泽和东川矿区为起点，经四川泸州，顺长江过湖北、湖南，到杭州，抵天津、进北京，沿途需要经过八个省，一个来回最快需要19个月，办结所有手续要两年以上。清代学者严中平在《云南铜政考》一书中曾计算过，南铜北运，陆路2200余里，水路8200余里，全长在万里之上。

雍正12年，清朝政府在会泽建立了第一个宝源局，也就是铸币厂，就地开采铜矿铸成铜币运往各地平息钱荒。乾隆年间，经济发展达到鼎盛，中国一度成为全世界同期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货币的流通量更大了，于是在会泽又建立了宝源新局。为了把会泽地区产出的大量铜料顺利运往京城，乾隆皇帝公开颁布了《云南运铜条例》，并对朝廷的铜料采购工作做出重大调整，认可京城铸钱局所需的铸币铜料全部以滇铜为主。于是，云南东川府会泽地区的经济发展步入辉煌鼎盛时期，成为了清政府“铜政”下的“特区”。铜业政策大大放宽，朝廷把采铜和炼铜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给商人做了。

阮元的《云南通志稿》称：清代，东川府一带山区，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铜矿。乾隆三十三年，山上的铜矿达38家。大的铜厂有矿工数万人，最大的汤丹矿铜厂，矿工多达十余万。每年额定运交京师滇铜600万斤，是当时中国名副其实的铜都，被称之为“万里京运第一城”。

南铜北运不仅大大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云南地区、长江地区、运河两岸的交通与城镇的发展。滇铜主要产区的滇东北一带地理和人文条件都很复杂，例如京运主要铜厂之一的汤丹，“铜厂矿井一般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先要运到附近仅4公里、海拔1100米左右的小江河谷，落差巨大，在没有现代索道运输的条件下，山路盘折，可能多靠滑道、背负和驮马运输， 艰辛之状，可以想见。”而正是出于运输滇铜的目的，清政府才着力修治滇东北地区通往各地的交通道路。